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荡舟》是许顺湛先生继《考古论集》之后，新辑的一部文集，内容包括考古论文、杂谈、随笔、图书评论、演讲稿等，时间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跨越半个多世纪。受河南博物院学术委员会的委托，承蒙许老的信任，将五十余万言的书稿，交由我和李丽娜同志来做编辑处理。作为这本集子的第一个读者，我在恭敬地读完全部书稿后，不由得引发出许多的感概与联想。许先生年届八十，在文物考古战线工作了近六十个春秋，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老一辈的文物工作者对事业的挚爱和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在书稿的字里行间，我们依稀可以追溯他学术发展的道路和治学方法；而从他的新著中，我们又看到一个耄耋老人，还是那样充满学术激情，在史海中荡舟，从没有停歇的念头。许老所奉献给社会和学术界的，并不是单纯的几部专著、上百篇的学术论文，还有他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以及对事业、对人生孜孜以求的态度。
许先生1928年1月出生于山西芮城，50年代初从事文博工作，至今已有50多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属于误入正道。解放初期，他因为酷爱文学创作，被组织安排到陕州专区文工团写剧本。他尽管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不具备扎实的文学功底，但凭着那股不甘落后的拼劲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刻苦钻研，却成为全团写剧本最快、数量较多的一个，也是从全省各地挑选出的唯一到中南区文化部进修的创作干部。他创作的小剧《七寸步犁》，还被当时河南省文联创办的《翻身文艺》刊登。1952年，根据工作需要，许先生被调入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这对于正沉浸在文学梦中的他来说，多少感到有些不情愿和迷惘。1953年，组织上派他参加文化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的考古训练班。正是这次学习，使他以后的生活道路发生了重大的转斩。训练班上夏鼐、苏秉琦等当时全国知名学者深入浅出的精彩的讲解，引导他步入了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在考古训练班的学习使他深深地被考古学这门新兴的学科所吸引，从而也激发了他加深了解祖国灿烂文化的兴趣。直到今天 ，许先生还深有感触地说，是考古训练班使他系统地掌握了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以后的文博工作实践和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3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成立，他作为队长，一方面带领队员下田野，组织文物调查和发掘，一方面坚持自学，浏览大量的历史、考古书籍。1956年，他有感而发，一气呵成了题为《对〈夏代商代的奴隶制〉一文的意见》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很快被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刊物《历史研究》采用，同年又被《历史研究论丛》转载。没想到这篇一炮打响的处女作，成了他打开神秘古代文化之门的一块敲门砖。从此以后，他一发而不可收拾。虽然他历任文物队队长、博物馆馆长、名誉馆长等职，长期处在领导岗位上，但头绪繁多的行政工作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治学。据粗略统计，截至目前，许先生出版了《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商代社会经济基础初探》、《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考古论集》、《五帝时代研究》等多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真可谓著作等身，硕果累累。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第一代文物工作者，许顺湛先生为河南省文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6年作为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的代表，参加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1959年，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参加了建国十周年天安门观礼；1960年参加了全国的群英会，他还是河南省第六、七届人大代表。他早年担任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的领导工作时，经常带领队员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搞文物普查、古建筑维修、考古发掘、干部培训等。成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以后，他又担任河南省博物馆的领导工作，组织力量开展藏品的整理和建档、陈列展览、对外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促进了博物馆的发展。从河南省博物馆馆长的岗位退下来以后，许先生仍时刻关心着河南文博事业的发展，如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是最早的倡导者，并为此做了不少积极的工作；为了各地文物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利用，他总是有求必应，不辞劳苦，参加实地考察和论证会，出主意，想办法；作为河南博物院学术委员会的顾问，每次的课题论证、重要的陈展方案论证等，他都能参加，出谋献策，提出许多好的建议。许先生还先后担任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河南省博物馆学会、黄河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钱币学会、河南省民俗学会、河南省旅游学会、河南圣贤文化研究会、河南省宗教文化研究会、郑州古都学会、中原姓氏文化研究会等10多个学会的副会长、会长或顾问、名誉会长。从他的工作经历和所从事的学术活动来看，许先生涉猎的范围极其广泛，这也许与他长期从事博物馆工作的经历有关。因为博物馆作为文化的殿堂，首先体现在一个“博”字，所以，在许先生的学术成果中，既有考古学的论著，又有历史学、民俗学、博物馆学等方面的论述。虽然看上去比较庞杂，但细细品来，大到鸿篇巨制，小到不过千字的杂文、序言等，每每有新意，泉思如汩汩流水。就以这部新辑的文集来说，许先生称之为史海荡舟中另类产品，其中绝大部分是参加学术会议的发言稿、报刊的约稿，以及为别人著作所作的序、跋和书评等，然而，正是这些文字折射出了他治学的方法和道路，也表明了他对待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
