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仿造与伪作
     时间:2011-12-20    字体:      

青铜器的伪作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中国青铜时代还没有结束。而青铜器的仿造史则更早。青铜器的产生,本身就是仿制陶器的结果,在青铜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又有不少仿铜陶器出现,那么仿造某一批铜器而制造另一批铜器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仿造是一种学习与继承的文化事业。周承殷制,周初铜器与殷末铜器很难区分,原因就在于面目相似,其中很可能有仿造品。只是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因此很难说谁是仿造品,谁是原器。

春秋时期,齐国攻打鲁国,索要鲁国的谗鼎。鲁国舍不得将真器奉送,就仿制了一件鼎应付。齐人见到仿制品,指出:“这是赝品。”鲁人辩解道:“这是真的。”齐人说;“那好,请乐正子春来,看他怎么说。”鲁国国君把乐正子春召来。乐正子春问道:“为什么不把真器送给齐国?君道:“我喜欢谗鼎,不能割爱。”乐正子春也说:“我喜欢诚实,不能对齐国说假话。”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至少在春秋时期已有伪造青铜器的例子了。(《韩非子·说林》)这可称得上伪作史的开端。但在整个青铜时代,青铜器很普及,除非像齐国指名索要谗鼎而鲁国不得不作伪敷衍外,一般来说伪器极少。

到了汉代,相对而言商周已成为古代,商周青铜器已不多见,一旦出土物重见天日,便被视为详瑞的征兆。如《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鼎元年夏五月五日,得鼎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鼎于后土祠旁。有人怀疑此鼎是新垣平为博取武帝欢心而作的伪器,因为后来新垣平因献“人主长寿”假铭玉杯而被夷三族。大概他是一位制作伪器的老手。

唐、五代有专门仿造铜器的官家作坊。宋代赵希鹄所著《洞天清禄集》谈到:“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甚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见天宝时大风环瓶,此极品也。”

宋代以前虽有伪造、仿造的记载,但一来数量少,规模小,二来没有确凿的伪器传至于今,对后世仿造、伪造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姑且将春秋至五代定为伪造史上的第一阶段,即萌发期。

两宋时代可称之为仿造的兴盛期。其原因是:第一,宋皇佑以后,商周青铜器出土多,如据吕大临《考古图》记载,庚鼎、辛鼎、癸鼎出土于开封,晋姜鼎出于韩城,公诫鼎出于上雒,乙鼎出于邺郡宜甲城。大量真器的出土为仿制、伪造提供了样品。第二,宋代是“郁郁乎文哉”的时代,学术研究空气浓郁。士大夫们通过对出土物的研究,深感《三礼图》所绘图录的错误,洗刷汉唐诸儒关于古代制礼作乐的臆说,于是依照出土铜器仿制,以致当时庙堂充满了仿制的礼器。

礼器之外,乐器的仿制也很多。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记载,宋太祖时王朴曾作编钟,钟体都不圆。后来李照等奉诏修乐,皆以为王朴制器不准。及得到周代铜钟《走钟》,发现它的形状与王朴所制钟一样,才知晓王朴铸钟有一定法规。可见王朴铸钟技巧之高。徽宗时因旧乐器远离古制,新铸大晟编钟。其器形纹饰以春秋晚期宋平公时宋公戍钟为蓝本,仿制十分成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廷大规模仿制古铜器,社会上便有伪造以图利者。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详细讲述古铜器伪作方法。《皇佑三馆古器图》、《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啸堂集古录》、《钟鼎款识》都收有伪器,证明宋代确有不少伪作铜器。

宋代仿造伪造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较高。无论从青铜原料的来源和筛选,冶铜和铸造技术,宋代都超过;了商周。但从大晟编钟、宣和尊、绍兴洗等传世仿古铜器观察,因为一味仿古,没有了创新,总给人呆板、缺乏生气的印象。这又恰恰给真器还是仿古器的鉴定提供了线索。

宋代仿古作伪情况:

