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釉玉壶春瓶，侈口，细长颈，鼓腹下垂，圈足。通体白釉，圈足露胎。这种瓶式又可称之为“胆式瓶”“长颈瓶”“鹅颈瓶”“鹅项瓶”等，虽素面无纹，但因为瓶式美好可爱，曲线转折自然流畅，成为自宋代至明清人们倍加珍视的瓶式。在宋代为世人所喜爱，不同窑厂如定窑、钧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竞相烧制，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元代及明清时期，这种瓶式都有延续，瓶式的整体都是敞口、细颈、鼓腹，但曲线略有变化，装饰也日渐丰富多样。河南博物院收藏这件白釉玉壶春瓶（图1）即属于宋代玉壶春瓶，造型简约含蓄、优雅可爱。 

图1  白釉玉壶春瓶倒置图    

文化解读

玉壶春瓶可做盛器，唐代司空图《诗品.典雅》有“玉壶买春，赏干雨茹屋。座中佳士，左右修竹”的记载。亦可作插花之具，本文试图就这件玉壶春瓶来管窥宋代士人插花之习俗。

中国人对花草的热爱源远流长，花草是人获取美感与表达情感的重要的媒介。而插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则更讲求花的选材、保鲜、搭配、造型、构思与情感表达。相比于盆栽，插花艺术的诞生则较晚，南北朝时期插花艺术才具备雏形，但多为佛前供花。隋唐及五代时期，插花艺术日益发展与完善，形式日渐丰富，晚唐罗虬著《花九锡》，以九锡之礼待牡丹，系统地展示了唐代以牡丹为代表的插花艺术的花材品第、择配、剪折、道具、花器、搭配、品赏等整套流程，插花理论与日渐成熟。宋代，插花艺术进入鼎盛期，插花并形成了举国上下皆赏花、插花的习俗，形成了宋人独有的插花风格，理论日臻完善。明代插花成为文人雅趣，出现自由花、意象花等新形式。清代插花艺术日趋衰微，流于装饰与因袭。

插花不是宋人的首创，却广为宋人喜爱，形成了举国上下爱花、赏花、插花、赠花的习俗。宋人对花的需求，不仅是宫廷宴会、外交礼仪等正式场合，民间的节庆、婚丧活动，日常生活都要消费大量的鲜花。《武林旧事》记载帝王赏花的情景：“起自梅堂赏梅…… 间列碾玉壶及大食琉璃、官窑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黄、照孱红之类几千朵。”宋代君王时常依官品对官员赐花作为奖赏。由于帝王的重视，宋代花事频繁，场面壮观，北宋西京洛阳、南宋都城临安、都举办有不同规模的万花会。《墨庄漫录》中记有：“西京（今洛阳）牡丹闻名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障，至梁、栋、柱、拱，以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在宫廷及达官贵人的推动下，民间买花、插花、赏花之风亦盛。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记载：“洛阳之俗，大低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亦然。”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都城临安端午风俗，即使小家无花瓶者，亦要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长卷中也描绘有市民买花的画面（图2）。都城汴京、临安的熟食店，也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以便吸引顾客。插花是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雅与点缀，与烧香、点茶、挂画并称为“生活四艺”，宋代将插花等事纳入四司六局的排办局掌管。《都城纪事》记载：“官府贵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当，凡事整齐…… 常时人户，每遇礼席，以钱倩之，皆可办也…… 故常谚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讦戾家。”这段记载可一窥四艺的普及程度及专业化。

图2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代文人普遍重视插花（图3），也给花赋予新的生命与活力，书斋里书香、花香与墨香相和，怡然自得，即便是出游也要携带桌几，“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因此，宋代文人留下了大量关于赏花、插花题材的作品，如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赋瓶里梅花》。“胆样银瓶玉样梅，此枝折得未全开。为怜落莫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类似的场景，在宋人的作品之中十分常见，不仅欧阳修、苏轼、苏辙、邵伯雍、范成大等宋代名儒记述吟咏，帝王、画师丹青描绘，就连普通士人也留下了大量的描写瓶花的作品。如陈亮的《咏梅》：“为探梅魁策蹇驴，竹梢疏处见清癯…… 夜窗却恐劳清梦，速剪寒梢浸玉壶”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宋代文人爱花、插花的情结。

