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白釉瓷围棋盘
白釉瓷围棋盘,瓷器,隋代,高4厘米、边长10厘米。棋盘侧面有类似壸(kǔn)门的装饰。1959年河南省安阳县张盛墓出土。(此文物正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二楼隋唐展厅展出)
1959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安阳豫北纱厂附近发掘了一座单室砖墓。据出土的墓志铭文可知,墓主为张盛,该墓建于隋开皇十五年,也就是公元595年,是隋代早期墓葬。白釉瓷围棋盘出土于该墓中[1],1962年入藏河南博物院。
该棋盘最初被定为青瓷,因此曾被命名为青釉瓷围棋盘,因为张盛墓出土的瓷器“从釉色上来看,大都为白中泛青或白中闪黄,带有若干青瓷的特征”[2]后来经过故宫博物院的冯先铭先生、中国历史博物馆李知宴先生等鉴定,确认为白瓷,之后将其命名为白釉瓷围棋盘。白瓷始见于北朝晚期,隋朝时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自身特性远不如之后的白釉瓷器明显,因此与同时期的青釉瓷器很难区别,这应该是造成白釉瓷围棋盘名称变更的主要原因。
白釉瓷围棋盘,高4厘米,边长10厘米。从围棋盘的大小来看,该棋盘不应是实用围棋盘。东汉马融的《围棋赋》有“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之句,按汉代一尺约合23.5~24厘米,三尺之局的边长约在70.5~72厘米之间。河北省望都县一号墓出土一块石质围棋盘,时代为东汉,高14厘米,边长69厘米[3],这与马融的《围棋赋》中提到的“三尺之局”非常接近,因此河北望都一号墓出土的应为实用围棋盘。关于现代围棋棋盘的大小,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上的《中国围棋竞赛规则》中要求“标准的围棋盘略呈长方形。横线的等距离为2.25~2.35厘米,纵线的等距离2.4~2.5厘米,盘面外侧留有2厘米”,这样现代比赛用围棋棋盘的大小当在长47.2~49厘米,宽44.5厘米~46.3厘米。即使便携式围棋盘,其边长也远远大于10厘米。张盛墓的白釉瓷围棋盘相对于实用围棋盘来说实在是太小了,因此,张盛墓的出土的白釉瓷围棋盘应是随葬明器。
白釉瓷围棋盘盘面纵横各有17道线,但其并非17道围棋盘,而是19道围棋盘。原因有三:其一,虽然盘面有横竖各17道线,但每道线并非及边线而止,而是破边线直达棋盘边缘,因此,加上棋盘四边,就构成了19线围棋;其二,棋盘上四角和正中各有一小孔,正中一孔为“天元”,角上四孔如按19线围棋来看是四个“星”位,如按17线围棋来看,四孔皆位于“三三”之位,这样的棋盘颇为罕见,而且从棋理上也很难讲得通。根据现有资料来看,至迟在汉代,一盘棋的起始已开始程式化。如班固在《弈旨》中便提出了“保角依旁”的概念,即起始阶段应占据角、边,今天的“金角银边草肚皮”之说也是这个道理。那么“保角”时落子在“三三”位还是“星”位呢?马融的《围棋赋》中说:“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据四道”就是指落子在纵横四线交叉的星位,敦煌的《棋经》中保存有梁武帝的《棋枰要略》,对这样的起手布局之利弊作了说明:“是以先据四道,保角依旁。彼棋虽小,而有活形。得不足以益我,死不足以损我。若营攻击,容或失利云尔!”从流传下来的古棋谱来看,古人行棋先据四角星位的情况很多。如相传孙权诏吕范的棋局即为对角星开局。唐代国手王积薪的《一子解双征》棋局很明显也是先占据四角星位。据这些史料推断,白釉瓷围棋盘角上四孔位于“星”位较合棋理,因此白釉瓷围棋盘应加上棋盘四边,为19线围棋盘;其三,据古代文献记载,在制作棋盘时要先定出四道及天元的位置。东晋蔡洪在其《围棋赋》中说:“命班输之妙手,制朝阳之柔木,取坤象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然后画路表界,立质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圆……”其中的“位将军乎五岳”一句,宋代章樵认为是“棋心并四角各有一子,谓之五岳”,这说明至迟在东晋时,制作棋盘已经要先确定棋心及四角的位置,然后在盘上刻、画线道。棋心即“天元”的位置,那么四角定位于何处?梁武帝在《棋枰要略》中说:“凡略道,依傍将军……将军为柱石,又如山岳,是以先据四道,保角依旁。”因此四角的定位位于“四四”位的“星”位。
图一 王积薪“一子解双征”棋局[4],该棋局最早见于宋《忘忧清乐集》。
综合上述三点白釉瓷围棋盘虽然盘面仅有纵横各17道线,但应加上四边,为19道线围棋盘。
白釉瓷围棋盘出于安阳豫北纱厂的张盛墓,墓中出土了墓志(图二),因此张盛墓的墓主身份、建墓年代一目了然。
图二 张盛墓志铭录文[5]
张盛墓建于隋开皇十五年,即公元595年。根据墓志记载,张盛卒于隋开皇十四年正月十五,那么为什么近两年之后才葬入这座墓中呢?原来安阳豫北纱厂的这座墓是座合葬墓,根据墓志记载,张盛的夫人王氏于隋开皇六年,也就是公元586年去世,在张盛去世一年多之后与张盛合葬于相州安阳城北五里白素乡。1959年发掘张盛墓时,在棺床上发现的两具遗骸就是张盛和他的夫人王氏。
墓志中说张盛家族“自开源命氏,分邑承家,引派水于龙河,挺孙枝于玉树,乃卿乃相,代有人焉”,不难看出张盛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具体到张盛本人,他最初的官职是“家郡功曹”,这在当时是一个类似于秘书和助理之类的下级官员。之后张盛一步步向上发展,直至征虏将军、中散大夫。
