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考古学研究，田野考古是基础，走出学校几十年来，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度过的。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各不相同的田野考古对象、五花八门的田野考古内容，使我越来越感到学习的重要性、急迫性。这种学习的内容不只是新的考古学知识，还包括与考古学相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和生产、生活的实践知识及常识，后者对于从事考古学研究者而言尤为重要。上个世纪70年代，我主持了秦都咸阳遗址考古工作，这项考古工作始于50年代末，虽经考古工作者多年努力，但对秦都咸阳遗址的范围、时代、文化面貌仍没有彻底弄清。在秦都咸阳考古基地，为了究明秦咸阳城范围，我要学习水文、地质等方面的知识，探讨和研究秦汉以来两千多年间渭河河道南北摆动的情况。由于我能够将学习的自然科学知识与考古学研究紧密结合，较准确地推断出了秦咸阳城遗址的分布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对秦咸阳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在学术界首次绘制并提出了秦咸阳城遗址范围及都城布局结构平面示意图。考古发掘的秦咸阳宫宫殿建筑遗址及其出土的宫殿建筑壁画、丝绸等，涉及建筑、美学、纺织等多方面知识，由于我已经学习并掌握了这些知识，就能够在考古报告中正确地描述遗迹、遗物的状态，恰当地分析与评价它们的科技水平。

    考古学是研究和利用古代人类活动遗存或与人类有关遗存的科学，它几乎涵盖了历史上人类存在的客体世界。历史文献、民族学和社会学等是考古学工作者必须努力学习的，但是，还有相当多的古代遗存不见于记载，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对已知生产、生活知识的学习，去理解、认识某些古代遗存现象。比如，属于古代土木建筑内容的城墙、房屋、交通道路、水利工程等，都与土的加工有关。关于土的成型技术，即夯筑技术在书本上很难学到，但在一些发展落后的地区，至今仍然保留并使用着这种技术。我就通过向当地群众学习夯筑技术作为认识、了解古代夯土及夯筑城墙、建筑物等技术的桥梁。又比如，我们考古发掘中经常见到的陶器、石器、金属工具，依据当代知识往往难以理解其使用和制造原理，而涉及这些问题与知识的线索在偏僻的地方有所保留。我就到那些条件艰苦、交通闭塞、历史信息保留丰富的地方向当地群众求教，掌握了认识和辨别原始工具的知识。再比如，在考古调查中，我们要向农民了解当地地貌、环境的历史变化，从而了解更多的科研线索，这些都必须向当地群众学习。

    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深入、全面地学习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知识，做好田野考古工作，才能搞好考古学研究。学习不能漫无边际，正如《荀子·大略篇》所云：“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我的学习都与研究课题密切相关，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博学而笃志”。对于学者来说，学习是作“学问”的第一步。作学问、搞科研，不同于教学，不能只满足于学“懂”。作学问是要使学科发展、学术推进，这就要求我们找出学科现状的不足，提出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研究。学术研究的创新，首先要处理好古人早已提出的“学”与“思”的问题。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就是“思考”，多“思”就会多“疑问”，对“疑问”的解决就是科学的“假设”，就是对真理的探求，就会有创新。在学术研究中能够提出疑问、假设，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学者的基本学术素养。如果说我在过去的考古学研究中还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都与我对科研工作的“思考”、“疑问”、“假设”的重视密切相关。

    我在自己多年的考古学研究工作中深深体会到，“学习”要虚心，“思考”要深刻，“假设”要大胆，“求证”要认真。继我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学术界第一个绘制出秦都咸阳遗址布局形制平面示意图之后，80年代前半叶，我又主持了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查、发掘和研究项目，首次解决了古代皇帝、皇后陵墓的寝园、寝殿、便殿的布局形制。由于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的重要学术意义和多方面的重大学术突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人民日报》1988年10月6日在第一版以《西安杜陵发掘获丰硕学术成果——西汉帝陵及礼制建筑的布局真相大白》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鉴于秦都咸阳遗址和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所取得的多项创新成果，1988年，这两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比如，我主持的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解决了争议多年的“北宫”地望问题，究明了都城市场布局形制与手工业、商业分工体制，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皇宫未央宫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提出都城、宫城、正殿的布局形制所反映的皇权强化问题。以上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项学术“空白”。为此，《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1990年先后在第一版对该学术成果进行了报道。近年来，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中，我又通过对宫殿与宗庙相对位置变化、宗庙形制变化、宫殿与池苑名称变化研究，揭示出“王国政治”与“帝国政治”的变化、“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变化。

    我想，要把学问作好，首先是对作学问要有兴趣，只有这样，人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各种各样的困难才能迎刃而解。学者的学术研究是自己的事业，当然也是社会的事业，面对这项科学研究事业，我始终信仰古人韩愈所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学习对我而言，是终生的；学习和研究，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我的学习与研究，没有“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之分，从来没有什么“加班”概念。我正是利用“八小时之外”、星期天、节假日这些工作之余的时间多读些书、多动些笔，日积月累，才得以多出了点成果。作学问，就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正如老子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目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要排除外界干扰，静心、安心作学问，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我在田野考古发掘工地的20多年里，每年在农村田野工作的时间不少于10个月，这期间，除了每天的睡眠之外，都是工作时间。至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工作、生活条件，更是无法与城市相比。田野考古是露天作业，考古调查、钻探是田野考古的基础工作，夏天农民收了小麦，就是我们在田地里考古调查、钻探的最好时机，而这时田里的气温一般在50度左右；冬季天寒地冻，在考古工地清理、绘图冻得手脚麻木。我主持编写的两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和《汉长安城未央宫》，正是在田野考古工地的艰苦工作、生活环境中，历时10多年完成的。

     在考古学研究领域，能够长期支持我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作学问的动力，源于我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对科学事业的爱好。我相信，在科学研究中，只要方法对头，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付出越多，收获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