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物保护修复理念的一点认识
从埃及法老黄金面具的修复争议说起
陆寿麟      时间:2015-12-29    字体:      

今年初,媒体报道埃及法老黄金面具遭到损坏,并对其受损和保护修复过程作了全面客观的调查,其中涉及了文物保护修复的理念、原则和方法问题。这些问题在我国也普遍存在,很值得进行充分的讨论。

我没有看过埃及法老黄金面具及其残损修复的实物原件,仅见的照片又很难反映出它精细的真实面目,所以只能结合文物保护修复的理念和方法,原则性地发表一些个人理解和认识。

报道称,举世闻名的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由于博物馆工作人员不当操作,遭受了不可逆转的损坏;黄金面具的胡须在清洗时掉落;由于使用了不当的修复材料,选择了环氧树脂粘合剂来粘黄金面具是技术上的倒退……个人认为,如果这是一些并不了解文物保护修复的理念、原则和方法的业外人士的批评,可以理解,无可非议。而有相当部分的业内人士也一起议论纷纷,耸人听闻。这种观点,不仅会给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带来无形的压力,而且会让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无所适从,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文物保护与修复的核心是对文物价值的全面保护。文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迹遗物。文物的实体是文物价值的载体,所谓文物的保护从表面上来看,是对文物实体的长久的、尽量完整的保存, 是“ 延寿延年”。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由于文物是以自身固有的价值内涵来支撑的,所以文物保护的核心是对文物价值的全面保护,不能让其遭受损害。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文物会依附更多的历史信息,但是其价值内涵从根本上是不会增添的,对文物的利用研究工作是对它价值的不断认知和揭示,不断发掘和发挥它的社会功能。而文物的修复,顾名思义是对残破了的文物修整复原,来展示它完整的全貌。根本上来讲是有效地体现它的价值。例如考古发掘出一堆陶片,它的价值是在拼合粘接成型后,才有可能通过地层学、类型学研究来显示它的学术价值。

有人说,文物的保护修复技术是伴随着文物的产生而产生的。这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尽然。所有文物初始阶段都是经过人类对原始材料进行加工而利用的实用品。当然也会有部分是工艺美术作品,还不能称作文物。在产生和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缺陷和损坏。对它们的修复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它的实用功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中部分实用品因为它的艺术价值或者是纪念意义而成为了收藏品,对它们的缺损的保护修复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出艺术品的完整性或者能更好地体现出它的艺术价值,着重于对它的外观、外貌的鉴赏。文物,不仅仅是对古代艺术品的收藏和鉴赏,不仅仅是指古董、古玩,更重要的是指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遗迹遗物,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来还原古代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方方面面,反映社会发展的历程和面貌,为今天的社会生活服务,也是社会发展的借鉴。文物保护的核心就是有效地、全面地保护文物所固有的价值,对残破文物的修复也是为了有效地体现和展示它的价值,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或者说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所以对文物的保护、修复的效果的评价标准,应该以文物价值是否得到有效保护、保存,以及文物价值的有效体现和展示为依据,不能以古玩或古代艺术品的所谓完美无缺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