如果对许先生的治学之道、治学精神作一个系统梳理的话，至少有三条线索是比较清晰的，这就是独立思考、富于创新、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凿枘于历史与考古之间、历史与考古整合的治学方法，以及一以贯之、锲而不舍的韧性。这三条线索，大致勾勒出许先生近六十年来学术研究的脉络，也许我们可以从此走进许先生的学术视野，更好地读懂他、了解他。
创新，是熔责任、勇气、方法、态度、精神于一体的实践，从大处说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而从学术研究上来讲，它又是挑战传统观点、独辟蹊径、超越前人的法宝。许先生治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惧权威，勇于创新。这一点在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仰韶文化是最早在河南渑池县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对于它的性质，在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仰韶文化母系说；而到了60年代初，许先生对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有关资料进行了检验，在《文物》1960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一文，以其特有的学术胆识，独树一帜，提出了三个不同凡响的观点：中原龙山文化源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二里头下层文化为夏文化。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在当时考古资料缺乏，研究又欠深入的学术背景下，无疑是具有独创性的。因而，他也就成了较早提出中原龙山文化源于仰韶文化的学者，也是第一个提出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人。尤其是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的观点，后来被称为仰韶文化父系说。然而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被学术界引起足够的重视。1962年许先生再次发表《仰韶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一文，高高举起父系说的大旗，与母系说展开学术辩论。遗憾的是由于父系说曲高和寡，这场争论还没有真正的展开，便在一片反对声中偃旗息鼓。在经历了知识被洗劫、学术遭践踏的十年动乱之后，许先生在前段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材料，1979年发表《再论仰韶文化社会性质》，重申仰韶文化父系说的观点，用第一个支持许先生父系说的黄崇岳先生的话来讲，“许顺湛同志又东山再起”了。由于考古材料的不断充实，学术争鸣的气氛越来越浓，所以这场重新开始的论战大大不同于60年代初期，持仰韶文化父系说者日渐增多，黄崇岳、吴汝祚、刘式今、洛阳市博物馆西高崖发掘组、王仁湘、巩启明等纷纷著文，从不同角度论证仰韶文化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或仰韶文化中、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1985年在河南渑池召开的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学术讨论会，是对多年来仰韶文化研究成就的一次检阅和总结。全国各地学者汇集在一起，把父系说与母系说的论战推向了高潮。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以后，仰韶文化母系说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彻底打破，父系说开始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和支持，即便是原来坚持母系说者，也逐步认识到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仰韶文化前后发展是有变化的，在数千公里范围内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虽然现在这场学术争论已近尾声，但回过头来看，许先生作为这场辩论的主角，无论是其在学术上的建树或是所表现出的执着精神，都很值得我们敬佩。
继提出仰韶文化父系说之后，许先生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文明起源问题是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文明的概念、要素等没有统一的标尺，因此，学术界对文明起源的认识见仁见智，分歧甚大。许先生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明史研究著作，反复地做了大量的对比研究，1985年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五条标准，即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脑力劳动阶层化、部落酋邦化和礼制规范化，并由知名学者童恩正教授作翻译，介绍给国外学者。1986年他又把这一观点重新整理为《关于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公开在《中州学刊》上发表。在这个理论框架基础上，先生通过七八年的潜心研究，完成了45万言的《黄河文明的曙光》一书。