宋代文人的重视直接促进了插花理论的成熟，宋代有关花卉品鉴、养植的书籍众多，如范成大著《梅谱》，王贵学著《王氏兰谱》，史正志著《史氏菊谱》等等。苏轼、欧阳修等皆作文记述花枝保养的技巧，如苏轼在《格物麤谈》中记述梅花的插花及保鲜：“梅花半开者，同蜜投入罐中，镕蜡封口，同时挑三四朵同蜜点汤，花开香如新摘。”“将折枝干槌碎，抹盐插入则花不黄”。宋代插花艺术之发达，瓶花保养之考究，由此可见一斑。

图3  宋赵佶文会图（局部）

宋代文化理性、内敛、精微，注重个体的体验，这种时代文化精神的融入，使得宋代插花艺术呈现出清、雅、疏、洁的独特风格。宋人以花为友，以花为客，赋花以人格，推崇花德，寄情于花，以花抒怀，以花喻人，曾慥作《花十友》，黄庭坚作《花十客》，宋代著名的诗人林逋更是以梅为妻。文人们将淡泊的人格，清雅的气质，理性的精神融入花卉，以花为媒，彰显淡泊、高洁、坚韧的儒家理想人格。因此，宋人在花材选择上喜用梅、兰、竹、菊、杉、柏、水仙等富于象征性的花卉，且犹以梅花最为突出，文人墨客赏梅、咏梅的作品比比皆是。插花在花、枝、叶的选择上，则以“清”为精神所在，“疏”为意念依归，注重线条，脉络分明，条例有序^[1]。从而使宋代插花呈现出独特的气质与意韵，清雅、高洁，兼具理性、哲思，同时也具备强烈的象征意义与教化功能。

促成宋代插花繁盛与独特的因素多种多样。北宋初期，政府为鼓励农业生产，推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土地私有化程度加深，农民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进一步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直接促进了商业、陶瓷业等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在宋代，城市旧有的坊、市分隔的格局被打破，商店、作坊临街而立，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阶层的形成，特别是陶瓷业的发展，以及高型家具的普及，这些都为花卉业的发展、插花艺术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宋代采取崇文抑武的国策，推行与文人共治的政策，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特别是宋代大兴科举，广开恩科，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发展，也直接导致了文人阶层的庞大。北宋历太祖、太宗两朝，至仁宗时期，文风大盛，理学渐兴。宋代理学重性理，崇尚探究天道，因此，宋代文人普遍主体意识强烈，以实现政治理想，穷理、立德为精神依归，讲求格物以致知，重视心性体悟。理学奠基人程颢即书：“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种文化心理与时代精神，也间接引发了宋代文人以花为媒，悟性理、明品格的鉴赏行为。如方回所做《开镜见瓶梅》：“开奁见明镜，聊以肃吾栉。旁有一瓶梅，横斜数枝人。真花在瓶中，镜中果何物。玩此不能已，悠然若有得。”这首诗便是宋代文人以花为媒，进行个人体悟的直接体现。

由此可见，宋代插花艺术是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发展的结果，是宋代修文偃武以安内的格局与视野的体现，是宋代克制自持、宁静自适的内趋性文化心理的反映，也折射出了宋代儒学淡泊儒雅、宁静致远的精神追求。 