埃及法老黄金面具的修复经历。报道中介绍,黄金面具的胡须在2014 年8 月曾经掉落过,但是1922 年面具从墓葬发掘出土时胡须和面具就不成一体,1924 年开始在博物馆展出长达20 年,胡须和面具本体一直是分开展出的,直到1941 年文物部门考虑到展出效果的完整才粘合在一起。文物修复工作者采用了当时的技术和材料将其修复,维持了70 多年,应该是相当成功的修复,面具的价值没有遭受任何损害,又体现了它的艺术完美。这充分证明了当时埃及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有丰富的修复经验,精湛的技艺,较高的水平,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也是成功的范例。单从粘接技术来讲,断裂口的对口粘接难度很大,粘接强度也很难满足要求,对于粘接材料要考虑材料的内聚力,更要有与被粘接物体间的附着力,以及材料本身的耐老化性能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出土时黄金面具已经在墓室内保存了3300 多年,合金成分本身的腐蚀矿化作用,出土后近一个世纪在自然环境中的劣化反应,产生了物理化学性能的下降,断裂的产生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关于修复痕迹。据报道称,黄金面具下面与胡须间出现了一层凭肉眼都很难发现的淡黄色的粘合剂。这种修复痕迹是否到了可怕的程度?对古代艺术品或者古玩而言,往往有一些人出于某种原因,总愿意将它们修得“天衣无缝”。而对于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文物而言,是否要做到天衣无缝是有争议的,所以也有一些人提出了“可识别则”“艺术品不搞创作性复原的原则”……以防“乱真”,影响到古代文物的原真性,影响对文物价值的研究、揭示和展示。所以有人就具体地要求文物被修复部分近看要与原件有区别,远看就看不出。但是如果过于强调可识别,会给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造成很大的困惑。例如,要求文物修复部分与原件之间平面有错落,色泽、色调有差别。在与国内文物修复大师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我问“谁能真正做到不可识别”。一致的结论是,对于真正的文物专家和文物修复专家而言,不可识别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即使在感觉器官很难辨别的情况下,多种简单的技术设备都能帮助我们来识别,例如常用的紫外荧光技术、X 光探伤技术、红外技术等各种可视性的检测方法都能做到。当然我们并不想排斥可识别的原则,作为一个原则是对的,以防乱真。但是过分地强调可识别的原则,以至于文物修复工作者无所适从,平面错落多少为好,色差多少为好,但也不必要求做到不可识别的“天衣无缝”,事实上也不可能。当然对于艺术品来讲,还是应该尽量做到和谐协调给人以美感。特别是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它包涵了艺术创作的理念、艺术手法、艺术风格,已经残缺了的是无法还原的,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创作性”地复原。对于考古发掘品的修复,像前面讲到对出土陶器的修复等,重要在于它的学术价值的体现,从来就是明显的可识别的。黄金面具在修复过程中,在断口部分残留了凭肉眼都很难发现的粘合剂痕迹。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待?因金属表面不是多孔疏松体,在粘合时残留的粘合剂是不难清除的,即使留下了一些不可发现的修复的痕迹,也并没有错。何况胡须与面具本体之间发掘时原本就是松动的,我并不了解它是一体而断裂的,还是靠榫卯结合,或是镶嵌结合的,不管原物状态如何,在连接处可见到保护处理的痕迹也是无可非议的。

关于保护修复材料。埃及国家博物馆粘合面具使用的环氧树脂遭到很多人的质疑,甚至有人说选择环氧树脂来粘合黄金面具是技术上的倒退,认为随着修复技术的发展,有更好的粘合剂可供选择。还有就是所谓的使用可逆材料来修复文物是一个共识。首先关于材料的可逆性问题。可逆过程是指完全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过程,在文物保护修复实践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从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和反应机理来谈,仅从直观上来看,文物中的脆弱部分经过保护材料的处理加固以后,一旦有新材料问世,企图用新材料来替代原有加固的材料,我们有条件把原有的加固材料完全从被加固的脆弱的文物本体提取出来,并使被保护的文物本体恢复到保护处理前的状态吗?有人说材料是可溶可熔的,所以可逆。其实可溶、可熔的材料,也需要加热或搅拌溶、熔后才能使用,已经在文物上固结的材料,如何溶、熔后取下来又不影响到文物本体?更何况材料经过一段时间老化后,其可溶、可熔性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可逆性的原则仅仅是良好的愿望,一种知识性的误会。我个人认为对文物保护的方法和材料的要求:一是不要对被保护文物本体,特别是对文物内含的价值信息产生伤害,二是不要在今后的文物保存中产生后遗症,既有利于文物的保护,又便于在文物保存过程中,不影响以后必要时再作保护技术处理。另外,也不必过于强调文物保护材料的耐老化性能。如果不耐老化,很快失效,就需要不断对文物进行保护性处理,而每一次干预,每一次保护修复处理都难免对文物造成一定的伤害,是不可取的。如果所用的材料耐老化性能确实很好,但是在文物保护修复和保存过程中会对文物造成伤害和不可挽回的后遗症,为文物的保护、保存设置了一个终止期,更是不可取的。在不对文物造成伤害,又不至于产生不可挽回的后遗症的条件下,对文物保护材料,当然要求越耐老化越好。

当前,通过文化遗产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一直致力于依托《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来增强人们对世界遗产保护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我国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应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考之中,这不仅可以赋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新的内涵,还可以促进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更新,这也是做好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保护文化遗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从本质说,可持续发展是促进社会进步、无损未来时代需求的一种发展。我国在1994 年《中国21 世纪议程:中国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就提出了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如今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作为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社会进步就不仅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也应包括文化的发展,因此文化则不应该是被轻视或忽视的发展方面之一,因此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不仅要实现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也要实现人与文化生态的和谐共生,为此我们不仅要为当代人乃至后代人保护好自然生态,也要保护好文化生态。事实上,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是世界性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 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就将文化多样性视为“发展的因素”之一,而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稀缺的、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构成,它不仅是人类以往文明的见证和产物,也是促进人类文化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被视为“文化创作的源泉”,它无疑是人类文化生态的重要构成,因此保护文化遗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也明确提出“保护、保存自然和文化遗产就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贡献”。对于我国来说,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文明的见证和产物,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因此通过文化遗产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我国的优势,也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