图三 张盛墓出土的部分器物
张盛墓出土各类随葬品192件,除了文武官吏、仪仗、镇墓兽、伎乐、僧俑以及生活用具外,还有很多日用器物的模型,如陶制的井、灶、磨、碾、房屋和瓷制的围棋盘、水桶、剪、案、凭几、烛台[6]等。这些随葬品既是隋代初年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也是墓主张盛当时的生活写照。从墓中出土白釉瓷围棋盘来看,隋朝初年的中上层中是流行围棋的。那么隋代的围棋在中国的围棋发展史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中国围棋的起源众说纷纭,文献记载最早的起源可追至尧舜时期,《世本•作篇》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唐代皮日休则认为围棋“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而尧“有仁、义、礼、智、信”,岂能“区区出其纤谋少智以著其作,用争胜负哉”[7]。但皮日休的围棋出自战国纵横家之说却与史料记载不符。目前最早涉及围棋的史料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今宁子侍君不如弈棋,其可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其中的“弈”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弈,围棋也”。从《左传》中的记载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围棋在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相当流行,已经开始用围棋比喻政事,而拿来用做比喻的事物一定是比较容易理解且在当时较为流行的。据此断定,围棋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成熟,而围棋的诞生则必定早于鲁襄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548年。但能前推至何时,依据现有的文献、考古资料无法判定。虽有围棋起源于尧的记载,但这一记载出自《世本•作篇》,关于《世本》的成书年代有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末期、汉等多种观点,但其晚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是不争的。且依据现有历史学的研究尧是否属于历史人物尚无定论,所以尧造围棋之说尚难成定论。较为科学的说法是围棋在春秋时期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
围棋经过先秦时期的发展,进入秦汉时期。这一时期,围棋继续在地理和社会阶层两个方面努力扩展。地理方面,围棋突破黄河流域向全国扩展。从社会阶层方面,围棋突破男性界限,进入女性领域。但围棋在西汉时期遭到了上层社会的轻视,直到东汉时期才开始逐渐为士大夫所重。魏晋时期,围棋开始厚积薄发,到南朝时达到中国围棋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皇族、士族皆沉醉其中,围棋与文、义、书一同成了士人的标志,围棋人口暴增,围棋专著雨后春笋般出现,而且围棋跨出国门至迟在南北朝时传入朝鲜、日本。唐朝初年时,围棋开始向民间普及。夹在南朝和初唐之间的隋朝则是一个围棋较为沉寂的时期,原因有二:其一,儒学驱逐玄学重回正统,围棋虽“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8]成为知识阶层的主流观念;其二,隋文帝杨坚对棋类抱有很大成见。因此,围棋在隋朝进入短暂的沉寂期,直至隋炀帝时期才有所改观。张盛墓的白釉瓷围棋盘就是这样历史阶段的产物。
除白釉瓷围棋盘外,古代遗留至今的围棋盘还有一些,质地有石质、木质和青瓷等。
上世纪50年代,河北省望都县一号墓出土一块东汉石质围棋盘,盘面纵横各17道线,高14厘米,边长69厘米[9]。
上世纪80年代初,陕西咸阳西汉中晚期甲M6出土石质围棋盘一件(图四),长66.4厘米,宽58.4厘米,厚3.2厘米,四角铁足高4.8厘米。盘缘饰一圈二方连续菱形方格纹[10]。盘面纵横各16道线。
图四 咸阳西汉中晚期甲M6出土石质围棋盘[11]
1971年9月湖南湘阴一座唐墓中出土围棋盘一件(图五),正方形,长宽各8厘米,盘面有纵横各15道线[12]。
图五 湖南湘阴15道线围棋盘[13]
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206号唐墓出土木质围棋盘一件(图六),纵横各19道线,正方形,边长18厘米[14]。
图六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木质围棋盘[15]
1978年8月,四川万县驸马公社驸马大队的一座唐墓出土青瓷围棋盘一件(图七)。“正方形,边长11厘米。盘面阴刻经纬线,横竖十九格。经纬线交叉点还陈列石枚粗子。盘的四侧镂刻壸门装饰。高3厘米。”[16]对照图片,原文中说的横竖十九格不确,盘面应为19X17格布局,也就是18X20道线的盘面。
图七 四川万县青瓷围棋盘[17]
日本正仓院藏唐代桑木质围棋盘,19盘面纵横各19道线,正方形,边长48.7厘米,高12.7厘米[18]。
