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建院历史
时间:2015-08-07

     

    天翻地覆,人间正道是沧桑;蓦然回首,我们已经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而将足迹深深镌印在历史的深层——河南博物院自1927年创建以来,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倾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血和汗水。如今,她伴随着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正逐步走向辉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引人自豪,催人奋进。它作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将永远铭记史册。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中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河南省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革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国民政府将“河南省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来源:河南博物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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