尽管我国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然而,由于可持续发展最初是从自然环境保护角度提出的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因此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更多地是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角度去认识的,这一相对狭窄的视角显然不足以涵盖可持续发展的其他方面。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忽略了从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经济的关系的角度去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注重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在我国将大力推进现代化、城市化建设作为发展经济的动力的目标下,文化遗产往往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对此,人们在“建设”与“保护”这一对矛盾中倍感纠结,一方面享受着因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又诟病着由此而导致的对文化遗产的“建设性破坏”。在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现实。为了保护好已现存不多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建筑遗产,目前迫切需要促进发展观念的更新和发展模式的变革,有必要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来思考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我们过去在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关系上普遍存在的“重建设、轻保护”的错误观念。

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处理好发展经济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只关注当代人发展经济的自由而忽视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应当努力使文化遗产成为一种永续利用的资源,从而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从我国的现实来看,要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关键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就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建立在对文化遗产的忽视乃至破坏基础之上,而应该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此,我们要摈弃过去那种认为保护文化遗产是经济发展的“包袱”的观念,转变为通过保护文化遗产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念,努力保护好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使其成为我国及其城市的“文化名片”并带动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遗产保护就会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环节在我国,文化遗产面临的不可持续危机来源于因发展经济而对文化遗产资源的破坏或滥用,保护文化遗产需重点从以下两个环节入手:一是要防止因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对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在我国,由于主要注重了对重要古建筑的保护,许多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建筑遗产都没有被纳入保护范围,致使大量的历史建筑、城镇、街区、景观以及考古遗址等在城市化建设中被拆毁或被破坏。目前尤其需要在与城市建设有关的城乡规划、旧城改造、工程建设、房屋征收、考古发掘等环节加强对建筑遗产的保护,而其中最迫切的是要尽快将那些具有突出的地方性和代表性的乡土建筑、民居建筑、宗教建筑、商业建筑、农业建筑、工业建筑以及近现代乃至当代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和纪念性建筑等纳入保护范围。

二是要防止不受约束的旅游致使文化遗产的价值退化或枯竭。在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常常带来对文化遗产的非可持续性和过度商业化利用,诸如过度开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等,这些都使遗产价值退化或枯竭,因而不具有可持续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6 年提出“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成功结合的关键所在”是要“将文化遗产有效保护与负责任的文化旅游发展相结合”,为此我国要改变利用文化遗产类旅游资源的方式,把对遗产资源的利用建立在其能够承受的基础之上。

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于2015 年10 月11 日至11 月12 日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海洋出水金属文物保护与修复培训班”。回顾所学知识,不难发现,哲学理论框架下的全面、联系、发展等思维辩证法,恰恰贯穿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全过程。

一、对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之前,必须对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调查和分析。文物保护修复的过程概括起来就是“认知、保护、传承”这六个字。所谓的“认知”,就是工作人员在动手之前,一定要对文物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和了解。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要认真地去了解文物的存在历史,一是对文物本身的病害做一个全面的调查与分析。任何一件文物,都和我们人类一样,拥有自己的生命。但终究有一天,经过外界病害侵蚀和文物本体的衰退、瓦解,它会慢慢地从这个世界上消亡。因此,对文保修复工作者来说,首先要担负的责任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延长这些文物的“寿命”。这个过程就是对文物的保护与修复。

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保护与修复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反之,如果没有充分的调查与研究,就极有可能发生不当保护或破坏性修复。2012 年5 月开始的辽宁省朝阳市云接寺娘娘殿壁画维修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在未经报批,且不具备资质的情况下,承接修复工程的公司聘请画师在原壁画上重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作,效果极差,不仅对壁画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负面影响也十分恶劣。

值得注意的是,保护与修复是两个本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保护”类似于医生对病人初步的观察、分析与诊断,也就是传统中医经常用到的“望、闻、问、切”等手段。“修复”则是对文物本体进行“手术”式治疗的过程。

二、严格意义上来讲,文物保护与修复的每一步操作,都是不可逆的过程,在选择合适方法的同时,更要把握好“度”。文物的保护与修复一般分为信息采集与价值评估、保存现状调查与评估、保护修复目标、保护修复拟采用的技术路线、风险评估、图示等步骤。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更好地去选择保护与修复的方法,怎样才能对过程加以控制?这对于不同的工作人员,即使是许多称得上大师级别的人,答案恐怕也不尽相同。哲学上事物的特殊性决定了每件文物都是一个不同的个体,都会存在矛盾的特殊性,因此也就不可能找到一成不变的方法适用于每一件文物。

