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9嵌松石兽耳铜方鉴与错银髹漆蟠螭纹铜方罍（附勺）

1974年冬至1975年4月，三门峡市上村岭大队第三生产队在岭西修建蓄水池工程中，发现了八座古墓，获得铜器百余件和陶器五十余件，此套铜器即出土于5号墓葬中。 ^[1]

错金嵌松石龙耳铜方鉴(图一)。器形作斗状，方口，口沿内折，方唇，短颈内敛，腹壁向器底斜收，下为方形圈足。鉴口沿和颈部有错金嵌松绿石的复合菱形纹图案。鉴腹外壁以钩连纹隔成方栏，栏内有错金嵌松绿石方形几何图案。四个龙形耳，躯体蜷曲伏卧，头部攀缘于器口作探水状，头部和四肢除铸出几何形和圆点纹饰外，龙身并镶嵌绿松石。

图一错金嵌松石龙耳铜方鉴及线图

错金髹漆蟠虺纹铜方罍(图二)。侈口，唇沿外翻，细颈，宽肩，鼓腹，平底，下附方形圈足。颈部外壁四面铸有圆形凹槽。原应有镶嵌物，今已不存。罍腹外壁以方形格栏界出纹饰区，格栏间的宽条带皆为错金几何纹图案。格栏内饰以细密蟠虺纹。器盖铸造亦甚精巧，盖顶为勾连几何纹，顶部外缘铸无花果叶状装饰，并有错金图案，其表面有一层黑色光亮的物质，应是器物表面原髹漆彩所留。

图二错银髹漆蟠虺纹铜方罍（附勺）及线图

罍内有铜提勺一件，勺端为圆形，勺柄中段旋扭成麻花状,顶端有穿，可以衔环。

铜鉴与铜罍通身都应用了青铜嵌错工艺，一般是在器物表面预留纹饰槽，或待铸出后錾刻出纹饰槽，分别嵌入金、银、红铜等较软的金属丝或玉、绿松石、漆等，并加以错磨，使之表面平整。纹饰与器物间因不同材质而呈现出交相辉映的效果。嵌错工艺从夏代开始就已经出现，多是玉石嵌错于铜器上，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图三）。到了商代，又出现在铜器上填漆的做法，如在信阳罗山县莽张乡商代晚期的息国墓地出土的青铜鼎上（M5与M6所出）就发现用黑漆填饰[2]。而这种填漆方式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辉县琉璃阁墓地出土器物中还有使用。春秋中晚期以来，铜容器上多使用错金银或者红铜的工艺，至战国时期而尤为兴盛，不仅适用器物多样化，镶嵌和错金用料也更多样化，同时，还出现一些造型灵巧、花纹工整的器物。上村岭出土的铜鉴采用金丝盘填嵌于空隙内，金丝盘嵌整齐，器表磨错平整光亮，足以代表战国时代错金镶嵌工艺的新成就。铜罍器身光亮的黑漆，不仅增加了纹饰及色彩的对比度，更具观赏性，而且还具有防锈蚀的作用。

这套铜罍、鉴，虽历经岁月沧桑，表面为锈蚀所掩，但透过大部分保存完好的纹饰，我们还可以想见当年的精致与奢华。

图三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鉴”字通“监”，甲骨文作“”，是人于大盆之侧照容的形象，因此引申为盛水的盆形容器。作为动词则是照容之意，引申为借鉴，故《庄子·徳充符》有“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后世的镜子也叫鉴，旧时有一种说法认为镜子是盛水的容器鉴发展而来，是水鉴扁平化，其四乳为容器鉴四足的遗制^[3]。因此学者们在铜镜发展历史上构建了“止水鉴容——水鉴照容——无水光鉴——光面铜片——有钮铜镜”几个发展阶段。且不论这几个发展阶段是否真实如此，铜镜为水鉴扁平化的构想就多出于臆测。如果考察铜镜发展历史，其发端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中，远较作为容器鉴的出现年代要早，而铜器鉴出现以后四足造型较少，多为圈足。此外，四乳形制的铜镜多为汉以来常制，怎可以后来形制反推其自身起源。

那么，铜容器鉴又大致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春秋时期，铜器中有自铭为“鉴”的。寿县蔡侯墓出土有吴王光鉴，自铭“荐鉴”，当是祭祀专用；上海博物馆藏吴王夫差鉴，自铭“御鉴”，或亦为宗庙专用之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战国时期智君子鉴，自铭“弄鉴”，实为赏玩之物；楚陵君鉴则自铭“金鉴”。同此形制的鉴，在春秋中期辉县琉璃阁甲乙墓、李家楼郑公大墓等都有出土。因而，铜鉴的出现一般是在春秋时期开始。

