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
李英应      时间:2017-08-23    字体:      

blob.png

blob.png

blob.png

blob.png

用于书籍领域的雕版印刷术大约发明于隋唐之际。从现存的早期印刷遗珍来看,率先应用这一发明的很有可能是中国的佛教徒,他们具有极强烈的复制图文来传播佛教的愿望,他们对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所以,早期佛经、佛像类印刷品较为常见。但是,印刷术从何时开始与儒学传播相结合?现存最早的儒家印本是哪件?早期的印刷术对于知识传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都是意义重大,而我们印刷史学界还很少涉及的研究领域。

尽管唐时刻本已流行于世,但相传至今者,寥若晨星。不幸中之大幸,敦煌宝库及个别墓室、寺院还有秘藏,今天的人们才能得见数本。其中,大多数早期雕版印品都来自于敦煌藏经洞。事实上,藏经洞地处大唐边陲,尽管曾经喧嚣繁华,但所出土的印品其实并不能反映大唐盛世雕版印刷术发展的全貌。我们只能通过对这数种珍稀印品进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拨云见日,还原雕版印刷术早期的应用情况。这样的研究成果越多,我们离雕版印刷术起源和发明的真相便越接近。敦煌印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正是这样一件“待字闺中”、值得深入研究的早期雕版印刷珍品。它可以说是中国二十四孝文化纸本的鼻祖,是现存最早的佛教和儒家结合的印本。

《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编号考辨

收录有敦煌出土的印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的论文或者著作很少,即使有也多语焉不详。关于它的来源、编号、现存地、所属年代,以及其为印本还是写本的相关记述都混乱不堪。

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变文集》中,王重民先生校记:“凡存三卷,原编号及校次如下:原卷,斯7,刻本;甲卷,伯3361;乙卷,斯3728。”北京大学白化文教授在1987 年第3 期《大学图书馆通讯》中发表的《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综述》一文中介绍:“G.8102 号,卷子本,五十六行。内首题一行:《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韵文句子五十五行,每行两句。《敦煌变文集》误写卷子号为‘斯七’,应改正”。从此,作者们在介绍这卷《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时,都参考白先生这段描述,其编号越引越混乱。例如:周绍良先生在《五代俗讲僧圆鉴大师》一文中说:“此据《敦煌变文集》卷七移录,据注称依S7 刻本录,但遍寻此号未得。”李致忠先生在2006 年10月《文献季刊》中发表《唐代版印实录与文献记录》中介绍:“法兰西图书馆所藏(P.3361)、不列颠图书馆所藏(S.8702;S.3728)原出中国敦煌《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是雕印本。卷子装。高20.1 厘米,全长150 厘米。麻纸印造”。再如,2009年,胡发强先生在《敦煌藏经洞出土雕版印刷品研究》一文中,也是这样介绍:“编号为G.8102,通高为20.1 厘米,全长150 厘米。印文共五十五行”。以上这些相关介绍都有不同的问题。倘若根据G.8102 和斯7 的编号等数据,确实在所有的敦煌出土文献中都查找不到,给现在的研究者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惑。本文撰写的过程中,经多方研究查证,敦煌确实出土有印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其编号应为:Or.8210/P.1。根据英国国家图书馆所标注的说明,此卷押座文尺寸为长91 厘米,宽26 厘米,而且“刻印精美”(Beauti⁃fully printed)。

遍查英藏、法藏、俄藏的敦煌珍品史料,《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沧桑的经历大致可以勾勒出来。1900 年至1916 年期间,匈牙利裔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三次在中国西北考古,这其间他将大量出土文献和文物运往英国。其中包括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等材料,他将这些材料编为Or.8210-8212 等3 个总号。其中,Or.8210主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汉文写本和印本,此后用缩写S. 中文“ 斯”1- 13677 号和P.(Printed⁃books,印本)1-20 号具体标示每一件文献。治学严谨的前辈们为何会出现前面所述的笔误呢?这些谬误极有可能都是伴随着1957 年汉学家翟理斯(LionelGiles,1875-1958)编写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一书出版所致。该书著录了斯坦因敦煌搜集品中S.1 - 6980 号和Or.8212/1-195 中部分写本以及P.1-20 号印本,分类新编为G.1-8102 号(G.为“Giles”翟理斯的英文首字母,代表翟氏编号)。8102 这个数字应当自此出现。至于8702 以及S7 这两个编号都是传抄笔误。

印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研究

1.印本内容

所谓押座文,类似于后世小说、戏曲的楔子、引子等,是一种开场前引导观众专心听讲的方法。押座文内容通常精练简洁,寥寥十数行便能概括出一经大义。唐代,佛教开始世俗化,出现各种佛教变文。印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将佛经故事与儒家典故结合起来,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2.圆鉴大师与印本年代