以青铜器表面的锈蚀层为例:对那些结构疏松的粉状锈(有害锈),如果不尽快将其去除,它就会进一步腐蚀青铜器的本体。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取合适的物理方法,对它进行彻底清除,在此基础上,进行缓蚀与封护;而对那些相对稳定、密实厚重,基本不会对文物本体进一步造成多少危害,同时又承载了很多历史沧桑感的锈蚀层,就完全可以让它保留下来。

三、保护与修复后的文物,要想长期处于稳定状态,必须用联系的方法去思考。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既然是多单位、多部门、多学科的协同过程,这就决定了任何一个人,乃至一个单位,都不可能独立地去完成该项任务。以博物馆为例,文物保护工作就不是文物保护或修复一个职能部门所能做好的,它还与陈列展示、安全保卫和物业管理等多个部门以及有关单位密切相关。以“南海I 号”为例,从最初对它的探测、整体打捞、运输,乃至如今的现场考古发掘,哪怕单位的实力再强大,各个环节的工作都不可能由某一家单位独立完成。

同样,在文物的收藏保管和展示阶段,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以博物馆展柜中的展品为例,光照、温度、相对湿度等任何一个环境参数如果发生改变,都会影响到文物本身稳定的存在状态。很显然,这些因素又在无形中将展柜设计与制作、布展、空调控制以及日常监测等诸多单位和人员联系到一起。中间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导致展柜中文物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被打破。

四、要使文物能够更好地展示与传承,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它。作为一名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者,首先要有一种高度敬业的精神和对文物严格负责的态度, 在对它保护与修复之前,一定要仔细考量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 确定哪些历史痕迹需要展示和传承。比如面对一件历史悠久、铸造工艺精湛、结构复杂的青铜文物,它所能传承的信息和价值实际上包含了很多方面,但保护和修复是绝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在纵观全局的基础上抓好重点。在各种信息和价值之中,有一些是我们该重点保护和传承的,其余的则是可以暂时忽略不计的。只有在这些方面做到成竹在胸,后续的保护修复工作才能有的放矢。

华夏民族地大物博,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气候地理和历史变迁,民风民情不尽相同,城市的演进各具特色。从城市建筑到风貌肌理,应该被传承保护,而不是被同样的宽阔马路、高楼大厦所取代。城镇化建设中,留住城市的魂才能避免城市沦为徒有现代化都市外貌的空壳。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中,要发掘城市的特色来充分展现城市风采。老字号作为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特殊元素,是保护城市特色的重要标签。

一座历史名城的老字号品牌,是表现与其他城市不同的重要元素之一。它能够反映出一座城市商业沿革的历史、行业类别的侧重、区域物产的品种等等,从而彰显其地域特色。四川省和贵州省盛产名酒,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郎酒、茅台都是知名老字号。追其缘由,是因为川黔地区具有独特优质的地理环境和水质气候,自古以来酿酒上更胜一筹。再像安徽省以宣纸和胡开文徽墨为代表的徽州文房四宝,则展现出艺术与环境相结合的独特徽文化。老字号所保留的古建筑,不仅是老字号的载体,也往往成为城市传统商业街区的主体部分,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单元。

在公众眼中,老字号不仅是商业店铺,更是城市的文化记忆和情感归宿。因此,“情感影响”是老字号的一大优势。老字号能使公众将自己与遥远的历史连接起来,激发出内心一种传承的骄傲。到历史名城观光的游客,在老字号店铺购物的同时,好比在翻看该城市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体味与自己所居地区的不同。游客能带走的不仅是一份纪念品,更是文化收获。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过程中要寻求机会突出老字号,最终使两者相辅相成。制定旅游方案、项目及路线时,可以把老字号加入;发掘老字号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典故等,能够提高市民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

近年来,走过很多城市都能看到一样的商业店铺,比如餐饮市场的黄焖鸡米饭、烤猪蹄、芝士蛋糕等等,这样一夜爆红却速生速死的人气美食,让人有“走到哪里都一样”的错觉。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老字号,散发着传统文化的气息,印刻在人们的心里,就像一提到全聚德,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北京,而不是上海、广州等其他城市。

老字号要迎合市场及群众需求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改革创新是必由之路。但要在保持原味的前提下力求创新。原味是老字号的资本,创新是寻求出路的办法,未认清自我价值和处境的创新就是盲目的。王麻子剪刀,就因盲目滥用品牌资产,开发了不少其他类型产品,脱离了刀制工具的初衷。

同时,老字号要把握自身的发展节奏,既不能盲目扩大泛滥,也不能高高在上、遥不可及。黄焖鸡米饭原来曾是济南市老字号福泉居的一道招牌菜,其后随着饭店的衰落而被人遗忘,现在却以快餐的形式占领全国城市各个角落,而当初的老字号的渊源,想必已无人问津。老字号起源于基层群众的勤劳智慧,只有时刻围绕群众,培养与群众的情感,才能永葆活力,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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