上述几件围棋盘,望都、咸阳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应为实用性围棋盘。湖南湘阴、四川万县、新疆阿斯塔纳的应与安阳的白釉瓷围棋盘一样属于明器。
围棋盘面的纵横线道的数量在个时期是不同的,如咸阳甲M6出土的棋盘是纵横各16道线,望都1号墓的是纵横各17道线,阿斯塔纳、日本正仓院的棋盘与安阳的白釉瓷围棋盘一样是纵横各19道线。19道线棋盘应是唐代围棋盘的主流。除主流外还存在着诸如四川万县纵横各为20道线和18道线,湖南湘阴纵横各15道线的围棋盘。从围棋发展的纵向上看,棋盘纵横线道的数量是从少向多发展的,发展到19道线后固定下来,成为围棋的主流,一直延续到今。关于围棋盘何时发展到19道线的,众说纷纭,至今尚未定论。但从文献资料来看,至迟在魏晋时期,围棋高手已经意识到17道线的围棋有利于先行一方,对围棋的发展是一个束缚。北周的《棋经》中有“棋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数”,361的平方根是19,这一时期甄鸾的《孙子算经》中有这样一道题:“今有棋局方一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曰:三百六十一。术曰:置一十九道,自相乘之,即得。”这说明北周时期19道围棋已经流行。而现今发现的19道围棋的最早实物则是安阳张盛墓出土的白釉瓷围棋盘。
围棋名称
“围棋”一词在先秦文献中仅见于《世本•作篇》,与先秦时期以“弈”指围棋的现象不符,因此有学者认为“尧造围棋”可能是秦汉儒者整理时添加的,“围棋”一词的的正式出现应在汉代。
“弈”在先秦时指围棋,除前文所引史料外,在《论语》、《孟子》等先秦文献中时常出现。
“忘忧”,见《晋书•祖逖传》。祖逖的哥哥酷爱围棋,他的朋友王隐劝他不要沉迷于此,祖逖的哥哥说:“我亦忘忧耳!”
“烂柯”,柯指斧柄。得名于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卷上:“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而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速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橘中之乐”,出自《玄怪录•巴邛人》,说巴邛有个人的家里有个橘园,园中有一个特大的橘子,剖开后见里面有两位老人在下围棋,其中一位老人说:“橘中之乐,不减商山,恨不能深根固蒂,为愚人摘下耳!”。
“坐隐”、“手谈”,出自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的“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王中郎指东晋著名棋手王坦之,字文度,号称“江东独步”。支公指支遁,东晋时期善弈的著名僧人。
注释:
[1]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J].考古,1959(10).
[2]马世之.关于隋代张盛墓出土文物的几个问题[J].中原文物,1983(4):72.
[3] [14][15]邱百明.从安阳隋墓中出土的围棋盘谈围棋[J].中原文物,1981(3):57,58.
[4]《一子解双征》棋局最早见于宋代《忘忧清乐集》,本文所用图来自张如安先生的《中国围棋史》,团结出版社,1998:189.
[5][6]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J].考古,1959(10):545,544.
[7]皮日休.皮子文薮•十原.
[8]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
[9]张如安.中国围棋史.团结出版社,1998:41.
[10][11]咸阳秦都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汉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6(6):39,34.
[12][13]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阴唐墓清理简报[J].文物.1972(11):49,52.
[16][17]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J].考古学报,1980(4):509,图版陆-6.
[18]张如安.中国围棋史.团结出版社.1998:198,200.
张盛卒于公元594年,此时正值隋朝初年,无论是隋文帝杨坚还是知识阶层的主流都是排斥围棋的。张盛作为当时的中高阶层官员为何逆流而动,酷爱围棋,死后还以棋盘模型随葬?由于张盛正史无传,墓志又过于简略,其逆流而动以围棋盘随葬的原因就成了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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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晓霆,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夏商周考古方向硕士,河南博物院副研究员,藏品管理部副主任。致力于夏商周考古、姓氏以及博物馆学等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