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名片

甲辰贞祭祖乙刻辞卜骨，商代晚期，牛肩胛骨。残长26.5厘米，残宽19厘米，1973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小屯村南地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1973年3月-8月、10月-12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遗址小屯村南地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30平方米，发现甲骨刻辞5335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殷墟甲骨文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

H24是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共出土刻辞卜骨1395片^[2]，是此次发掘出土甲骨最多的遗迹单位。H24全部是牛肩胛骨，无一片龟甲。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类型学的综合比较，发掘者把H24的相对年代划分到殷墟文化第三期后段。

图一  H24：431刻辞卜骨正面局部

图二  H24：431刻辞卜骨正反面拓片

本版甲骨出土于H24的第5层，器物标本号为H24：431。为牛肩胛骨。残断，缺少骨臼部分。正面刻字4行，均自上而下竖行，共35字（其中，有一个祖乙为合文。另不含兆序）。字体较大，粗壮有力,笔画转折处棱角分明。卜骨背面无字，靠近骨沿有1行凿（残留6个）、灼，无钻。凿呈长方形，腹部近直线或略带弧度，头、尾平圆。这种凿是小屯南地发现卜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形式。

发掘者把文字隶定为6段，如下：

（1）□□贞：又岁于祖乙？兹用乙酉。（二）

（2）弜又？（二）。

（3）二牢？兹用。（二）。

（4）三牢？（二）。

（5）弜又？（二）。

（6）甲辰贞：祭于祖乙，又岁？兹用二牢。

现根据隶定意见释读如下：

（1）□□日进行占卜，卜问是否用使用侑祭、祔祭和岁祭的方式祭祀祖乙。乙酉这一天进行了祭典。

（2）不要进行侑祭？

（3）祭祀的数量用二牢？这次使用了二牢。

（4）祭祀的数量用三牢？

（5）不要进行侑祭？

（6）甲辰这一天进行占卜，卜问是否同时使用侑祭、祔祭和岁祭的方式祭祀祖乙。祭祀时，祭祀的数量用了二牢。

以本版甲骨为代表一批甲骨，因在卜辞中只出现了一个贞人——（歷），被称为歷组卜辞。歷组卜辞是甲骨学研究热点,而关于其时代、王系、标准等基本问题学界分歧很大，学者们有着针锋相对的意见。

根据地层关系、器物特征和称谓等，发掘者认为包括本版甲骨在内的歷组卜辞属于殷墟甲骨文第四期的武乙时期，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属于武丁晚期到祖庚时期。

1973年小屯南地考古发掘与发现具有重大意义。最重要的收获是出土了刻辞甲骨5335片（经缀合为4589片），这是解放后甲骨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小屯南地发现的甲骨，大多有可靠的地层关系，且与陶器共存，为甲骨的分期和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最准确、最可靠的宝贵资料。特别是此次发掘，发现的歷组卜辞很多，内容也丰富，而且每片都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准确的地层关系，这是以往殷墟甲骨发掘所不具备的。因此，发掘者在报告中明确提出：“甲骨的早晚次序同殷代陶器的早晚次序相一致。”^[3]

本版卜骨著录于《小屯南地甲骨》《王朝秘宝——古中原考古文物展》等^[4]。 

文化解读

甲骨文是契刻、书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占卜、记事文字。自殷墟甲骨文发现以来，曾被称为“龟”“龟甲”“龟甲兽骨”“龟版文”“骨刻文”“龟甲兽骨文字”“契文”“书契”“贞卜文字”“殷虚文字”“卜辞”“甲骨文”“甲骨文字”等等。1921年，陆懋德提出了“甲骨文”的名称，随后，容庚、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也都使用了“甲骨文”“殷虚甲骨文字”的名称。此后，几部重要的甲骨著录都使用了甲骨文的名称，如著名的《甲骨文编》《甲骨文合集》等。正如胡厚宣所言：“总之，一切的名称，都不如叫甲骨文或甲骨文字，比较恰当。”甲骨文在商代、西周遗址都有发现。

（一）殷墟甲骨文的发现

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王懿荣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发现了甲骨上的刻辞，并认为其是商代文字^[5]。此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更为深入研究。1908年，罗振玉掌握了甲骨出于“滨洹之小屯”的证据，确认甲骨卜辞均出自河南安阳小屯村。1910年，罗振玉考证出甲骨卜辞“实为殷室王朝之物”。1917年，王国维利用殷墟甲骨卜辞，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载商代先公先王世系，进一步确认了殷墟甲骨文的重要价值。

