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流经中国陆地三大阶梯，沿途汇入众多支流，东入大海。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孕育出来的黄河文化，融汇了兼收并容的恢宏气度、天人合一的东方境界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玉”在中华文明体系中是神圣和永生的象征，折射了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和审美取向。中国先秦以铜为“金”或“吉金”，青铜器在中原王朝是礼制的载体，是权力与等级的象征。秦汉以后，黄金以其珍稀和不朽的象征，逐渐在高端制器中广为使用。
作为黄河文化重要物质载体的金玉特种工艺器，体现了东西文化的双向交流，工艺技术相互借鉴，使用理念渐趋同化，蕴含着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文化内涵。展览汇聚了沿黄九省区23家文博单位的文物精品近300件，时代跨越近4000年，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创新活力和卓然智慧，使人们在品鉴器物之美、技艺之美、匠心之美、文化之美的同时，倍感中华民族的文化厚积与自信。
金玉组合使金、铜的光芒毕现与玉石的莹质凝辉相映成趣，并融合了两者的神圣性与礼制功能。国家诞生初期，绿松石为代表的广义玉石具有广泛的宗教神圣性和社会意义，发挥着具有权力象征的重要作用，从夏代“金声玉振”的灵魂飞升到商周铜玉兵器的威严森森，皆是这种功能的体现。东周以后，古人审美经历了从神圣华贵之美到奢侈华丽之美的转变，绿松石神圣性渐失，多以和田玉为主的真玉以及宝石类与黄金组合，淋漓地演绎了奢华之美。
包镶之美，使器物具有金银之表。中国早期包镶金器存南北之别，此种差别基于各自对青铜和黄金的价值取向和功能的差异，北方用传统青铜器体现等级，黄金制品级别并非极高，多作为器物装饰，南方则将黄金制品置于极优越地位，在礼制功能上或已超越了青铜，具备了高等级身份象征及与神沟通的职能。东周以后，南北趋于同化，而北方草原地区受到中亚草原游牧部族影响的贵族黄金装饰人身饰品、武器、马具的标志性特征，也在战国晚期融入到中原造型艺术之中。
纹饰审美早期注重教化功能，使人感受神力的伟大和王权的威严，其后突出等级规范，走向重写实的典雅端庄，自东周以后的世俗化趋向，使纹饰审美突出奢华精美，注重工巧，加之东周以来铁制工具的出现加快了青铜器表面镶嵌技术的发展，因此错红铜、金银等工艺勃兴。红铜嵌错最早用铸镶法，镶铸的纹饰片代替了垫片作用，又掩盖了纯垫片的瑕疵，体现了人们对于器物审美的高标准。金银贵金属普遍用于嵌错后，嵌错红铜几于绝迹，更是体现了审美上的尚奢华。
鎏金银作为一种外镀金属技术，利用金、银等金属具备的极强抗腐蚀性能，镀于铜器等表面，既起到保护青铜器的作用，又形成绚丽夺目的效果。春秋战国以后青铜礼器慢慢走下神坛，金器以其珍贵性符合人们在器用上追求奢华的心理而逐渐普及，成为鎏金银技术产生的社会需求，中国古代炼丹术的盛行带来对朱砂、水银等物质特性的认知，为鎏金银工艺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条件。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汞齐鎏金银工艺的国家，约始于春秋晚期，战国至汉极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带来金银器制作上各种风格并存的现象。唐代在接受拜占庭、波斯、粟特等外来金银器影响的基础上加以融合、创新，形成中国古代金银器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奠定了后世金银器制作的基调。这一时期金银器在高端制器方面取代了铜器的地位，因此工艺主要体现在金银器嵌宝石、银器鎏金以及各种细金工艺上。在宝玉石镶嵌方面，晋以前多见绿松石和绿玉，北朝以后，除各种玉石外，西方宝石装饰也渗透进来，并扩大到琥珀、珊瑚、珍珠、砗磲等有机宝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