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5绿釉鸡冠壶
绿釉鸡冠壶，瓷质，辽代，高36.5厘米，腹径16.9厘米，底径11.6厘米，现藏新乡市博物馆。
绿釉鸡冠壶，壶体扁身平底，上扁下圆，下腹微鼓，矮圈足，稍外撇。直口，管状流，提梁较高并有指捏纹。梁下及腹部下侧均装饰有凸弦纹。通体绿釉，釉色厚重均匀，釉质莹润光亮，釉面有流动痕迹及细碎纹片。近足部露胎，胎白，质地坚致细腻，胎上施白色化妆土，胎釉结合紧密（图1—图5）。
图2 鸡冠壶侧面
图3 提梁部分
图5 底部
辽瓷是辽代所制陶器、瓷器的统称，在辽朝手工业部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没有陶瓷业以前，契丹人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器皿是游牧民族用的木制器皿、皮囊和粗陋的泥质陶器，瓷器成为皮囊壶之类则是从汶地（今河北省）输入的。[1]辽代陶、瓷器制作基本承袭唐代陶瓷工艺，并吸收五代和北宋中原地区的新工艺，发展创新成一种独具特色的陶瓷。其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特点，反映了古代契丹族勇猛、刚烈、剽悍的部族气质，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凝聚和缩影。
鸡冠壶是辽代陶瓷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古代汉族和契丹族共同创造的一种器物。早期的契丹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马匹、刀剑、皮囊是每个家庭必备的生活用品。皮囊是用皮革缝制的盛水、盛酒器，携带方便，但储存时间较短，易变质。唐末五代，契丹族通过与中原的交往，学习了中原的制瓷技术，仿照本民族皮囊的样式制作了最早的鸡冠壶。因其顶部形状酷似鸡冠而得名，亦称马镫壶、皮囊壶，辽代汉语称为“马盂”，即马上所携带的容器。《辽史·兵卫志》载：“辽国兵制……人铁甲九事……火刀石、马盂……皆自备。”[2]鸡冠壶造型独特，壶口设计在顶部，即使马匹奔跑，水也不易倾溢，非常适合于游牧民族生活使用。
早期的鸡冠壶上部是带孔的，方便系上绳子挂在马上或挎搭在人身上。带孔鸡冠壶最早只有一个孔，因为不便固定，逐渐发展成双孔，同时为了防止壶在奔跑中滚来滚去，壶身下部也从浑圆型演化成了扁平型。随着城市和农业的发展，契丹族更多地过着定居生活，鸡冠壶不再需要随身携带，而是摆放在家里的常用器皿，因此带提梁的鸡冠壶逐渐取代了带孔的鸡冠壶。提梁式鸡冠壶不仅有一个提梁作为把手，而且壶底部多做成圈足，方便放在地上或桌上，而带孔的鸡冠壶则因为壶底较小，摆放不稳而逐渐被淘汰。[3]
鸡冠壶流行于辽代，金代烧造渐少，元代以后基本不见。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鸡冠壶多出土于当时辽代统治核心地区，如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均有出土，且绝大多数出于契丹贵族墓葬，汉人墓葬出土很少。新乡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绿釉鸡冠壶，整器形制优美，釉色鲜亮，造型独特，保存完整，在中原地区各博物馆均少见到，因而较为珍贵。
鸡冠壶在辽代的兴盛，似乎还与辽代统治者割舍不下的草原情结紧密相关。随着游牧生活逐渐变为定居生活，鸡冠壶不再需要随身携带，或许他们仍旧忘不了背着皮囊驰骋游猎的生活，便将这种向往寄托于风俗习惯中，并融入了日常用品的使用中。鸡冠壶正是契丹族与中原民族在文化交流上的产物，是民族相互融合的一个缩影。它不但在质地、型制及使用功能等方面，反映出契丹族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情趣。而且从型制方面的演变趋势中，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的交互影响，通过鸡冠壶的形制、使用功能可以深入了解辽代的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丧葬制度、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等。[4]
鸡冠壶是辽代契丹族特有的瓷器，直接源起于契丹人使用的皮囊，造型别致，装饰丰富。基本形制为扁体、直身、上部较薄而下部丰硕，短流，壶两侧随器形起线，模拟缝合的皮革痕迹，流旁有提梁或圆孔，便于系绳携带。年代早晚一般要从壶身所保留的皮囊容器的特征来推断。式样大体可以分为穿孔式和提梁式两大类。穿孔式又分为扁身单孔、扁身双孔。提梁式鸡冠壶源于中原地区，适应契丹贵族定居生活需要，流行于辽代中后期，并且有自己的发展序列，有矮身横梁式鸡冠壶、扁身环梁式鸡冠壶和圆身捏梁式鸡冠壶三种基本形式。[5]伴随着契丹族自身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民族的融合和交流，鸡冠壶的式样越来越丰富，壶身装饰愈加华丽，更加美观。
矮身横梁式鸡冠壶主要见于辽代早期，壶身呈现出矮扁的特征，壶的重心下移，方便携带，辽代中期基本消失。扁身环梁式鸡冠壶多见于辽中晚期，提梁向上弯成环状，多带圈足，壶身增高变瘦，是一种矮身横梁式鸡冠壶向圆身捏梁式鸡冠壶过渡的壶型。辽代晚期，壶身变圆，壶体变高，提梁也逐渐演变成较细的大环手，圆身捏梁式鸡冠壶的特点是壶身细高，有圈足，环状的提梁上有手捏的凹坑。这类器型不再适合骑马携带，而比较适合定居生活中使用，是辽王朝行将结束阶段流行的器物，多见于辽代晚期墓葬。
一、早期
1、穿孔式
早期的鸡冠壶较多保留有仿皮囊的痕迹，有的甚至把皮条、皮扣、皮雕花、皮绳环梁都一一表现出来。器形一般比较矮小扁圆，流较短。多为穿孔式，有单孔、双孔式。器身的圆孔用于系绳，便于悬挂在马身上携带。从这些简单、朴拙的装饰特点可