图三  殷墟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左），考订甲骨文出土于安阳殷墟的罗振玉（中），以殷墟甲骨文考证商史为信史的王国维（右）

图四  郭振禄、曹定云、张长寿、刘一曼、温明荣（从左至右）

照片说明：刘一曼、温明荣、曹定云、郭振禄是“小屯南地甲骨整理小组”的成员，即“萧楠”。张长寿时任第二研究室主任。这是小组成员在甲骨整理8年中唯一的一张合影。 

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以来，有4次重大考古发现。见下表。

表一殷墟甲骨文的4次重大考古发现情况表

图五  1936年YH127甲骨窖穴发掘现场

图六  1973年小屯南地H50发掘现场

图七  1991年花园庄东地H3第1层甲骨发掘现场

图八 2002年小屯村南H9发掘现场

（二）殷墟甲骨文数量的统计

殷墟甲骨文自发现以来，已经近120年，到底出土了多少，学者们众说纷纭。2006年，孙亚冰对甲骨进行了再次统计，指出甲骨文包括殷墟和殷墟以外共计出土13万片^[6]。孙亚冰文章发表时，故宫博物院公布的院藏甲骨为大于4700片。2010至2014年故宫藏品清理所编《总目》统计为22463片，2016年“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项目组年度工作报告提出为21280件^[7]。因此，孙亚冰原统计数中，公私机构的数量应加上17,000片故宫博物院的数量，而去向不明栏目中应相应减去。此外，鉴于自殷墟发掘以来，盗掘活动不止，流散到私人和国外的甲骨无法准确计量。综合董作宾、胡厚宣、陈炜湛、刘一曼、孙亚冰等的统计，殷墟出土甲骨文的数量暂定为15万片以上是比较客观的（详见下表）^[8]。（上文所说“片”的计量单位，是指有刻辞的甲骨文数量，无刻辞的不在统计之列。本文中提及的片，均指有刻辞的甲骨。）

目前，学术界公认，殷墟甲骨文中共发现单字5000多个，有1000多个单字已经被释读，其它未被释读的大多是地名、人名、族名或祭名等^[9]。

表二  殷墟出土甲骨文数量统计表

注：本表参考了孙亚冰文，有调整。

（三）甲骨的整治

殷墟占卜用甲骨，大部分是完整的龟腹甲和经加工改制的龟背甲，骨都是完整、经改制的牛肩胛骨。此外还见有虎骨、鹿头骨、人头骨、牛头骨、牛距骨、鹿角等。龟甲、牛骨正式占卜前，都要在反面钻、凿加工，占卜时又用火在钻凿处灼烧。甲骨背面一经灼烧，正面就会爆裂出裂纹，即“卜兆”。占卜者则根据裂纹的形态来判断吉凶。因甲骨在土中埋藏3000多年，出土时极易破碎，因此见到的甲骨多残片，完整的数量较少，也更珍贵。

腹甲的整治，一般甲首里面均铲平，不留边缘，甲桥只留一小部分，甲桥与腹甲连接处成钝角，边缘呈弧线。背甲的整治有两种方式，一种从中脊锯开，一分为二，边缘经修整刮磨近梭形；另一种将背甲剖开后，锯去首尾两端，边缘修整为弧线，近似鞋底形，有的中部还有圆孔（如图）。卜骨的整治，一般是将反面的骨臼削去一半或三分之一，使之成月牙形，再将臼角向下向外切掉，使臼角缺口呈90°或小于90°的锐角（少数有大于90°的钝角）。

图9  殷墟卜用甲骨的整治

卜甲上的钻凿灼的分布，一般以反面的中缝（即千里路）或中脊为轴，左右对称，很有规律。腹甲的右半部，钻与灼在凿的左侧，左半部则在右侧，均向着中缝。这样形成的兆枝也都指向中缝。背甲的话，右背甲的反面，钻与灼在凿的右侧，左背甲的反面，钻与灼在凿的左侧，即背甲的钻、灼指向中脊^[10]。刘一曼通过统计研究，提出这一规律适用于小屯村、侯家庄南地、花园庄东地出土卜甲，而与苗圃北地和花园庄南地的卜甲钻凿灼的分布不合，而与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发现的甲骨相近^[11]。

