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利安画院到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徐悲鸿在法国所走过的是一条传统而不凡的留学之路。他于1919年抵达法国，而彼时的法国社会正在欢庆战争胜利的喜悦和对亡灵的痛楚追思这两种情绪间摇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有一百五十余万人阵亡，是牺牲人数最多的战胜国。美院数以百计的学生在战火中丧生，学院桑园中让•布歇(1870-1940)所作的《法国士兵》雕像旁的纪念碑上镌刻着这些逝者的名字。

美院是镇守传统的堡垒。十九世纪以来，大卫和安格尔订立了法国学院绘画的规则：素描重于色彩，历史题材绘画凌驾于一切其他类别。

美术教学以自然写生、石膏及人体模特的素描训练为基础。美院教育的关键所在,是对人体的描绘。

徐悲鸿通过了极为严格的入学考试，成为美院精英中的一员。他能够驾驭从素描到油画的所有技法，对法语的掌握也令人刮目相看。因而，他得以顺利地参与艺术史和解剖学等理论性课程的学习。

美院是个大竞技场，学年中各种比赛接连不断。罗马大奖(Le Prix de Rome)在其中具权威。尽管此奖项专为法国学生设立，但徐悲鸿也亲身见证了这一每年春季都会使美院沸腾的竞技。荣获罗马大奖的作品代表了当时学院学生的最高水平。这些作品在美院半圆形荣誉大厅内展出，吸引着所有观者的目光。

徐悲鸿的法国老师们即便不是罗马大奖得主也是其中优秀的参与者。阿尔伯特•贝纳尔就曾于1874年获此殊荣。贝纳尔在1913年领导过罗马法兰西学院，1922年任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院长。他是前所未有的在1924年入选法兰西学术院的画家，1934年离世时国家为他举行了国葬。

历史题材是学院绘画的主旋律。它的创作灵感多是汲取自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以及圣经故事。这种传统一直被延续到二战期间。编撰于公元前八世纪的荷马史诗中最家喻户晓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等篇章为绘画提供了诸多题材。而对于特洛伊战争这一主题的画面处理使我们得以观察到自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学院绘画中各种元素的持续、变化及发展走向。

自然主义绘画问题对于徐悲鸿的老师们的这一代画家曾至关重要。柯罗蒙、贝纳尔、达仰-布弗莱及弗拉孟都曾是1870年间美院学生中的佼佼者。这些艺术家在青年时期都曾试图对学院体系进行革新。如何既在以严格尊重传统为主旨的罗马大奖竞技中给出完美答卷，同时又在其中体现出各种现代性元素——例如印象主义的色彩，以及自然主义的写实风格。如果说热罗姆(Gérôme)在1874年罗马大奖中力挺年轻的贝纳尔，那么卡巴内尔(Cabanel)则在第二年将大奖授予了高美赫(Comerre)而对抗了巴斯天•勒帕热(Bastien Lepage)这位自然主义画家。

徐悲鸿借鉴了法国学院派绘画中对历史和传说中情节的写实主义描绘。他以杰作《田横五百士》打破了中国画的既往格局。然而，徐悲鸿依然忠于尊师重教、颂扬礼德的儒家传统。他与中国老师和画友保持着非常亲近的关系。这种默契与美院体制下学生通常所受到的学术桎梏形成了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