圆鉴生平无考。查阅了大量文献发现唐、五代、北宋都有一名“圆鉴大师”。

宋代的圆鉴大师为世人熟知,活跃于11 世纪上半叶,实为浮山法远禅师,佛教曹洞宗第七代祖师,宋仁宗赐号圆鉴大师。

五代时期的圆鉴大师一般认为是著名俗讲僧,号云辩。据周绍良先生在《五代俗讲僧圆鉴大师》中考证:“法名圆鉴号云辩,幼年出家……天福十二年(942)六月,汉高祖刘知远至洛阳,云辩以俗讲得到他的恩遇,修复了长寿寺,重整了讲堂……广顺元年(951)六月逝世。”

唐代的圆鉴大师鲜有学者提及。《全唐诗续拾卷三十》载有圆鉴大师《五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一首》。《全唐诗》卷590 收有李郢《送圆鉴上人游天台》。可以看出李郢与圆鉴为好友。唐代诗人李郢,大中十年登进士科,约生于817 年,卒于880年。圆鉴大师应当与他同时期。

大多文献都认为《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里的圆鉴大师为五代俗讲僧。通过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应当是唐代的圆鉴。第一、俗讲僧及押座文基本上只流行于唐五代。而《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作为俗讲的讲义,已明确为故圆鉴大师作。倘若为五代圆鉴所作,其故去时间已近宋代,那本押座文的刻印和应用都是宋代的事情。第二、史载,归义军张氏初期,敦煌僧界与长安僧界有多次交往。此印本于敦煌出土,正好印证了长安与敦煌僧界的互动关系。第三、大中五年(857 年) 瓜州僧悟真来长安交流,圆鉴大师应诏创作《五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一首》,下署“右街千福寺内道场应制大德圆鉴”。这说明圆鉴大师也擅长于诗作,而《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是七言韵诗,因而也极有可能由这位唐圆鉴创作。

综上,《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里的“故圆鉴大师”当为晚唐僧人。但印刷时间应当为圆鉴大师故去后,约为9 世纪末至10 世纪上半叶。

传抄本和刻印本先后关系分析

抄本和印本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关系。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完全是抄写而成;在雕版印刷术肇始初创时期,抄本与印本并行;印刷术成熟后,印本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

敦煌留传下来的《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不只有一卷,目前还发现有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为S.3728 的抄本《押座文右街僧禄圆鉴大师赐紫云辩述》;法国P.3361 卷之《押座文左街僧禄圆鉴大师赐紫云辩述》。这两卷都有漏抄和错字现象。如法藏本中第一联:“世间福惠,莫越如来。相好端严,神通自在。”就漏抄了“在”字,其后有明显补写的墨迹。法藏卷题名中“左街”也应当是“右街”的抄写错误。另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还藏有一件《二十四孝押座文》,编号为1703,为无题名残片,只存全文结尾的三联六句。但也并不是准确的最后三联,有漏抄。通过对这三件抄本押座文分析可知,印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乃抄本们的母本。敦煌地区当是先有印本,后有传抄本。

唐以前的佛教传播以满足上层社会的需求为主,抄经活动大都由政府组织或者寺院进行。当时平民阶层的文化水平十分有限,识字能力和书法水平都难以满足抄书的需求。甚至大多数人书写困难,特别是位于西北的敦煌地区。因此,来自中原的印本被尊奉为学习、抄写、流传的法式和规范。毕竟在雕版印刷时代,印本也要经过编辑、抄写、校对、刷印、装帧的规范流程,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专业性。尽管对于权贵阶级而言,抄书彰显专属,更加珍贵,但是对于平民阶层而言,规范的文本十分珍贵。在人们传抄的过程中,印本对于汉字书法字体,特别是楷体起到了定型的作用,对于文学作品起到了规范的作用。


中国文物信息网
 
 
上一篇:济水源的“投龙”碑
 
 
相 关 内 容
 
 
 
 
 
 中国战斗——抗日战争时期木刻 ...
 2017——河南博物院建院9 ...
 谁调清管度新声 丝绸之路音 ...
 谁调清管度新声 丝绸之 ...
 两岸唐三彩交流展(网上虚拟展 ...
 大象中原——河南历史文化展
 毕加索时代:与西方版画大师同 ...
 文物表面污染物该清除吗?
 湖北随州叶家山青铜文物的保护 ...
 青铜器铭文传拓心得
 唐双鸾双兽纹葵花铜镜的修复
 古纸分析新思路
 中国传统泥塑胎体制作
 修复战国蟠纹铜敦的方法
 探寻透影白瓷的制作工艺
 铅白的古代生产与变色
 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