辽绿釉鸡冠壶（图6），高18.6厘米、口径3.56厘米、底径9.6厘米。扁身单孔式，壶体上扁下圆，管状流，鸡冠形单孔系，圈足。淡红色陶胎，满施深绿色釉，釉面有不明显的细碎纹片。器身饰贴皮页缝合装饰，整体浑厚古朴，装饰简单，应为辽早期制品。
这件白釉鸡冠壶（图7），壶的外表全部涂上了厚厚的透明白釉，在工艺上属于中国北方的白瓷传统，但表现的却是游牧民族的马上生活习惯。[6]
图7 白釉鸡冠壶，辽宁博物馆藏
图8 白瓷划花双孔鸡冠壶，辽宁博物馆藏
2、提梁式
提梁式鸡冠壶流行于辽代中后期，但它在辽代早期就已经出现。早期提梁式较少，仍有明显的仿皮囊的特征，如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白釉绿彩纽带装饰鸡冠壶（图9），壶体贴塑有象征皮条、皮穗的饰物。
图9 白釉绿彩纽带装饰鸡冠壶，辽宁博物馆藏
1992年内蒙古赤峰市耶律羽之墓出土一件褐釉皮囊式鸡冠壶（图10），直流，半圆形提梁，扁圆腹，平底。流底部饰一周圆凸棱线。正面腹径24、侧面腹径23.5、底径10.8、高28.8厘米。[7] 此壶褐色釉饱满光亮，流口一侧有扁圆形提梁，壶身亦堆饰了三条凸起的仿皮囊壶带缝。
图10 褐釉皮囊式鸡冠壶
二、中期 辽代中期以后经济快速发展，制瓷业也充分吸收北宋陶瓷的特点，其产品从最初的结实耐用转为精致纤巧、富贵华丽。随着契丹民族生活方式逐渐由游牧走向定居，穿孔式鸡冠壶随之衰落下去，系绳所用的两个圆孔已渐渐演化成为提梁，便于手持。辽代中期以后，提梁式鸡冠壶的数量明显增多，壶身变高，下部变圆，风格纤巧细秀，渐失马上携带特点，底部也出现了圈足，更便于摆放。
绿釉鸡冠壶高31.5厘米，口径3厘米，吉林省博物馆藏（图11）。此壶为圆身环梁式，上部较瘦，下部较肥，直口呈管状，提梁较高并有指捏纹，圈足。陶胎，器身的上半部施以浅绿色釉，下半部则露出胎土的本色，整个器物色调清新明快，对比鲜明，制作精巧，属于辽代中期的器物。
图11 绿釉鸡冠壶
三、晚期 鸡冠壶发展到辽代晚期，器形更接近中原风格。提梁壶美观大方，更适合在居室里摆放。其壶体之圆，壶身之高，和管状注嘴的细高趋向，已使鸡冠壶朝居室使用的注壶方向发展，彻底脱离了以前鸡冠壶的使用价值。
此时期器物特点是壶身见高，壶腹略鼓，壶上象征皮囊的装饰逐渐消失，保留仿皮制容器的痕迹越来越少，连皮带、皮扣之类的装饰也渐渐消失。在风格趋向华丽，变得更加精致。壶身上多雕刻有牡丹花等纹饰，逐渐取代原有的类似皮囊的装饰。如这件白釉划牡丹花鸡冠壶就属提梁式鸡冠壶（图12），器形扁圆，高提梁，壶身两侧各刻折枝牡丹一朵，底为圈足，适合居室内摆放。
图12 白釉划牡丹花鸡冠壶
辽代赤峰窑绿釉牡丹纹鸡冠壶（图13），长管口，下腹微鼓，宽圈足。腹部刻有一朵盛开的牡丹花纹，线条纤细流畅，刻画生动。绿釉不及底，釉色光亮，开细小纹片，整器形制优美，刻花牡丹富贵。
图13 辽 赤峰窑绿釉牡丹纹鸡冠壶
四、颜色及其它 鸡冠壶色彩鲜艳，有白、绿、褐、灰、三彩等釉色。绿色釉是辽代鸡冠壶中最为常见的，它以铜为着色剂，铝化合物为基本助熔剂，是传统的釉色之一。白釉、黄釉次之，褐釉和茶末绿釉为最少见（图14）。随着辽代的灭亡，陶瓷质地的鸡冠壶便逐渐消失了。
图14 黄釉提梁鸡冠壶
有的鸡冠壶上还贴塑了动物、人物造型，显得更为灵动。1977年平泉县小吉沟辽墓出一件辽代绿釉塑猴鸡冠壶（图15）。外表施一层银白色粉。器形较高，扁身平底内凹。短管口，有盖。旁有双孔鼻，两鼻后分别贴塑一猴，呈攀伏状。壶身两面阴刻卷草花纹。壶通高30厘米，腹径16、口径5.8厘米。[8]
图15 辽代绿釉塑猴鸡冠壶
目前所见的鸡冠壶，大部分是陶瓷器。也有极少数其它材质。如1979年内蒙古赤峰洞后村窖藏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鎏金银鸡冠壶（图16）。
壶身形似马镫，壶把为鸡冠形状，壶盖与壶身以银链相连。盖面錾刻对称的四瓣花纹，外沿錾刻8个四瓣花朵；壶颈四周錾有牡丹纹，壶身两面錾刻精巧，均在菱形图案中錾刻一只花鹿，鹿前后各錾刻山石、灵芝、海水，犹如仙境，纹饰部位鎏金。纹饰、制作工艺与唐代中后期相近，体现了契丹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此壶是已见辽代金银器中之精品，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辽代银质马镫壶。
图16 鎏金银鸡冠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从以上比较分析得出：鸡冠壶形制大体经历了从矮粗到细高，由阳刚向挺秀的演变过程，反映了从游牧向农耕生活过渡中契丹人审美价值观念的变化。新乡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绿釉鸡冠壶，高身圈足，壶口加长，捏梁式且提梁较高，风格典雅纤秀，从造型特征判断其应为辽中后期、中原地区窑口烧制的瓷器。
1、契丹族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而强悍的民族，从公元4世纪兴起到13世纪灭亡，共存在了近千年。公元907年，契丹族杰出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了辽王朝，916年称帝，建立契丹国，947年，建国号大辽，983年改国号大契丹国，1066年，又恢复大辽国号。公元1125年为金所灭，辽先后与五代、北宋并立，历时218年。
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以内蒙古草原的赤峰和哲里木盟为核心。为巩固疆土，加强统治，大辽政权相继修建了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林东镇）、东京辽阳府（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县）、西京大同府（山西省大同市），谓之辽代五京。