(1)仿古器物种类繁多,多以商周时代真器作模式,器形、纹饰很逼真,但神韵不足。

(2)仿古器一般仿出范痕,还有垫片。连铸造技术也仿得很精细,在底部有明显的垫片。

(3)宫廷仿器显得厚重,但铜质粗糙发暗,无亮底子,有硬锈也仅一层,显得浮薄。

(4)仿器纹饰的地纹都较模糊。

(5)铭文仿刻相当认真,但无论刻字还是铸字,字口均比商周器铭浅。如“政和”鼎二字不清。

(6)仿镶嵌金银片、松石的器物比春秋战国时的真器水平低。

以两宋为界限,宋(包括两宋)以前以仿造为主。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伪造超过仿造占据主导地位。

元明两代是仿造、伪造史上的中衰期。元人统治中国后,礼仪祭祀一如往昔。官家有专门作坊“出蜡局”,模仿殷周铜器形制,制作祭器。但铸作粗率,远逊于宋人。民间也有伪造铜器者,如明高濂《新铸伪造》记载元时杭州姜娘子、平江王吉两家以铸造铜器而闻名于世。姜氏所铸悉依古铜器式样,因而胜过王氏。只是花纹细小,以方胜、龟纹、回纹居多。总之,元代仿器的特点是:

①仿祭器,置于宗庙;

②笨重,做工粗糙,发黄,无光泽,花纹不清;

③带有本朝年款,铭文始用楷体,软弱无力;

④器形、纹饰带本朝特征。

明代仿造古铜器,以明宣宗宣德年间为最多。除皇室用外,还颁赐各王府两京文武衙门。制作款式全仿《宣和博古图》及《考古图》。据<<宣德鼎彝谱》记载,初次所用物料,仅风磨铜就耗费三万一千六百八十斤。仿古铜器尚未达到宋代水平,但其中的仿古炉,世称宣德炉,式样独创一格。只有明崇祯年间潞王常涝所铸鼎觚诸器比较接近商周铜器。据王士祯《池北偶谈》,他曾将几千件仿古铜器埋入地下。其所铸《潞国鼎》铭云:“大明崇祯捌年潞国制拾玖器。”《潞国觚》铭云:“大明崇祯玖年,潞国制弟肆拾壹器。”可见铸器不少。总之这些仿造铜器本意仅在模仿,没有以假乱真、图谋厚利之意,所以并不难以鉴定。只要具有一般常识即可。总之,明代仿器的特点是:

①较元代仿古面大,种类多;

②仿器无铸痕和垫片;

③宫廷仿器质量尚佳,民间较粗糙;

④纹饰繁缛,添枝加叶,仿西周篮盖上加一周荷叶状边缘;

⑤民间仿器分量过重,有压手感,色泽黄中闪白;

⑥器形、铭文失真。

伪作器则不然。明人伪作铜器不仅方法多,而且数量不会少的。据明高濂《新铸伪造》云:。近日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法古,分寸不遗,而花纹款识悉从古器上翻砂,亦不甚差,但以古器相形,则迥然别矣。……其伪制法,铸出剔摩光净,或以刀刻纹理缺处。方用井花水调泥矾浸一伏时,取起,烘热,再浸,再烘,三度为止,名作脚色。候干,以硇砂、胆矾、寒水石、硼砂、金丝矾各为末,以青盐水化,净笔蘸刷三两度,候一二日洗去,干又洗之,全在调停颜色,水洗工夫,须三五度方定。次掘一地坑,以炭火烧红令遍,将严醋泼下坑中,放铜器入内,仍以醋糟罨之,加土覆实,窖藏三日,取看,即生各色古斑,用蜡擦之。要色深者,用竹叶烧烟熏之。其点缀颜色,有寒愠二法,均用明乳香令人口嚼清味去尽,方配白蜡熔和。其色青,以石青投入蜡内,绿用四支绿,红用朱砂。愠用蜡多,寒则乳蜡相半,以此调成作点缀。凸起颜色,其堆叠用1卤锈针砂。其水银色,以水银砂锡涂抹鼎彝边角上,以法蜡颜色罩盖,隐露些少,以愚隶家。……或做成入1卤碱地内埋藏一二年者,似有古意。”这是指古铜器色泽的伪造方法。但它毕竟只附着于器的外表,一旦加热煮沸,颜色脱落便露马脚。于是有“改锹”之法,即将破碎的真器进行改造。如将古镜截成方块,再焊接成古器的耳与脚,高氏一书所说《亚虎父鼎》就是这种伪作的产品。由此可见明代作伪方法之多,伪器也一定不少。清内府所藏古器不少是元明时代遗物,其中应有元明两代的伪作。