铜器罍的出现则远较铜鉴为早，商代已有此类器，且有圆罍、方罍之别。主要用为盛酒器，合于商代酒风炽盛的习俗。而从广义来讲，如、缶、瓿之属，虽或有专名，其实当可归为一类。

铜鉴的功能除最早用作盛水照容之外，亦可作为盥洗器具。《庄子·则阳》：“（卫）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滥”字水旁，明其功用，从“监”，通“鉴”字。而一旦铜鉴与作为酒器的罍配套使用，则成为了一种专门的器具——冰鉴——古代的冰箱。《周礼·天官·凌人》：“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郑玄注曰：“鉴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温气”，即指这种鉴而言。

方鉴与方罍配套使用，罍置于鉴内，其间空处置冰，炎炎夏日之中，起到冰镇酒醴的作用（图四）。试想在电冰箱还未发明的古代，满盛一罍酒水，置于放满冰块的冰鉴之中，凉气渐渐沁入酒中，炎热之际，取一勺饮，何等惬意。《楚辞·招魂》有“挫糟冻饮，酎清凉兮”之句，描绘了盛夏时节，楚国贵族喝冰镇醇酒的情景。

图四方鉴与方罍配套使用图

与三门峡上村岭所出铜鉴罍一样配合使用的冰鉴应当不在少数，但大部分出土时失去明确的组合情况，现能明确组合使用的尚有如下两件组。

1、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蔡侯方鉴、蔡侯方尊缶（图五），安徽博物院藏，鉴：通高28.3、口长38厘米；缶：通高35.2、口长13.2厘米。鉴与缶周身嵌错红铜纹饰，出土时铜缶置于铜鉴内，知其为配套使用之器具。鉴外部颈上有铭文一行六字，缶口内有铭文一行六字，自铭为“缶”，可知是祭祀行礼时陈设之礼器^[4]。酒器的陈设，从门外到门内按照“缶——壶——瓦甀”的次序，也有说是按照“壶——缶——瓦甀”的次序。《礼记·礼器》：“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甀，此以小为贵也。”瓦甀容量是五斗，壶的容量是一石。则缶按说应当大于壶。但是从考古实际发现来看，多数情况下都是壶大于缶，如蔡侯墓者，缶高36厘米，壶则高80厘米。又如淅川下寺M1，铜缶通高38厘米，而壶则高74厘米。因此，“壶——缶——瓦甀”的排列次序较为符合实际情况。　　　　　　　　　　

图五蔡侯方鉴、蔡侯方尊缶

2、1978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曾侯乙鉴、缶（图六），鉴高63.2、长76厘米；缶通高51.8厘米。　　　　　　　　　　　　

图六曾侯乙铜鉴、缶

这套器物是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的青铜套器，底部一侧设两个长方形榫眼，另一侧设一个长方形榫眼，榫眼可与方鉴内底三个弯钩扣合，其中一个弯钩的活动倒钩自动倒下后，可把方尊缶固定在方鉴里而不晃动，制作十分巧妙。方鉴有盖，方形，盖面中空，恰好可容方缶颈部。缶盖隆起，四角附竖环形钮，盖沿内折，并有与器口扣接的子母榫，与器身扣合严密。与青铜冰鉴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青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

三门峡上村岭与蔡侯墓所出者纹饰相对较为平面化，且都使用嵌错工艺，更多具备中原制器的风格，尤其是三门峡所出罍盖上部四角的无花果叶状的装饰与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盖上的莲瓣形装饰有着同工之妙。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者纹饰立体感强，繁复精美，具有浓厚的楚国制器风格。且两件器物之间扣合的机关设置，鉴盖的使用等，无不体现楚人在制作铜器方面的巧思。

