敔簋
        “敔”簋,青铜器,西周晚期,通高25.8厘米、口径22.7厘米,1990年平顶山应国墓地M95出土。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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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姓名:    张俊儒
作者简介:

 

        张俊儒,男,吉林大学博物馆学专业学士,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馆员,主要从事夏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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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河南平顶山滍阳镇北滍村砖瓦厂在取土时发现了一批应国和邓国的青铜器,应国墓地遂被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省文物工作队和平顶山市文物局在北滍村的滍阳岭上发掘应国墓葬300余座。“敔”簋出土于应国墓地M95之中,共4件,大小、形制和纹饰近同。

        “敔”簋分盖、身两部分。器盖呈穹窿顶状,顶部有圆形捉手,盖边有微子口;器身母口微外撇,鼓腹下垂,近平底,圈足外撇且有向下折边,圈足上附着三支足。器腹有对称的两兽首状耳,耳下有钩形垂珥。盖与器腹各饰浮雕波曲纹带一周;盖近口处、器身口下和圈足各饰凸弦纹一周;两兽首状耳兽头为浮雕,兽角宽大立于头上,圆眼突起,高长鼻子,尖牙,弯曲呈半环状的兽身和垂珥用阴线简单勾勒出图纹;三支足也做兽状,突出于圈足外;器外底的圈足内饰用阳线勾勒的斜方格网纹。器内底和盖内有相同铭文二十七字:“唯八月初吉丁丑公乍敔尊 敔用易眉寿永命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图一)

图一 “敔”簋器盖铭文

        “敔”簋器盖和器身的纹饰采用浮雕粗线条勾勒纹饰的主体,粗线条上再用细阴线通过弯转勾曲刻画出图案。器盖和器身的波曲纹既有相似,也有不同。器盖波曲线两波峰间的纹饰和器腹的纹饰相同;器盖两波谷之间的纹饰与器盖波峰之间以及器腹的纹饰有明显的区别,即器盖波谷之间的纹饰多出了一个竖条装饰。尽管只是在波谷之间增加了一个简单的竖长条,但却显示出敔簋作器者高超的纹饰设计水平以及驾驭能力。盖呈穹窿状窿起,在布局纹饰时,若在波峰间和波谷间布施同样的纹饰,必会导致波峰间纹饰紧凑、波谷间纹饰稀疏。为了使波曲纹的粗线条之间的空隙均匀分布,在纹饰稀疏的波谷间增加一个合适宽度的竖长条,不仅能解决纹饰布局的匀称性,而且还能避免器物纹饰的千篇一律,进而增加器物的的美观度。

        “敔”簋分盖、身两部分,说明两者是分别由不同的范铸造而成。簋身腹部与两兽首耳交汇处有明显的缝隙(图二),而且簋腹内部此位置光滑平整,外部纹饰连贯流畅,没有范痕。因而推断敔簋的器身部分不是一次铸造成形,而是分步多次铸造而成。首先分别制作双兽首状耳和无耳簋身的模范,然后先浇铸无耳簋身。待无耳簋身冷却成型后,再将已经做好的兽首耳范安装固定在耳部位置,再次浇铸铜液形成双耳。耳与簋腹靠提前留置的榫卯来固定。因簋身内壁光滑平整,由此推断,在浇铸簋身时,在簋腹相对应的耳部位置留有榫头,而在兽首状耳上留出卯孔。在浇铸兽首耳时,铜液流入卯孔部位与已成形的簋身榫头扣合,进而起到固定作用。簋的三支足底有明显的浇铸口痕迹(图二),说明簋身在浇铸时是器口在下、三足在上的放置方式。

图二  耳、身接缝、浇铸口和网纹示意图

        “敔”簋盖、身有对铭二十七字:唯八月初吉丁丑公乍敔尊簋敔用易眉寿永命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铭文中不仅有作器者和器物赠送者“公”,而且还提及有受赠者“敔”。这为我们确定墓主身份具有重要的意义。厉王时期的十月敔簋的铭文中也提及到“敔”,而且还记录“敔”因追击讨伐来犯成周的南淮夷之敌荣立战功受到赏赐这一事件。因“敔”簋的制作风格与此时期一些铜器的制作风格一样或近似,故而推测“敔”簋也是厉王时期或近与厉王时期的文物。那么“敔”簋铭文中记录的“敔”和十月敔簋中记录的“敔”极有可能为同一个人,因受周王命追讨南犯之敌而得到赏赐,后成为应国的国君。“敔”簋铭文中的“公”可能是其祖辈、父辈的应侯[1]

        总之,“敔”簋造型浑厚稳重,纹饰粗狂有力,铭文十分重要、范铸逻辑清晰,是西周晚期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