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天兰釉瓷盘

发布日期：2017-03-13 【大中小】

钧窑天兰釉瓷盘

钧窑天兰釉瓷盘，金代，口径19.8、足径12、高3.1厘米，1925年11月鄢陵县城窖藏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郭灿江

郭灿江，男，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副主任、文博研究馆员，主要从事院藏瓷器等文物的管理和研究，尤其是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和河南出土瓷器等方面的研究。

深度品鉴

钧窑天兰釉瓷盘，敞口板沿，浅腹，圈足矮而细，内外施天兰釉，足端露胎，足内三支烧痕。内底有多道蚯蚓走泥纹。口沿和板沿与腹交接釉薄处呈青黄色。钧窑瓷器釉的乳光状态和窑变现象是构成钧瓷艺术美的两个外观特征。乳光状态是指钧窑釉那种像青玛瑙或蛋白石一般美丽的天青色半乳浊状态，不仅使钧釉产生一系列由浅到深的蓝色，而且还赋予一种含蓄的光泽和优雅的质感，减少因釉面玻璃化而带来的妖艳浮光。窑变现象是指钧厚釉在高温下熔融流动，乳浊和着色色彩发生复杂的交错变化，而使釉色变得绚丽多彩，紫、红、兰、白交相掩映，给人一种大自然瞬息万变的美的感受（图1、图2）。钧窑瓷器主色调除天青、天兰、月白类外，还有罕见的玫瑰紫、海棠红、玛瑙红、葱绿、豆青、天兰等。

图1 金代钧窑天兰釉玫瑰紫彩斑葵花盘

图2 钧窑玫瑰紫釉鼓钉三足洗

在钧窑瓷器制作工艺上，采用了厚釉工艺和裹足支烧方法，多用漏斗形匣钵单烧，表明钧窑瓷器是在一个相当高的起点上发展起来的。钧窑瓷器的足部处理最具个性，盘碗类圆形器物，多采用三支钉烧造，圈足内多留有较为明显有三个支烧痕（图3），除圈足外，带支足的圆形器如鼓钉洗等多采用如意形三扁足处理，既隐含有镇宅辟邪的道家传统，同时又含有与天同寿的美好愿望。在一些钧窑瓷器的釉面上常出现不规则的流动状的细线，就象雨后蚯蚓爬过泥土的痕迹，俗称“蚯蚓走泥纹”。这一现象本是因釉料在烧制过程流动不匀形成的缺陷，但也使人们在观赏钧瓷神奇绝妙的窑变艺术的同时，感受到动与静的完美结合，同时成为钧窑瓷器供人欣赏的主要特征之一。蚯蚓走泥纹主要成因是由于钧窑瓷器釉料层较厚，锻烧时釉料翻滚，釉中所含金属分子重量不同，有的浮在表面，有的沉在釉底，冷却时釉料上下收缩温度不一致，在温差和密度的差异下，会使釉层产生两种不同的运动。一种是受重力影响下从上向下流动，一种是釉层内壁与釉表层之间的内外运动。两种运动相互作用则产生一种流变力的作用，就形成了蚯蚓走泥纹。同时钧窑瓷器施釉方法也对蚯蚓走泥纹形成起着关键作用。钧窑瓷器施釉工序是首先要经过浸釉，施釉后釉面自然收缩、开裂形成纹路，待干燥后，再开始进行涂、刷，涂刷釉中水分的大小、涂刷的厚度都也和后期蚯蚓走泥纹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钧窑瓷器将蚯蚓走泥纹这一烧制中的缺陷上升为美，化腐朽为神奇，别开中国古陶瓷艺术新境界。此盘虽无多彩的窑变之美，但造型规整，通体施满匀净的天兰釉，以及口沿、板沿与腹交接处和足端三道因釉层稀层形成的青黄色带，配以盘底内数道蚯蚓走泥纹，也让人在平淡之中感觉到曲线流动之美，属金代钧窑产品之精品之作。