清代至民国可称得上伪造史上的极盛时期。其原因是清代,特别在乾嘉之际,由于提倡汉学,通过文字、音韵、校勘、目录等工具说解经传,考据之学盛行。学术界开始注意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正如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中所言:“平湖朱氏右曾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识疑文,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补说文所未及者。”其后如端方、潘祖荫、吴大激等位高望重者,也多方搜罗青铜器,并加以编目、考释。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宋代。研究水乎的提高,在客观上刺激了作伪水平的提高。同时由于青铜器的珍贵,特别是有铭铜器的历史价值,青铜器比之其他东西更适于收藏,人们争相收购之,使作伪之风更加盛行。这时期作伪有几个特点:

(1)作伪已有专门行业:当时有三大伪造中即山东潍县、陕西西安、河南洛阳。潍县作伪者以陈介祺(篮斋)藏器为蓝本,因此翻铸的铜器与原器较接近,加上生锈、上蜡等作伪技术较高,所以未得见睹真器者很容易上当。如孔鼎、陈侯鼎、邹妯鬲、大丰簋,均为潍县产品。西周重器留鼎,铭文380多字,十分珍贵。原器已失,仅有拓片传世。作伪者或铸器或仅铸铭文,贩卖拓片,牟取暴利。西安则主要伪造秦诏版和秦量器。

(2)以伪造铭文、拼凑铭文为多:整器作伪很难逼真,而当时人们普遍偏爱铭文。作伪者便迎合其心理,通过增刻铭文,拼凑、摹刻或干脆伪造铭文来提高铜器的身价。特别是民国以后,摹刻的文字逼近真迹,几可乱真

(3)分铸后焊接,然后将铸痕磨掉,故清代仿器无铸痕,而有焊接痕迹。清器无垫片,而有补痕。

(4)铜质泛黄,常作黑地子后打蜡,冒充熟坑器物迷惑人。

(5)以古器摹本作依据,与原器大致相仿,但笨拙。

(6)添枝加叶,器形花饰显得不伦不类。

(7)兽面纹变形呈蝴蝶状。

作伪可分为三期:

(1)乾隆以前:一般采用整器作伪方式,纹饰仿照《三礼图》,铭文范铸不精。其中也有形制纹饰较精者,但总体伪作水平不高,比较容易识别。这些伪器大多收录在《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乙编四部青铜器著录书中。据容庚《西清金文真伪佚存表》统计,在1176件有铭铜器中,伪器317件,疑伪器173件。伪器中铭文最长者为晋侯盘,550字。字体仿散氏盘,文词仿尚书,大约是乾隆年间伪造的。单看文词尚不失古雅之风采,也算是伪作中的上品。

(2)嘉庆以后至清末:其时士大夫与收藏家喜爱有铭文的铜器,例如刘寄海在陕西任上搜购铜器,辑为《长安获古编》,无铭文者不收录。此风一开,作伪者遂专注于铭文的仿作和伪造。最著名者为遂启谟鼎铭的加刻。此鼎原铭仅九字,作伪者增刻至130余字。道光245月,叶志诜获得此鼎,判为周宣王时器,宝贝得不得了,专门约了三十几位名人高士,吟唱记事,并结集出版,名之曰《遂鼎图题咏》。此期伪造文字水平也有进步。如《公伐郐鼎》、《公伐郐钟》,文字颇佳,也曾迷惑不少学者。

