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魏郡等字残碑考
么乃亮 赵 楠      时间:2016-04-08    字体:      

魏郡等字残碑系辽宁省博物馆旧藏,入藏时间不晚于1949年,出土地点及入藏前的流传情况不详,今陈列于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古代碑志展厅。残碑为板状青石,两面均有枢轴研磨痕,一边中部凸出呈榫头状,改作及使用痕迹明显。存宽45、存高32、厚9厘米,碑阳文字全部被磨除,碑阴漫漶,界格明显,残存16行,每行存字多寡不等,精拓后字口尚称清晰(图1)。

碑文释读

此碑仅余碑阴题名部分,可辨识的残字已不足三十个。兹将碑文粗释如下:

□内所释之字原碑已泐,系笔者补释。如第15、第16行“□海”,显系郡名,由碑文其他相关郡邑信息,可以推知题名者多在冀州,而该州部名“海”之郡唯有渤海郡。故此二处似可补为“勃/渤”。

第二行题名,初入藏时整理者释为“張漢舉”(图2),但有学者认为释为“舉”则下部偏小,结构失衡,与传世汉碑中之“舉”字结体大异(图3),若释为“與”则稍佳。其实汉碑八分形态各异,古人谓之“一碑一奇”并非夸张,像某些字下部形体偏小,局促一角的情况在这类碑刻中并不少见(图4-5),这与规矩绳墨平整布算的结体(图6-7)在碑刻中均属常见。故而我们认为释成“張漢舉”或“張漢與”均无太大问题。

其他与题名无关之字,如第10行“誦”、第11行“岱”、第12行“孝”,依汉碑文例,前后文大概是“吉甫作诵”“海岱/华岱”“考叔纯孝”一类套语。奈何碑文磨灭,难以求证,惟盼日后能有新发现,再为之补苴。

书刻时代推测

此碑因被乡民改作生产用具,破坏严重,残存信息极为有限。我们只能就已知资讯为之作一时代推测。碑文为隶书,字作方势,笔画稍带波挑,风格较成熟,且与古法浇漓、少嫌板滞的魏晋隶书有一定距离,应系东汉晚期之物。

碑中提及人名有三,“張漢舉/張漢與”、“韓□□”、“毆陽□”。其中“張漢舉/張漢與”一名与《急就篇》中“馮漢彊”颇为相像,大概“漢□”之类的双名是当时常见的名字。

碑中提及郡国名凡四:魏郡、赵国、博陵郡、渤海郡。其中魏、渤海二郡,在东汉末叶郡治及所辖范围曾有变迁,但郡名沿袭不废。而博陵郡,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始设(《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元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晋书∙地理志》:桓灵颇增于前,复置六郡。桓:高阳、高凉、博陵;灵:南安、鄱阳、庐陵);赵国在汉献帝建安十八年(公元213)改为赵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后汉书∙孝献帝纪》:徙赵王珪为博陵王),至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方才复置赵国(《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曹干)太和六年,改封赵王)。我们由此推测该残碑大约立于158-213年,即延熹至建安之间。在这一历史阶段,世人好修名誉,葬俗崇尚奢侈,史称“碑碣云起”,恰是汉碑发展的黄金时期。

残碑所属地与碑文性质推测

据《后汉书∙郡国志》,魏郡、赵国、渤海郡均在冀州境内(《后汉书∙志第二十∙郡国二》:冀州领郡国九:魏郡、钜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间、清河、赵国、勃海),博陵郡系从中山郡析出,因此也属冀州。从碑中仅存的三个题名来看,只有邑名姓字,并无官职禄秩,可推想题名中白丁比较多。由此,我们似乎有理由猜测,此残碑绝非“公卿巨室”或“武力有功者”之碑,甚至也不太可能是州部郡县官长之碑,凡地方官亦有部属故吏,而题名者中连“有秩、嗇夫、乡佐、游徼”之类的人也不曾见,故此残碑很可能只是冀州土人所立之碑。至于功用,已不可晓。

北宋欧阳修曾在《集古录跋尾》卷三著录过一通题名碑,情况与此碑非常相似:

“右汉残碑阴,前后摩灭不知为何人碑。其知为汉碑者,盖其隶字非汉人莫能为也。其字仅可见者尚数十,而姓名完者九人,曰:王伯卿、赵仲方、贾元周、王景阳、贾元辅、宗石处、王仲宣、马安国、王通国,皆无官号邑里,莫知为何人。惟汉隶在者少,为难得,故录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书。”(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这一类无官职、年爵,又莫知为何人,却留下很多题名的东汉石刻,在北宋时已不鲜见。碑刻题名风尚,前人多有所述,古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一般升斗小民,“体列于一世”已甚难矣,如何能像那些贤人君子达官显贵一样名传于千载?东汉晚期社会上流行着虚浮伪诈、夸饰好名的不良风气,与前汉的质朴简惰大相异趣,从前那些“名不流于一嗣,文不遗于一札”的普通人,也都有了“托有形之物,垂无穷之名”的机会,二百石以下的刀笔小吏竟然敢于树立连朝廷三公也自叹不及的丰碑大碣(《王孝渊碑》碑主生前为县功曹郡掾,碑高255公分,《袁安碑》碑主生前为司徒,碑残高139公分,完高约151.8公分。参张云燕《东汉墓碑的等级表现及其成因小考》,《书法丛刊》2010年第2期),处士、布衣,甚至早夭儿童均有机会树碑立传,名镂金石,附托以传不朽。在碑主们获得“高邈伊周”、“下陵管晏”等诸多虚名假誉的同时,为之立碑的人们也纷纷寓名碑阴,在传世的汉碑及相关石刻著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故吏某某”“故三老某某”“故处士某某”“贱民某某”“义民某某”字样,可谓连篇盈简,闻显无穷。

此碑中的“張漢舉/張漢與”,自必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冀望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那一天到来时,自己因为碑上的州县邑里名字未曾磨灭,而避免身与物俱殁的命运,而为好古之士所推敲考证吧。

书体与艺术风格浅析

如上节所述,此碑一无官职,二无年爵,又莫知为何人碑,俗所谓“三无产品”是也。它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不是因为欧阳修所谓之“惟汉隶在者少,为难得”,而是因为它有着一定的特色,书不甚佳,却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此碑界划方格,横平纵贯,字与字之间距大于行与行之间距,与早期汉碑参差错落,字距紧凑致密,形体大小不等的情况大相径庭,从章法上看应已进入汉碑的成熟期,尽管这成熟较之简帛隶书的成熟已是晚上一个多世纪了。

从时人的角度看,此碑书法可能并不算精到,毋宁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论及书写之工美,它远远不能和《熹平石经》《西岳华山庙碑》《史晨前后碑》《曹全碑》《朝侯小子残碑》相比,甚至与包头出土的《召湾建宁三年残碑》相比也大为不及,后者虽出边塞,却端庄秀丽,颇具典范之美,当是“善史书”的文吏之作。而这块《魏郡等字残碑》,字形方而不扁,个别字长而逾制(如第13行的“臺”字),笔画分背亦不甚明显,一些字用笔简单朴拙,足见其书手不甚精工。在展览过程中或有观者以第14行“春”字有《乙瑛碑》风味,似何绍基,第11行“岱”字之古拙尤过于《西岳华山庙碑》者,其实并不可靠,第10行以后诸字笔画茁壮者,其实是“残肥”后的效果。第1-5行的“巍”(魏),形体与《石门颂》同,而书风全不相侔,《石门颂》“巍”字一派开张飞动之势(图8),而此碑则是一派稚拙之态。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块残碑才略显出一些大璞未雕、生动自然之意。

此残碑中,字口最为清晰,笔法、刀痕均能略窥其仿佛者,是重复见于1-3行的“趙國”二字。其中“趙”字“走”旁乍看颇有今人风味,其实早在战国秦俗文字演变为古隶时,以及秦隶继续演化的过程中都出现过这类写法。裘锡圭曾举睡虎地秦简中“徒”、“定”等字的“止”旁皆作“z”形为例,证明这类写法并非全无依据,事实上,隶书中一些偏旁的写法正是沿着“类似于新中国汉字改革时草书楷化的途径”演变而成的(参裘锡圭《秦汉时代的字体》,《中国书法全集7∙秦汉刻石一》第47页,荣宝斋,1993年)。从书写上看,“趙”字的挑法呈现不同的状态,即便将第3行的“趙”字捺脚凿刻崩坏的因素考虑在内,我们也能发现书写者对“蚕不二设,燕不双飞”这一原则是有着充分认识的。

“國”字结体与习见汉碑迥异,完全不同于《曹全碑》与《礼器碑》的横向取势(图9-10),第二行“國”字的“囗”旁甚至有些平行四边形的感觉。整体看来,或有不着意于法度,元气淋漓,洪浑烂漫之感,然而仔细推敲,则难当汉碑“一字一奇”之誉。

从上节对残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碑主很可能禄秩不高,甚至可能为布衣,从书写来看,更不会是精于“史书”的文法吏所为。此碑体现出的质朴苍劲的“金石气”,则是刀斧崩劈、风雨残泐后在墨拓本上形成的某种况味,而这类“次生品”给鉴藏者带来的视觉冲击和联想,若是能形成评述文字,则将会给后人打下一种“前理解”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讲,此碑可谓“生不逢时”,这不仅因为入藏时大部分碑文已遭破坏,更因为它被发现得实在太晚:若它出土于《广艺舟双辑》的年代,必能博康圣人金口一赞,诸如“有拙厚之形,而气态浓深,笔颇而骏”“雄深茂密,又加峻峭”等语,其后种种不虞之誉,必定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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