图3 钧窑天兰釉瓷盘底部

文化解读

钧窑瓷器是中国北方地区宋金元时期一类十分重要的瓷器产品，同时，又是当今中国陶瓷研究中疑问较多的一窑口。钧釉瓷器始烧于什么年代，也是中国古陶瓷研究者争议较大的问题。我国主要瓷窑断代的依据大多是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钧窑瓷器在宋元文献中没有记载，这与宋代著名汝、官、哥、定窑均留下了诸多文献记录有较大反差，这也是多数古陶瓷研究者否定作为陈设瓷的官钧瓷器宋代说的最重要依据。目前所见最早记述钧窑瓷器的是明宣德三年的《宣德鼎彝谱》，内文有“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这一史料表明，明初皇宫内府已收藏有钧窑瓷器，但没有指明其烧造时间。由于《宣德鼎彝谱》署为明宣德礼部尚书吕震等奉敕编次，但《明史》记载，吕震是“宣德元年四月卒”，那么宣德三年吕震奉旨又著书的记载就不成立了，起码说明当时即便有编书其事，但也和吕震搭不上关系。凭此一点，许多学者将《宣德鼎彝谱》疑为伪书，这一史料真实性也引起不少学者怀疑。上海博物馆中国古陶瓷专家陆明华在《钧台官钧瓷烧造时代考证》一文中认为，首先钧窑烧造于北宋的是成书于清代雍正年间的《南窑笔记》，但从许多方面看，此文可能出自官方人员手笔,有较大地不确定性。因为雍正年间，景德镇官窑督陶官唐英曾派幕友吴尧圃去河南调查钧窑，这一结论或许是吴尧圃参照前人提法得出的^[1]。由于缺少文献记载，加上金代大定二十四年（公元1184）才改阳翟为钧州，按古窑多以地名这一原则，许多学者认为钧窑瓷器最早烧造于金代。