(3)民国:此期作伪水平较前已高。前文已说到研究与作伪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客观上二者是相互促进。例如民国以前,铜器或为官家所有,或为私家所藏,其器形尤其是铭文款式,伪作者不易看到。民国以来由于印刷工艺的发展,铜器影印本广为传播,人人都能看到。而且学术研究,辨别真伪之说流行。作伪者怕被人看穿,迫使自己提高作伪水平。所以连罗振玉那样的大家也在《贞松堂集古遗文》中收了《郜史硕父鼎》、《仲龚父颅》等伪器,到编《三代吉金文存》时才将其删除。至于像仿造同器之铭的,不见真器很难判断。苏州周梅谷仿制的一件商代虎食人卣,在60年代曾被一些北京的专家误认为是一件新发现的珍贵文物,可见伪作乱真的惊人之处了。

民国时,北京琉璃厂“式古斋”古玩铺以一万元的价格买进一件提梁卣,自以为得意,其实是假货,结果亏了血本,店铺倒闭。即使行家也有上当受骗的。上海人吴启周与美籍华人卢芹斋合办了一家美国最大的古玩铺,名曰“吴卢公司”。吴因年事已高,让外甥叶叔重作掌柜。叶在苏州与古铜匠刘俊卿开,了一家古铜作坊,曾伪造过三四件殷墟铜器,如觥、卣等。1937年前后,吴在上海以5万美元(当时合银12),错将这几件器当真器买下。后来叶发现这几件铜器就是作坊造的伪器。吴自觉脸上无光,从此发誓不买古铜。由此可见当时作伪手段之高明。

近代作伪地区及特征:

(1)苏州

晚清至民国,仿古铜名匠有周梅谷、刘俊卿、蒋圣宝等人。整器作伪者,以周梅谷作得最精。特点:

a.多仿殷墟商代器物,精致、逼真;

b.冶铜加入银元或银元宝,地子亮,闪白。皮色用大漆加颜色作出。由于铜质好,花纹也流畅、利落;

c.分铸组装时铸痕不打磨掉,器身常有砂眼;

d.铭文錾刻得较深,且规整;

e.伪器与真器大小不一致;

f.器物口沿、扉棱边缘及棱角发硬,不柔和。

总之,在铜料、锈斑、铭文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铸造技术较潍县精细得多。

(2)潍县

清代老艺匠多,如范寿轩以錾刻花、铭见长;王荩臣、王海父子擅刻细笔道铭文。

a.多按《西清古鉴》图录仿造,因此造型花纹多不符合商周铜器特征。

b.耳、足、身分铸再用焊锡组装,焊接处不是范痕,即使作上假锈,将锈去掉便露出锡来。

c.作锈先用盐酸浸泡,埋入黄土中再盖上湿麻袋,让器表生出锈来,故锈层浮薄。

d.王氏父子伪刻铭文很难辨出真伪,但细审,字体呆板,刀痕及字口茬也有所显露。鼎造型、花纹为周初,字体却是后期的,露马脚。

(3)西安

《长安获古编》作者西安知县刘喜海好有铭铜器,加倍收购,故西安一带古董商在无铭真器上刻伪字以投所好。在真器上刻伪铭之风首先在西安兴盛。

a.仿造度量衡居多;

b.将伪器埋入地下1020年,这样生成的锈与真锈近似,与酸咬、堆积成的锈不同。

c.刻伪铭巧匠有“风眼张”(张姓艺匠人)、苏亿年、苏兆年兄弟。故宫藏有一件西周初期兽面纹盂,但铭文字体仿春秋时曾伯黍篮铭文,是西安作伪者所为。

(4)北京

“北京造”的特点是华丽、精巧,形制奇奇,锈斑逼真,能与苏州造、潍县造媲美。

北京最早的古铜局“万龙合”的匠师叫“歪嘴干”。他的弟子张泰恩,绰号“古铜张”,既能刻伪字,又能作伪锈、翻砂,生意兴隆,为古董商作了不少伪器。他有七位有成就的弟子。其中张文普根据“榆木擦漆”的道理,研究出用酒精浸泡漆皮,再调合颜色作锈。王德山不仅刻伪字、伪花出名,还发明了漆地磨光和点土喷锈的方法作假锈,很逼真,是伪器中的精品。他作的“黑漆古”,至今地子未变色。(历博四羊尊)张书林采用石膏修复、制作铜器,方法易掌握,但体轻,地子发乌,是无法弥补的缺点。

《青铜器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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