花器一般分为盆景器及插花器两种，盆景器通常指裁种花草的容器，插花器则通常指折枝花卉贮花、造型的容器。插花讲求的是花命的维持，花材的搭配，造型姿态，注重的是花卉内涵的昭示，追求花与器整体的和谐与意境的营造。宋代是插花从花材的选择、保养、搭配，以及花器的选择方面都十分考究，花器的材质通常有陶瓷器、铜器、竹器、藤器等。宋代宫廷也常用古彝器等礼器插花。此外，竹、藤皆可因形取材，就地成为花器。截竹为筒鲜花是宋人花事中的雅趣之一。邓深《竹簧养梅置窗间》：“竹与梅为友，梅非竹不宜。截笛存老节，折树冻疏枝。静墉初安处，清泉满注时。暗香披拂外，细细觉春吹。”宋人所做的《盥手观花图》花器可明显看出其材质是竹（图4）。宋代花器的造型主要有瓶、盘、花篮、铜器、花插等。

图4  盥手观花图    

1、瓶式花器。宋代陶瓷花器中，以瓶类造型最多。宋代制瓷业迅猛发展，各大窑口几乎都生产专门用于插花的花瓶。目前文献可见的“花瓶”一词便出自北宋，《琐碎录》记载“冬间花瓶多冻破，以炉灰置瓶底下，则不冻。”宋代花瓶的造型以胆瓶、玉壶春瓶、梅瓶、琮式瓶、筒式瓶、壶与罂器型等最为常见。北宋武宗元《朝元鲜仗图》人物所持多种式样的花瓶（图5）。花瓶通常贮水较多，便于插花。一般来讲，宫廷及厅堂的堂花通常选择大花瓶，插置花材较多，花束较大，华丽富贵。书斋等屋室则使用小瓶，花材相对较少，也可插独枝花卉。明代袁宏道认为：“大抵斋瓶宜矮而小，如花觚、觯、尊罍、方汉壶、素温壶、匾壶、窑器如纸槌、鹅颈、茄袋、花樽、花囊、蓍草、蒲槌，皆须形制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与家堂香火何异，虽旧亦俗也。”从这段论述可以年出明代插花与宋代插花花瓶选择上的延续关系。宋代书斋及文人插花崇尚单瓶独枝的插花，强调清、雅、洁，重视线条的疏朗，如一枝梅的形式。如宋代方回《丙申元日五绝》记载：“昨夜隔年书未点，瓶梅灯畔一枝低”日本南禅寺藏南宋马公显《药山李翱问答图》即可看出宋人瓶插的韵致（图6）。

图5   北宋武宗元《朝元鲜仗图》（局部）

图6  药山李翱问答           

图7  宋胆瓶秋卉图    

胆瓶。因器型如悬胆而得名，常见造型为直口，细长颈，削肩，肩以下渐硕，腹下部丰满。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汝窑胆瓶（图8），以及安徽潜山县博物馆藏这件南宋时期的胆瓶（图9）造型简洁优雅、长颈鼓腹，是陶瓷器型中的经典，因而成为宋人喜爱的花器。宋代文献及诗词中有很多关于胆瓶的记载，如杨万里《昌英知县叔作岁。坐上赋瓶里梅花，时坐上九人，七首》诗中有云：“胆样银瓶玉样梅，北枝折得未全开。”刘克庄也有“胆瓶茉莉尤香”之语。见胆瓶插花之普遍。           

图8  北宋汝窑胆瓶  

图9  南宋时期胆瓶 

玉壶春瓶就宋代瓷瓶常见的造型，其基本造型为撇口，细颈、垂腹、圈足，线条柔和，如河南博物院收藏这件白釉玉壶春瓶（图10）宋辽金时期，玉壶瓶的釉色包括白釉、青釉、黑釉、白地黑花等不同种类。玉壶春在宋代后虽然作为酒瓶使用，但也有插花的功用，北宋曹组《临江仙》有“青琐窗深红兽暖，灯前共倒金尊。数枝梅浸玉壶春”可见玉壶春瓶也可作为花器使用。南宋类书《锦绣万花谷》中有诗云：“公余终日坐闲亭，看得梅开梅叶青。可是近来疏酒盏，酒瓶今已作花瓶。”苏辙的《戏题菊花》：“春初种菊助盘蔬，秋晚开花插酒壶。”可见饮酒之后，随手酒壶注水插花也是生活之中常事。洛杉矶亚洲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白地黑花玉壶春瓶，瓶上书“香花奉神”四字，则说明了此瓶的功用为花器，且是作为佛前供花使用。（图11）                             