该书采用考古资料结合文献，区分中原、海岱、甘青三个地区，全面论证了古代氏族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成就，认为中国文明的源头在距今六千年前已经形成。尤其是书后附录的《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论黄河文化》两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继其后发表的《夏代前有个联邦制王朝》、《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再论夏王朝前夕的社会形态》等，进一步论证了酋邦王国在夏以前的仰韶、龙山时代已经存在，仰韶时代不仅是父系社会，而且已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许先生是一个具有学术敏感性的学者，对于一些学术热点问题、新的考古发现，往往会先人一步发表个人的学术见解。当然，这种学术的敏感性来自于他治学中的创新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素养。他曾在《考古论集•五十年的脚印》中这样写道：“我这个人不愿意盲目地人云亦云，喜欢独立思考，不顾及权威，总想我行我素。”“我不怕人们笑话我在学术上犯错误，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束缚我，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尽管我的观点论述得不清楚、不完善，甚至不正确，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不是蛮干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例如1960年二里头遗址刚开始发掘，他就提出二里头下层文化是夏文化；同年还提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是承袭关系，仰韶文化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郑州西山发现仰韶文化城址的消息一经发布，他就撰文《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将古城址与黄帝时代的文化相联系，运用考古资料印证黄帝都有熊、“黄帝筑邑造五城”的历史文献记载；他还对五帝时代的研究情有独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将要结束之际，及时提出了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并断言夏商周断代工程告捷之日，也正是五帝工程的启动之时。1997年在《中原文物》上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一文，明确提出了五帝时代的概念，并与先前提出的夏代前有个联邦制王朝相呼应，称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2005年，又出版了他的又一部学术专著《五帝时代研究》，对五帝时代与文明起源、形成及其进程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认识。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也已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所涉及的课题有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可信性研究，与中国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与礼制起源研究，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区的豫西晋南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分期与14C年代框架，聚落演变及其反映的社会结构变化，冶金术起源与青铜铸造工艺技术，古代刻符与早期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环境变化及与文明起源的关系，世界其他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模式及其研究历史，等等。而许先生从仰韶父系说到酋邦王国、文明源头、五帝时代逐步深入的探索，无疑是这一工程的前奏。这对于我们走出古史是传说时代的迷茫心态，当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许先生又是一个充满学术激情的人。这本文集先生自名为《史海荡舟》，并且在序言中把自己比喻为泛舟的船员，在浩瀚的史海中或跟随船长一同前行，但更多的则是独乘扁舟，我行我素。“穿越时空隧道，看到城堡万千，迷宫无数，千姿百态，金光灿烂，繁华似锦。”文稿中所流露出的浪漫与幽默，如果不是很熟悉他的话，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年届八十的老人的语言风格。广泛的兴趣，充沛的精力，再加上博闻强识，使他不断地追逐学术的热点。虽然说许先生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史前文化的研究上，但也始终关注着夏、商文化热点问题的讨论。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徐旭生先生豫西夏墟调查启发，他曾带领当时的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到巩义、登封、偃师、禹州等地调查，还组织人员对一些遗址进行试掘，如登封的石羊关、巩义的小訾店和稍柴，济源庙街、荥阳上街、渑池鹿寺等。随后，他撰写了《到底有没有夏代》、《夏都阳城在哪里》、《夏都斟鄩在哪里》、《找商都西亳》等一系列文章。他的《夏代文化探索》、《夏代文化的再探索》等学术论文，对寻找夏文化的踪迹，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对于夏、商文化断代的焦点问题西亳与郑亳之争，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论战，却以极大的兴趣撰写出《偃师西亳说的困惑》、《隞都说与郑亳说的对峙》等文，总结争论双方的得失，客观地评价双方的论据和存在的缺陷，并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同时，实现了自我否定，改变了早期赞同的郑州商城隞都说和偃师二里头西亳说，从而转向偃师二里头夏都说和郑州商城亳都说，这一做法体现了一个学者敢于否定自己、服从真理的科学态度。