图十  殷墟甲骨钻凿灼的分布形式

卜骨上凿的排列。刘一曼根据小屯南地较大的167片甲骨的的统计表明，2行凿的数量居多，而苗圃北地、花园庄南地、王裕口南地则3行凿排列形式居多。灼的方向，大多数卜骨反面的灼（或钻与灼），位于凿的同侧，即左牛肩胛骨反面，灼（或钻与灼）在凿的右侧，右牛肩胛骨的反面，灼（或钻与灼）在凿的左侧。他们均向着骨臼的切角，称为“同向”的灼（或钻与灼）。少数卜骨，内沿（指靠近臼角的一边）的灼则与臼角的方向相背，这样以来，卜骨上部内、外沿两排的灼，均指向卜骨的中央，称为“相向”的灼（或钻与灼）。刘一曼等的统计结果表明，小屯出土的卜骨以同向为大宗，而苗圃北地、花园庄南地、王裕口南地、大司空村、薛家庄南地、白家坟东北、四盘磨、后岗等地，相向的灼则较为常见，时代涵盖了整个殷墟时期，延续时间较长^[12]。

此外，学术界一般认为，钻是用钻子钻成的，凿是用凿子凿挖而成的。小屯南地甲骨发现后，发掘和整理者经过长期观察和试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证实一部分钻和凿是利用砣轮类的工具开槽制成的^[13]。

甲骨经过占卜契刻后，有的被有意识地存储起来，如1936年发现的YH127甲骨窖穴、1973年小屯南地的H24、1991年发现的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等。有的则在占卜以后散落废弃，如出土于殷商文化层、灰坑等甲骨小片和一些习刻甲骨等。

（四）甲骨文的书写与契刻

学术界认为甲骨文除了少数是毛笔书写的书辞以外，绝大多数是用青铜刀类的工具契刻出来的。甲骨文是先写后刻还是不书而刻，也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刘一曼通过对各种意见的分析，认为甲骨文大多数是不书而刻，仅少数是先书后刻的，书辞并不都是为刻辞而作，书契有分工，未必为同一人^[14]。

2005年-2008年，朱清时在用数码式光纤显微镜对2002年发现的小屯村中村南甲骨实物进行观察时，发现某些甲骨上的文字发黑，但并非填墨，而是由于当年“灼烧”文字时产生的钙化部分与炭化部分的残余物所致。据此，他提出了殷墟甲骨文字并非全部用刀刻而成，其中有一些是用“灼烧”（灼烧过的金属针契刻）技术而成。同年12月，康睿元结合仿刻甲骨文的经验，提出了这类甲骨文是在刀刻基础上再施用灼烧的意见^[15]。而根据笔者使用高倍放大镜对甲骨文字口的观察，确实在字口内发现有炭粒的存在，而炭粒的现象在笔者所见的甲骨文中比较普遍。这一现象确实值得关注。 

商代文字绝大多数是用刀契刻的，如多数的甲骨文、陶文。少数是用毛笔书写的，学术界称之为书辞。材质和器形包括了玉戈、玉柄形器、玉璋、陶片等。书辞文字多用朱色和墨色，字体清晰鲜明，笔画或粗而柔，或细而劲，笔锋或雄浑，或刚劲有力，或纤细柔弱，也反映出当时的书写工具（毛笔）和书法技法已经相当娴熟^[16]。

甲骨书辞。1936年发掘的Y127窖穴中首次发现甲骨上有朱书、墨书文字。刘一曼总结了甲骨书辞的规律：绝大多数卜骨书辞倒书于卜骨反面的骨边上；卜甲书辞全部正书于卜甲反面，书辞位置多在甲桥和中缝的两侧，时代都属于武丁时期^[17]。内容分为2类，一类是记事文字，多数与祭祀用牲或记贡纳有关；一类是卜问文字^[18]。

图十一  同版卜骨书辞与刻辞比较

图十二  同版卜甲书辞与刻辞比较

玉石文字。总体上看，玉石文字比甲骨文、金文、陶文要少的多。从王蕴智统计的35件殷墟出土玉石文字看，书辞似乎要比刻铭的多一些^[19]。其中，朱书、墨书玉璋是大宗。朱书玉璋文字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记贡纳之事，二是记数之词，三是因文字释读不明的不知名类^[20]。这一认识应该说对于玉石文字的总体内容是适用的。总的来看，从字体的形态特征、记录方式等来看，玉石文字和同期的甲骨文具有相同的特点。