图10  玉壶春瓶

图11 “香花奉神”玉壶春瓶

此外，筒式瓶与琮式瓶、长颈瓶（图12）、梅瓶（图13）、折肩瓶、棒槌瓶、壶、罂等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既可作为观赏器、容器，也可作为花瓶使用。这类器型的花瓶在宋代十分常见，传世及出土的瓷瓶数量众多，如河南博物院所藏北宋当阳峪窑白釉剔花梅瓶折肩瓶以及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的南宋时期的琮式瓶，台北故宫博物院南宋修内司官窑浅粉青花筒（图14  高14.7厘米，口7.6厘米，深12.7厘米，底5.1厘米）等等。南宋苏汉臣《妆靓仕女图》看便可见用筒式瓶作为花器（图15）。

图12  南宋盘口长颈瓶  

图13  北宋当阳峪窑白釉剔花梅瓶 

图14  南宋修内司官窑浅粉青花筒

图15  苏汉臣妆靓仕女图

2、盘与钵状花器。除使用花瓶外，盘状花器也是宋人插花使用的花器，通常包括盘与钵。钵状花器由盘类花器发展而来，也是口大底小的器皿,高于盘。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件南宋修内司官窑灰青钵，高8.7厘米，口13.1厘米，足8.5厘米（图16）。盘状花器的特点是口径大,这类花器一般插折枝、花朵较大的花材,由于开口面积大、阔朗容可插多种花材，且易于四面造型，短花枝可直接浸润或浮于浅水，也可聚成一束、丛、簇花的形态。南北朝以来，盘花一直是佛寺道观插花的重要形式，花材多以莲花为代表，花器选择方面以盘、钵为主。宋代有关佛教题材的绘画作品中常有仙人捧盘花的形象出现（图17）。宋代厅堂的堂花也多有盘花的形式，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人物图册（图18）里描绘的宋代文人生活空间里，便有钵状插花，连同画面里的焚香、点茶、挂画，体现出了宋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四艺。

图16   南宋修内司官窑灰青钵

图17  南宋刘松年天女献花图卷（局部）

图18  宋人物图册（局部） 

3、花插。花插是宋人花器的独特发明，继五代占景盘面世后，为了更好地固定花枝，防冻，宋人用锡管作内胆，发明了花插（图18、19），目前可见的有三十一孔瓷花器，十九孔花插等，花插的发明，使宋人更易于对花材进行固定与造型，并可四面造型、造景，体现现出宋人插花对造型的构思与追求。

图19  北宋官窑粉青莲花式花插

4、花蓝。篮状花器一般是由柳、竹、草、藤编制,外形如篮，插花成品称为篮花。花篮可插置众多花材，易于整体造型，主要用于插制多种花材，强调花材的搭配，以及花材与花器的纵深感及层次感。宋人笔记及诗词、绘画也有不少关于花篮的记载，《东京梦华录》中《秋社》一节记载：“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贵戚…… 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刘克庄《三和》“花篮果担更噭呼，巾{左巾右篝去竹}绚烂车骑都。”北宋李嵩亦绘制有多幅《花篮图》（图20），缤纷绚烂，充分显示了宋人插花构图、配花、造型的高超水平。 