1996年在《中原文物》发表的《中国最早的两京制》一文，依据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繁荣期与衰败期基本相同这一事实，证明商代早期的郑毫与西亳是并存的，这是中国最早的两京制。同年，在偃师召开的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并得到了郑亳说与西亳说双方的赞赏。近些年来，许先生又担当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炎黄文化的研究上，积极参与筹划了新郑“炎黄文化与中原文明”，巩义“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濮阳“龙文化与中华民族”、“龙文化与现代文明”，灵宝“黄帝铸鼎原与中华文明”等大型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并连续不断地撰文，如《论中华人文始祖与炎黄子孙》、《再论中华人文始祖与炎黄子孙》、《论龙的传人》、《蚩尤──威震北方的一代英雄》、《史前民族融合的见证》等，这些论文均为研究炎黄文化的力作。其中，他对炎黄文化的概念、炎黄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人文始祖的认同等问题的探讨，普遍为学术界所接受，为炎黄文化研究向深层次、高水平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凿枘于考古与历史之间，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是许先生贯穿始终的治学方法。正如张忠培先生为其考古论集作序中所言：“顺湛同志的这本考古论集，表明他信古不泥古，既信文献，又信遗存，游移于考古和文献资料之间，力图将两者结合起来，以探讨史学中的重大问题。……看来，这是贯穿顺湛同志学术的一条主线。”记得四五年前笔者曾与中国文物报曹兵武总编一起到许先生家中拜访，谈到历史文献与考古结合的问题，许先生多少有些激动：“有人说，一个许顺湛跟历史学缠在一起，一个宋兆鳞跟民族学搅到一堆，是伪考古学。考古学不跟历史学结合，那么仰韶时期算啥时代？龙山时代呢？还是得结合，不但如此，还要和自然科学结合，这是大趋势，结合起来是优势互补，是大优势，不跟历史结合，连商文化都不会有，叫二里岗文化、小屯文化好了，更不用说夏文化了。夏、商都是历史的概念，古人的历史，像影子一样，但是，有实物才会有影子，我们的研究要影也要物。”2005年12月在河南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召开的“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他在发言中重申，研究古史必须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古史文献是后代学者追述远古社会的记载，考古资料则是远古社会当时的遗迹、遗物。古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相互补缺是最佳的研究方法。如五帝时代的研究，五帝时代是传说还是历史时代？如果把五帝时代视为传说时代，以传说为基点来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还是传说，许多重要的考古资料不能为研究传说者所使用；同样，许多有价值的古史文献也不能为考古研究者所使用。传说研究者、考古研究者各自我行我素，互不结合，这实在是一大损失。
许先生将古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实践，主要体现在他先后出版的《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和《五帝时代研究》上。可以说，这三部著作，是他学术研究逐步向纵深发展的三部曲。
1983年出版的《中原远古文化》一书，被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称为“第一本中原远古文化史”。许先生在前言中重点谈到了出版这部学术著作的目的，一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系统地了解中原地区灿烂的远古文化，二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认识到中原地区各类远古文化的来龙去脉，三是为了回答创造这些文化的主人是谁，传说时代的著名部族与中原远古文化有无关系，以及文化的融合与华夏族的形成等问题。在书中许先生除了对中原史前文化的来龙去脉、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进行详尽的探讨外，还首次将传说时代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指出炎帝族所代表的文化为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文化，以黄帝为代表的部族是创造仰韶文化中、晚期文化的主人，中原龙山文化则与颛顼、帝喾、尧、舜、禹时代相对应。这种对应关系，在以后受到了相当多学者的接受和引用。
1993年出版的《黄河文明的曙光》，是在文明起源五条标准的理论框架下，全面系统地论述史前黄河流域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并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礼仪制度规范化等在文明起源中的重要作用。书中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黄河文明则是其主体，文明的源头在5000年以前。该书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考古资料与古史文献相结合。尤其是书后所附的《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一文，将古史记载的有关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黄帝时代的社会形态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认为当时农业生产已经社会化，部分手工业已专门化，脑力劳动（包括巫师集团）已经阶层化，礼制规范化，并且出现了了酋邦王国，出现了政权组织的雏形，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都在这一时期出现。以黄帝为代表的划时代的社会阶段，呈现出大动荡、大融合、大变革的社会格局，初现绚丽多彩的文明的曙光。