古人如何保存冰与使用冰

既然铜冰鉴是冰酒器，自然离不开冰，那么在炎炎夏日，古人用的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描绘了民众给王室服劳役凿冰的情景。《周礼·天官·凌人》：“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就是说十二月最冷的时候去凿冰，一直干到正月，并将冰存放到冰窖里去。冰窖在先秦时期称为凌阴、凌室，《风俗通》：“积冰曰凌”，“阴通窨，地窖也”。汉、魏、唐、宋时期称为“冰井”，明、清称之为“冰窖”。国家的冰务是统一规划的，贵族用冰之取得应该是通过“颁冰”，即对冰的分配与赏赐。《夏小正·三月》有“三月，颁冰”的记载。宋魏了翁的《春秋左传要义》卷十中说：“颁冰之法，云食肉之禄冰皆与。”按此，大夫以上皆可享受颁冰。如《大戴礼记》所说“颁冰者，颁冰以授大夫也。”典籍中也多有关诸侯、公卿大夫对于用冰的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了申叔豫夏天穿皮衣躺在冰室的冰床之上。《吴越春秋》则记载越王勾践出游时，休息食宿于冰厨。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建有冰井台，与铜雀台、金虎台并称三台。《邺中记》载：“冰井台，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到了唐代，私人冰井开始出现，并且冰价不菲，《云仙杂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璧。”冰之值与黄金、美玉等价，也可推知古代冰块储藏之不易。《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杨国忠“每至伏中，去大冰，使匠琢为山，周围于宴席间。”这可能是关于冰雕较早的记载了，但是在炎夏之日作冰雕，也是奢靡至极了，再对比“价等金璧”的记载，皇亲权贵的富奢之态真是不言自明。到了宋代，冰雪经营更为发达，《东京梦华录》记载：“（六月），冰雪凉水，是月时物，巷陌路口，桥门市井皆卖。”冰雪价格似已有所降低，“有钱人家还把‘散暑药冰水’作为一种慈善行为，向路人无偿供应。”[5]商人会在冰里拌上白糖和香料供人食用，也有人会在冰里加上水果或果汁。元代的商人甚至在冰里加上果酱和牛奶，和现代的冰淇淋已经非常相似了。明代人把冰块运用到生产运输中，明代《鱼经》里写到，当时渔民常把白鳞鱼以冰养之，运到很远的地方，谓之冰鲜。到了清代，人们储冰、藏冰、用冰的规模空前盛大，清代冰窖分为官冰窖、府第冰窖和商民冰窖三种。据《大清会典》记载：清代紫禁城内设有冰窖5座，藏冰近3万块。景山西门外德胜门外的冰窖都属于官冰窖，而恭王府里设的冰窖称为府第冰窖。

先秦时期的凌阴遗址，在新郑郑韩故城遗址的宫殿区西北部曾有发现（图七）。其遗迹口略大于底，上口南北长8.9米，东西宽2.9米，四壁分层夯筑，它的东南角挖有一条宽0.56-1.15米的台阶式走道，以出入地下室。室内近底部的墙壁上，断断续续涂着一层草拌泥，西南角和北壁的草拌泥面上，粘贴一些背面带凹槽的方砖，应是室内墙壁原来贴有砖面的遗留。在室底西侧的地面上，也发现两块背面带凹槽的方砖，应是室内铺地砖。特别是在室内底部的偏东侧，发现了南北成行的五眼井，约占室内地面的1/3。五眼井以陶井圈逐层叠筑而成，井圈直径0.76-0.98米，井口与井口距0.30-0.65米。地下室口部周围的地面上，还发现一些圆形残柱洞，应是支撑房顶建筑设施的柱洞遗留[6]。年代早于郑韩故城凌阴遗址的还有陕西雍城姚家岗宫殿遗址西部的春秋时期凌阴遗址，以及安阳殷墟大司空遗址内发现的商代凌阴遗址。商代凌阴是在一个深达2、3米的窖穴底部再下挖的一个长方形坑，坑深达6米多，坑底温度较地面低6-10℃。秦都雍城凌阴遗址则是东西长10米、南北宽11.4米的近方形窖穴，窖内四壁呈斜坡状。窖壁上部夯筑，下部为生土。相较之下，郑韩故城凌阴遗址则显得较为先进。“该遗址室内发现的背面带凹槽的方砖，及室内底部东侧发现的南北成行的五眼井，起码说明韩人在处理冰块融化后的排水问题上比秦人高明。一是地下铺以背带凹槽的方砖，冰水可以顺槽而流，即使是压在底部的冰块也不致因室底有少量积水而浸泡在水里。二是室内置井，冰水可就地入井自渗。不仅在建筑时节省了人力物力，而且在实际过程中，冰水就地入井自渗，还可以抑制地下温度的上升。”[7]

图七郑韩故城凌阴遗址

参考文献

[1] 河南博物馆.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出土的几件战国铜器[J].文物，1976（3）：52.

[2] 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J].考古，1981（2）：115，118.

[3] 梁上椿《岩窟藏镜》序言，日本同朋舍，1989-11.

[4] 唐兰.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览图录》序言，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3.

[5] 朱利民,张抒.凌阴考辨[J].唐都学刊，2006-11，第22卷，第6期.

[6] 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

[7] 卫斯.我国古代冰镇低温贮藏技术方面的重大发现——秦都雍城凌阴遗址与郑韩故城“地下室”简介[J].农业考古，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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