图20  李嵩《花篮图》

5、古器。宋代，金石学兴起，古代青铜器受到了宋人重视（图21），因此宋人除欣赏外，亦喜用古铜器插花，常见的有鼎、炉、觚、瓶等。黄公度《对瓶花独酌》记载：“红红白白两铜瓶”北宋赵佶的《听琴图》（图22）即以鼎为花品器，南宋《瑶台步月图》（图23）里即觚为花器。以古铜器为花器使宋代插花呈现出一种古朴的风格。此外，用古铜器插花，还因铜器有保养的功用，如赵希鹊在《洞天清录》中说：“古铜器人土年久气深，以之养花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若水锈传世古则否，陶器人土千年亦然”。以古器为花器，使宋代插花呈现是高、雅、奇、古的特质。

图21  南宋刘松年博古图（局部）  

图22  宋赵佶《听琴图》局部

图23  北宋刘宗古《瑶台步月图》（局部） 

综上所述，宋代花器较宋以前相比，材质与造型都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花器材质多样，瓷、铜、藤等，花器造型多样，瓶、盘、钵、花插、花篮等等，还有古器插花等形式。花器中以陶瓷花器为主流，崇尚雅洁，造型简约，强调自然韵味，含蓄内敛。陶瓷花器尤以瓷瓶为主流，瓷器造型简约，线条流畅，釉色主要以单色釉为主，匀净素雅，或有刻花、划花的装饰，花器实用且美观，且宋代各大窑口均有生产。并且出现专门用于插花的器具——花插。宋代花器使用范围广泛，有宫室、书房雅舍、闺阁、村居、商铺、寺院等等，宫室及厅堂花器较大，插置花材较多，缤纷富贵，书房雅舍等使用花器较小，素雅，插置花材一至两种，清疏简洁。由此可见，宋代花器种类丰富，宋人对于插花的热爱，特别是宋代文人含蓄、内敛的特质，直接影响了陶瓷器的发展，使宋代陶瓷呈现出了独特的意韵。 

宋代花俗

宋代社会长治久安，商品经济繁荣，花卉栽培技术、保鲜技术取得了迅猛发展，花卉不仅品种繁多，诸如牡丹、菊花等花卉的新品种达数百种之多，而且数量繁多，南宋都城临安周边的花卉种植面积动辄百亩之多，文人士大夫留下了许多南宋临安马塍鲜花业的记载。鲜花业的繁盛直接带动了宋代城市的花卉消费，花卉进入宋人生活，并在宋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宋人除了赏花之外，还插花，簪花、食花、赠花等，花与宋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食花：食花习俗由来已久，宋代以前都有关于食菊的记载，唐代亦有食牡丹的记载。宋时，食花的种类更为丰富，菊花、牡丹、梅花、豆蔻、百合均可入食。《清异录》《山家清供》中便有关于食莲花饼、梅花饼的记载，花卉可入食制作成饼、糕、粥，亦可单独食用，还可入酒，酿制桂花酒，菊花酒等等。

簪花：宋人盛行簪花习俗。牡丹、茉莉、兰花、菊花等皆是女子簪花的常见花材，《武林旧事》："六月茉莉为最盛，初出之时其价甚穹，妇人簇截图，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一些名贵稀有的花品也常被簪戴。且每逢佳节必簪花。女子日常皆簪花，不仅女子簪花，男子亦簪花。这是宋代独特的一种风尚。宋代文人墨客有诸多关于簪花的记载，苏轼便有"人老簪花不自休，花应休上老人头"等诗句。此外，在宫廷的各种重大活动中，皇帝也常常将赐花佩戴作为一种奖赏。历史上便有宋真宗亲自为大臣戴花的记载。簪花被视为一种恩宠，上行下效，簪花习俗因此在民间也逐渐盛行。不仅指佩戴鲜花，也常常佩戴绢花。

此外，宋代文人之间也流行赠花，尤其流行赠梅花等花德高洁的花卉。宋代达官贵人还并养植花卉盆景等，花卉也被加工，制造成香水，制作成囊佩戴。有宋一代，花卉成为宋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表达。

参考文献

[1]黄永川.中国插花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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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花开，女，河南博物院信息管理处副处长，副研究馆员，致力于博物馆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