契丹族的影响力和做出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其建立的辽国，在二百多年的统治时间内，使我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各民族得到统一；并打破长城阻隔，使汉人北迁、北方民族南迁，使北方游牧经济和长城以南的农业经济结合为一体，逐渐形成农牧结合的经济。[9]
辽长期与北宋对峙，“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并交往频繁，开展边境贸易，互派使者，辽国的经济从此进入最繁盛的时期，其文化也受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它的制瓷业一方面吸收了中原地区的先进制作工艺，一方面继续保留适于游牧生活、带有浓郁民族气息的造型和装饰，将中原制瓷手法与契丹地域特色完美地融合一体，因而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2、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攻辽，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附近，威胁东京。宋真宗想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的劝阻，才勉强至澶州督战。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杀死辽将萧挞览。辽士气大挫，加上孤军深入，提出和议。宋真宗畏敌，历来主张议和，于是与辽朝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和约规定：宋辽为兄弟之国，两国以白沟河为界，宋岁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10]“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之间百馀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 “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从目前已经发掘的辽代墓葬来看，辽代中期和晚期契丹贵族墓中的陪葬品数量远远大于早期，这表明契丹族的殡葬习俗逐渐受到汉族厚葬风俗的影响。
3、辽代政权很重视陶瓷业的发展，五京所辖范围内都有窑场，其中比较重要的瓷窑址有：（1）赤峰缸瓦窑，辽代最大的窑场，烧制辽三彩以及磁州窑风格的瓷器。（2）林东辽上京窑，窑场规模很小，烧造时间很短，但产品的质量却很好。以烧制白、黑釉瓷器为主，还烧极少量的绿釉器。（3）辽阳江官屯窑，窑场规模较大，以烧造白釉粗瓷器为主，白釉画黑花和黑釉瓷器较少，是一座较大的民窑。此外在辽上京地区还有专烧三彩釉陶器的林东南山窑和专烧茶末绿釉、黑釉粗瓷大器的林东白音戈勒窑、北京龙泉务窑等。[11]
参考文献
[1][[11] 冯先铭.中国陶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1：364-367; 冯先铭.中国陶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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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里的古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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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里的古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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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秀夫，田淑华，成长福.河北平泉县小吉沟辽墓[J].文物，1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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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26-27.
[11] 冯先铭.中国陶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64-367.
仿皮囊的鸡冠壶器型非常适合游牧民族生活需要，除了盛酒和水之外，它还会经常盛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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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黎，女，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硕士。新乡市博物馆社教部，助理馆员，主要从事博物馆教育与馆藏文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