从20世纪70年起，钧窑大的考古发掘有四次，1973-1975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禹州钧台窑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出土了除少数的碗、盘等日用生活器皿外，大多是供宫廷和官府摆设需要而生产制作的各式花盆(图4)和盆奁，以及尊、瓶、洗等艺术陈设品，也就是专供宫廷和官府使用的官用钧瓷，发掘人根据发现的大量钧瓷残片堆积和用钧瓷泥制作的并滴有钧釉的“宣和元宝”钱范分析认为：“钧台窑创烧于北宋初期，盛烧于北宋中、晚期”^[2]。由于这次发掘现场文化堆积遭到破坏，加上发掘范围有限，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曾针对这次发掘说到“遗憾的是，当时脉络没搞清楚”。随着《禹州钧台窑》考古报告的出版，“宣和元宝”钱范的背面图片也首次披露。由于钱范背面模印有“崇宁年制”四字。众所周知，崇宁为宋徽宗于公元1102年至1106年间使用的年号；而宣和亦为徽宗年号，其启用于公元1119年。这枚背面印有“崇宁年制”的钱范，其钱文年号竟然是晚于崇宁10余年才启用的“宣和”。由于众多学者对把钧台窑遗址定为北宋最重要依据的“宣和元宝”钱范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钧官窑瓷器创烧北宋说再次引起争论。为解决钧窑瓷器始烧时间和发展阶段问题，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钧窑的一组中心窑场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河北地、下白峪等窑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这次发掘虽然没有出土专供宫廷和官府使用的官用钧瓷的标本，但揭示了民间所用钧窑瓷器的发展脉络。这次考古发掘表明，刘家门瓷窑在北宋末期的宋徽宗和宋钦宗时期（公元1101-1127年）烧制出钧窑瓷器，“但钧窑瓷器釉层较薄，釉的流动性不强，釉色淡雅匀净，部分器物布满小块开片。口部和器物转折处等釉薄处呈赭绿色，在器体部釉稍薄处则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与同期的青釉器一样“器物在未施釉部位，如足底部加施一层酱褐色护胎釉。大部分碗、盘类产品均施釉至足底，并在足心内施釉。”^[3]这应属钧窑瓷器创烧阶段。2004年为配合禹州市“古钧花园”（原禹州制药厂）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古钧花园”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发现有窑炉、灰坑、水井、房基灰沟等遗迹。出土遗物以瓷器为主，有钧釉瓷、豆青釉瓷、黑釉瓷、黄釉瓷、孔雀蓝釉瓷、白釉瓷和宋三彩。其中其它釉色出土多为罐、盏、执壶、壶、杯、盒、枕、儿童玩具等。钧窑瓷器主要有出戟尊（图5）、鼓钉洗、高柄碗、单把洗、花盆（图6）、盆托、盘、钵、碗等。在花盆、出戟尊等器物底部刻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数字。专家通过对2004年和1974年两次出土钧瓷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发现2004年出土的钧窑瓷器中的出戟尊、鼓钉洗、花盆、盆托等器形较大，工艺、胎质、釉色与1974年出土的同类器均有所不同，与这批钧窑瓷器同一灰坑出土的还有具有明显元代器物特征的孔雀蓝釉碗、盆、高足碗和钧窑高足碗等，无疑为这批钧窑瓷器的制作年代提供了旁证，其时代应为元代。至于许多民间所用钧窑瓷盆、盘、洗和碗所在灰坑，由于打破的两个灰坑内分别出土的白瓷碗的碗底和外侧均有墨书“正隆元年四月初”和“正隆元年三月初五日”等纪年字款，因此可知灰坑瓷器不会早于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4]，应属金代中早期。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建立对钧窑瓷器不同时期产品特点的认识及其发展序列，特别是了解明代初年钧窑瓷器的生产面貌，并探讨钧窑民窑生产和官窑生产的关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11年9-12月对河南省禹州市鸠山镇闵庄钧窑遗址进行了主动考古发掘。这次发掘成果表明在北宋末到金代早中期地层中出土了较多精美的钧窑瓷器和青釉瓷器。钧窑瓷器制作规整，造型优美，釉层较薄，釉色淡雅，匀净润泽，器物多采用裹住支烧或裹足刮釉的装烧方法；与以往在禹州神垕刘家门窑址发掘的第一期地层出土的器物十分相似。可以说这时期是禹州境内窑业的一个发展时期，一些重要的窑场开始生产钧窑瓷器。在金代后期到元代地层中，器形单调，制作比较粗糙。特点是器物的釉层较薄，显得干涩，施釉不到底，这个时期正是神垕地区钧釉瓷器生产的发展时期。闵庄窑址真正的繁荣时期是元末到明初阶段，产品以钧窑瓷器为主，还有少量白地黑花瓷器，部分制品质量很高。钧窑瓷器的生产从十分粗糙，釉的流动性很强，釉色不匀；再次变得精致而规整，釉色匀净光润。有文献明确记载钧窑在明初是用于贡御的，而禹州诸窑址明初钧瓷生产质量的重新提高，应该是大规模生产贡御瓷器的重要基础^[5]。

