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青铜器上常铸或刻有文字，这些文字通常称为“铜器铭文”，宋代开始也称其为款识，而文字研究家们则称之为“金文”、“钟鼎文”。 过去，尤其是清代末期的考据家们对于青铜器的断代多依据于铭文。不少的收藏家们也偏爱铭文。解放前故宫博物院对于青铜器的收藏就偏重于铭文，这虽然有失偏颇，但铭文也确实价值不低，内涵深远。
    铜器铭文是中国书法艺术中重要的篇章，它上承甲骨文，下启篆、隶、楷，其字体构造，有象形、指示、会意及大量的形声字，而内容更准确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内容，如“利按”，有大篆字体的铭文4行32字，记载了武王伐商的史实，留下了牧野之战的准确时间；“馓匪”器内和盖上共铸有铭文157字，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一篇内容完整的法律判决书，它再现了西周时代法律诉讼和审判情况，反映了西周时代的刑法和狱讼盟誓制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再如“毛公鼎”，有铭文499字，是现存的人类最早、最美的庙堂典章文学；西周“散氏盘”，有铭文357字，是我国日前发现的最早的外交和约文件；其工时代的“史墙盘”，有铭文284字，是一首关于家史的叙事诗。
    铭文，包括字体、文例、制度，各时代都有其定制，但也并不是固定的，有时在其某一方面是当时的特色，而另一方面叉沿袭旧制，或者摹仿前代甚至前数代，这时要为器物断代，就还得依据纹饰、形制等方面的资料了。
    商代的铭文多是一至五六个字，一般就记作器的人和为某人作的器。作器的目的以祭祀、赏赐为多，所记的事很多奥晦难明，如 司母戊鼎内腹壁就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此三字的意义何在？目前学术界就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认为此鼎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铸造的“司”可释为职司、官司、典司；另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一个氏族的名称；第三种意见则把“司”解释为“呞”，即祭祀之意。商代铭文的字体有雄壮和秀丽两派，都有着古朴、和谐的美感。周初铭文承袭殷商，铭文内容多为记载祭祀、赏赐和作器者，后来文字慢慢增多，所记的事也渐渐繁琐超来，文字则仍然非常古奥，不易解释。字体则笔画锋锐，气魄雄伟，有商代雄壮与秀丽的余意。到西周中期，文辞也多为纪事，而铭文字体开始变体，不再锋芒毕露，字体变小，行路紧凑。西周后期，铭文内容更长，如散盘长达357字；这时的铭文字体卤为字数增多，排列也渐趋整齐，字体更趋于圆润、典雅，不露锋芒，但气魄仍存，且竖笔常呈上下等粗的所谓“玉柱体”，精致娴熟，书艺绝伦，达到了金文的成熟阶段。这时的毛公鼎，铭文内容长达500字，字体正统，被称为古籀的典型，文辞典雅、高古，是两周金文中的最精湛者。战国时代，铭文内容则多为记载铸器年月，监造处所，工官名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