图十三  殷墟玉石器上的契刻文字

图十四  1985年刘家庄村南M54出土商代朱书玉璋和朱书文字

陶器文字。陶片上多数为契刻文字，少量见有书辞。书辞主要见有朱书和墨书两种。目前共发现3件。第1件是1932年在小屯村SYPE181A发现了一件墨书白陶残片（R016019），上有毛笔书写的“祀”字。第2件是在苗圃北地发现的一件盆口内壁（PNH24：46）上，有毛笔朱书的“郍乙”两字。第3件是1987年在小屯村东北地发现的一件“将军盔”器口内壁（87XTH1：16）上，有毛笔朱书的6个字（其中1字残）^[21]。

图十五  墨书祀字白陶片和朱书文字

陶器上的契刻文字，大多数是在陶器制成以后、入窑烧制前刻在陶胚上的。这类陶文，笔划深而宽，字口较平滑。另一部分是在陶器烧成以后刻的，笔画浅而窄，字口多有毛茬儿。根据刘一曼的统计，自殷墟发现契刻陶文以来，共发现95片，单字122个，可释读单字64个，内容包括数字或符号、位置符号、族名或人名、记事、卦辞和其他共6类^[22]。

图十六  殷墟契刻陶文摹本

金文。商代中期开始，少数青铜器出现1-2个铭文，多数为图案形式。到了商代晚期的殷墟时代，有铭青铜器明显增多。铭文内容多数简单，只有几个字，主要是族徽和祭祀祖先的称谓或官职爵名等。长篇的到商代末年出现，如戍嗣子鼎，铭文有3行30个字。与甲骨文相比，金文的象形性强，在动物、器物、人体等字形上表现更明显。金文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画的起止显露锋芒，转折处多有波磔^[23]。此外，1982年，安阳市博物馆在殷墟戚家庄M63发现的4件殷墟时期的青铜器为刻铭，字体与同期甲骨文相类^[24]。从字口痕迹观察，为单刀契刻，笔画较细，起笔收笔处较细较尖锐，长笔画的中部较粗壮。 

图十七  戍嗣子鼎及其铭文拓片

图十八  戚家庄东地M63：15青铜斝口沿内的刻铭

玺印文字。199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先后发现了3方地层清楚、时代清晰的商代玺印，确证了殷墟时期青铜玺印的存在^[25]。水利局出土的兽面纹印是经考古发掘出土的首枚殷墟铜印。字青铜印为阴文，不仅是殷墟科学发掘的第一方文字玺印，同时因其与武丁时期贞人的关系促进了对商代贞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深入研究。印印文面锈蚀严重，结合X光射线技术，清晰可见印文上方是两个并列的阳文“”字，下方为一条夔龙形象。发掘者分析，整个印文应该突出强调的是“”字，而其下的夔龙纹应是辅助作用。

图十九  殷墟考古发掘出土3方铜玺印 

综上所述，殷墟时期的文字，因毛笔或类似工具的出现（目前尚未发现毛笔的实物），存在书辞与刻辞两种不同的方式。这与文献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和甲骨文中“册”“典”字的出现相吻合（青铜器的铭文以铸造为大宗，考虑到铭文是先契刻在外范上再行浇铸成形，因此也应纳入刻辞的范畴）。根据载体材料的不同，又可以分为甲骨书辞与刻辞、陶器书辞与刻辞、玉器书辞与刻辞和铜器铭文等。殷墟甲骨文只是商代文字的一种类型。刻在甲骨上的商代文字，一般有简化、线条化、多折笔等特点，和金文、玉石文字、陶文的字形、书写风格相比，还是有一些差异。

殷墟是出土商代甲骨文最多的地方。河南郑州、山东桓台、山东济南大辛庄也陆续发现过甲骨文。此外，学者们认为，在陕西周原地区发现的大量西周甲骨中，不排除有部分商代甲骨文的可能，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可能有西周时期的。全国其他地方还发现了商代陶器刻纹、陶器朱书文字等。这一时期的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属于同一个系统，已经具备记录语言的功能。但是，因发现数量少、而且比较零散，难以总结出其规律。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直到目前，具有一定体系和较严密规律的甲骨文字，还是殷墟甲骨文^[26]。 

表三  殷墟以外地点出土甲骨文统计表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字”，是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占卜、记事文字。属于上古汉语的记录载体。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最早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的商代遗址——殷墟。 