图4 宋代钧瓷长方形花盆托

图5 元代钧瓷出戟尊

图6 元代钧瓷长方形花盆

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虽然作为宫廷和官府使用的以霁红釉为主多彩官钧陈设瓷器创烧时间仍存在较大争议外，但作为民间使用属青釉瓷系的钧窑瓷器发展脉络基本清晰，民用钧瓷创烧于北宋末期，应是受北宋载宋徽宗‘弃定用汝’各地纷纷烧造青釉瓷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北宋末期，钧窑创烧，由于多呈现出天青、天兰、月白、葱翠青等色。釉层较薄，与当时的汝窑青釉瓷器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是后来人为常说“钧汝不分”的主要依据。金代中前期是钧窑瓷器的重要发展期，不但数量大，制瓷水平极高，随着钧窑瓷器传统品种……天兰釉、月白釉及兰釉红斑主要釉色基本确立，钧瓷更深得当时人们的喜爱，需求量日益增多，加上钧瓷釉乳浊厚釉对胎土呈色要求不高的特点，烧造窑场以禹州为中心，迅速向周边扩展到宝丰清凉寺、汝州严和店、郏县窑、鲁山窑、新安窑、当阳峪窑、鹤壁集、林县窑等。金代中后期至元代，随着元朝统一，更为钧窑瓷器的生存提供了相应的条件，钧窑器瓷得以更为广泛地传播延续，不但在河南有众多的窑口在烧制钧窑瓷器，而且波及河北、山西、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瓷窑系。钧瓷窑系的形成同宋元时期北方其他如定窑系、耀州窑系和磁州窑系等主要窑系相比，虽然比较缓慢，时代相对较晚，但它的出现，正是北方瓷业正逐渐走下坡，定窑系、耀州窑系和磁州窑系走向衰落之时，给不景气的北方瓷业带来了新的活力。据有关文献记载元代实行官府控制手工业的匠户制度，钧州有军户烧制瓷器，且归“制国用使司”管辖，当为宫廷用瓷，明代嘉靖之前，钧州一直为宫廷烧制缸、坛、瓶等日用品。同时，景德镇御窑厂对钧瓷铜红釉进一步发展，烧制出的霁红釉陈设用瓷，也是明代宫廷的御用品。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御窑厂不断烧制仿钧器，不但烧制仿钧瓷，而且烧制钧花釉瓷，钧瓷成为雍正皇帝的心爱之物，多次下旨烧制钧瓷炉、花盆、钵等器物。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以禹州神垕人卢振太为代表的卢氏家族经过数十年探索烧制出仿宋钧瓷，后称“卢钧”。有文献资料显示，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2年），为给慈禧太后庆寿，禹州知州曹广权奉命组织卢天恩等工匠在州衙内设窑烧造贡瓷，有钧瓷炉、尊、瓶、洗、盘、碟、碗、寿桃、佛手等，这是禹州当地生产的钧瓷再次作为“贡瓷”进入宫廷^[6]。随着社会发展，禹州钧瓷生产也不断创新，现在不仅是作为陈设品已走进民间，也经常作为国礼走向了世界。

比较研究

虽然天兰釉、月白釉及蓝釉红斑是金元时期民间钧窑瓷器的主要釉色。但整体来看，金代钧窑瓷器造型多为碗（图7）、盘（图8）、罐、瓶（图9）、碟、缸、枕、洗（图10、11）、炉（图12）等民间生活用器，端庄典雅，釉色莹润，红彩窑变彩斑自然流畅，器表多施满釉，底足有施釉和无釉两种情况，部分圈足有刷薄汁护胎釉现象。元代钧窑瓷器造型与金代相比，品种相对较少，多为碗（图13）、盘、缸（图14）、罐、瓶（图15）炉等，大件器较多。釉层厚薄不均，釉流下垂处聚釉处达到了“垂若蜡泪”的程度，釉面多有气泡和棕眼，施釉多不到底。元代钧瓷也有少量精品，特别是在器物表面所采用的堆雕、镂空等装饰技法在金代钧瓷中少见，1972年北京市新街口豁口后桃园元大都遗址出土的钧窑贴花兽面纹连座双耳花口瓶（图十七）应是元代钧窑瓷器精品之作。由于各地胎土不同，所烧钧瓷呈色也存在一定差异。如浙江金华铁店窑烧制的钧瓷用黑或紫色胎土，所用乳浊釉瓷器与北方同时期的乳浊釉瓷器有明显的区别，铁店钧瓷的釉色大量的是天青和兰紫色乳光釉，没有带铜红斑彩的，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