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与结合，也同样存在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一定要慎重，尤其是在远古史的研究中，不能一下子太具体，更不能简单化。许先生认为，史前考古与历史的联系应该是宏观的，不能微观，比如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有人认为是伏羲墓，有人认为是颛顼墓，有人认为是蚩尤墓，这种看法就行不通。许先生新近出版的《五帝时代研究》一书，便是从宏观上对五帝时代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研究的一部力作。在这部洋洋洒洒近80余万言的巨著中，他首先将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定位为不同时期的族团名称、族团领袖世袭名称，他们既是具体的人，也是一个族团。在将五帝时代视为历史时代的基点上，再结合古典文献从宏观上提出了五帝时代的基本年代框架，即距今6000年至距今4000年之间。在这个年代框架之下，该书对五帝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分别研究了五帝活动的地域及其后裔的发展分布情况，五帝的政绩，当时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状况、文化艺术和礼仪制度情况等。聚落研究是当今学术界的热点。《五帝时代研究》一书引入了宏观聚落研究的方法，重点研究了河南、陕西两地呈现为金字塔结构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群，以寻找五帝时代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酋邦，从而再现五帝时代邦国林立大中原的历史真实。许先生研究五帝时代的目的，同样是要揭示中国早期的文明。他着重从考古资料入手，在对中原及其他区域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的观点。
在文明探源的研究中，许先生通过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当然，一些认识还处于初步探索中，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但是，这种研究的方法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由于考古学、历史学等各有自己的优点和局限性，因此，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势在必行，而且也初步具备了条件。就中原地区而言，这里是文献记载五帝史迹最为密集的地区。如何看待这些丰富的文献记载与史迹，这些文献和史迹与我们要追寻的夏代以前的历史有没有内在的联系，以及与我们所揭示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是我们在进行文明探源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文明探源的过程中，我们会有意或无意地将考古与历史文献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考古学是文明探源研究中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另一方面，考古学研究同样需要更新观念，更新研究的方法和模式，在课题的组织上，吸收不同学科、不同学术背景的人来参加，更有利于取长补短。
许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又是与他长期以来锲而不舍、一以贯之的执着追求的精神分不开的。在步入文博这个行业的五十多个春秋里，他从不言弃，即便是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时期，在受批斗、接受审查的日子里，人格的屈辱，残酷的迫害，并没有磨灭他顽强的意志，“门里门外两重天”，出了住室门接受批判，回到住室抛开一切忧愁和烦恼，看书、翻材料、写文章。在这期间，许先生写成了《中国奴隶社会》，修改了《中原远古文化》。正如他所说的：“我有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有自己的理想，下决心绝不向恶势力低头，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我要按照我的路子走下去，明里不行，暗里走。”《河南日报》记者刘哲去年曾发表一篇题为《许顺湛：用碎片还原历史》的长篇报道，其中引述许老爱人的一段话：“那些年上班，他往往是十天半月不着家，参加学术交流，跑考古工地，回家就做‘甩手掌柜’。”“这些年他退休了，不是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就是在家埋头看书、写作。”在写《五帝时代研究》时，几岁的小孙子在屋里嬉闹，许老呵斥也不听，他竟打了孙子。“我那是吓唬他哩。我已经年过七旬，不赶快把东西写出来就来不及了！”许先生笑着解释。 也曾经有朋友问到他：“你没有上过多少学，基础不好，又一直担任行政领导，为什么能在学术上取得成就？”他说：“关键在个人的意志，个人的恒心。”“学习要嘴勤、眼勤、手勤、腿勤，也就是说要勤问、勤看、勤记、勤思考，带着问题学习，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总之，要方向明确，持之以恒，见缝插针，刻苦勤奋，别无仙丹妙药。”从这些不太完整的记述中，我们或许能够理解是什么原因使许先生成为一个多产的考古学者。
许顺湛先生孜孜以求的治学态度，勇于创新、只争朝夕、执着追求的精神，对事业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正因为如此，河南博物院党委通过认真的研究，在“科研兴院”建院方针的指导下，在继《许顺湛考古论集》、《五帝时代研究》之后，再次出资为许顺湛先生出版了这部文集。他的文集的出版，不仅是河南文博界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必将激励着河南的文博工作者奋发图强，在业务工作和科研方面取得新的成绩。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文物考古事业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的许顺湛先生，如今仍活跃在学术的舞台上，笔耕不辍。在他即将八十寿辰之际，我们衷心地祝愿先生健康长寿，生命之曲再奏出更瑰丽的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