据不完全统计，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发现单字约5000个。其中，有1000多个单字已经被释读，其它未被释读的大多是地名、人名、族名、祭名等。甲骨文记录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是反映商代历史的最为珍贵的史料，而且也是中国最早的文献记录。

早在19世纪，一些专家学者就对甲骨文的性质、内容、断代、分期等开始了研究，并将其分为武丁、祖庚和祖甲、廪辛和康丁、武乙和文丁、帝乙和帝辛五个时期。

甲骨文记录的内容显示，殷商时期，商王室的占卜活动十分频繁，几乎每事必卜，祈求天帝、祖先和自然神灵的护佑。《礼记·表记》中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的记载。占卜的内容基本上以商王、贵族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求疑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庇佑。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龟腹甲和牛肩胛骨，也有少量的龟背甲。鉴定结果反映，占卜所用的龟主要产自今天的中国南方沿海，有的甚至产自今天的马来西亚。牛肩胛骨则主要为本地所产。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最早成系统的文字，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它的发现，弥补了中国古代典籍中对商代历史记载不足的缺陷，为我们今天研究商代社会、重建商代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甲骨文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已经具备了后世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汉字“六书”的造字方法，在甲骨文中都有体现，文法也和现代汉语语法也基本一致。此后，汉字的书体虽然经历了篆书、隶书、楷书等的演变，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基本保留下来，至今仍为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C].考古学集刊•第9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12）：46.刘一曼，温明荣，曹定云.前言[A].甲骨学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0（7）：1. 关于小屯南地出土甲骨的具体数量，因整理工作一直在进行，又经缀合，所以数据此处用最近的数据。

[2]发掘报告中的灰坑登记表统计数字与报告正文数字有异，为1245.参见注[1]：54，129.

[3]见注[1]：123.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0）：262.

台北历史博物馆，高雄市立美术馆.王朝秘宝——古中原考古文物展[M].台北市，台北历史博物馆，2005（12）：52.

[5]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被学界称为“己亥说”。此外，在学界还有1898年王襄、孟定生发现甲骨文的“戊戌说”。具体的讨论可以参看：胡厚宣，再论甲骨文的发现问题[J]，中国文化，2000（12）：69-83；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增订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6）：23-42；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9）：29-34.本文认同”己亥说”的意见。

[6]孙亚冰.百年来甲骨文材料统计[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1）：24-47.

[7]“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项目博士后杨杨举办故宫甲骨讲座[EB]， http://www.dpm.org.cn/learing_detail/237946.html ；“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项目组2016年度工作总结会纪要[EB]，http://www.dpm.org.cn/learing_detail/237947.html.

[8]殷墟出土甲骨数量的统计之难，可参见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9）：50—55.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428.

[10]见注[8]：112.

[11][12]刘一曼.安阳殷墟甲骨出土地及其相关问题[J].考古，1997（5）：56-58.

[13]萧楠.小屯南地甲骨的钻凿形态[A].甲骨学论文集[M].北京：中华数据，2010（7）：182-185.

[14]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J].考古，1991（6）：551-554.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4）：60.

[16]孟宪武，李贵昌.殷墟出土的玉璋朱书文字[J].华夏考古，1997（2）：75.

[17]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J].考古，1991（6）：546-554.

[18]同注[16]：77.

[19]王蕴智.中原出土商代玉石文字及其释读[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4）：42-47.

[20]]同注[16]：74-75.

[21]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A].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8）：346-3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9）：248-255.

[22]见注[21]346-361.

[23]见注[9]：432.

[24]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博物馆.安阳殷墟青铜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4）：75，76，63，132，133.见图五九宁箙簋，图五九宁箙斝，图六二□□鼎，图六三宁箙斝。此图录发表时，误认为是铸铭。发掘报告发表时，发掘者已经修正为刻铭。见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11）：177-181.

[25]何毓灵，岳占伟.论殷墟发掘出土的三方铜印章及相关问题[J].考古，2012（12）：70-77.

[26]刘源.甲骨文不等于商代文字[N].中国文物报，2017-8-11  第6版.

你能认出这版甲骨上的多少个字？你知道甲骨文有多少个字吗？你知道商代甲骨文出土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吗？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您对这件文物还有更多的疑问和猜想吗？河南博物院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的解读。

作者简介

周伟，河南大学博物馆学专业毕业，文博馆员，现任安阳博物馆馆长。主要研究方向：考古学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