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杜岭二号方鼎

杜岭方鼎出土在地下深约6米处，窖藏坑底部为经过平整的生土地，为了使两鼎口沿平齐，一号鼎下面的生土地面被挖低，这种特意为之的做法，似乎蕴含着某种仪式成份。出土杜岭方鼎的铜器窖藏坑位于郑州商城外廓城墙西墙向北的延长线以东，即内城的与外廓城之间的高台地上。大体与此同时期的郑州商城周边铜器窖藏坑还有两个。一是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其所在地为郑州商城东南角外侧50余米的护城河的河旁台地上，地势稍高于周围地区。二是南顺城街窖藏坑，处于郑州商城西墙南段外侧约50余米处，向东隔城壕与郑州商城相邻，向西700余米处为外廓城墙。上述三处铜器窖藏都沿着郑州商城的城墙外侧埋设（图2），距城墙50米外，应是在护城壕沟的外侧，且地势都比较高，学者推测是商代王室举行大型祭祀活动之后的青铜器窖藏坑^[1]。我们或许把这些窖藏坑称为祭祀坑更为贴切。

图2 郑州商城商代铜器窖藏坑位置示意图

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祭祀遗迹大概分为两种^[2]。一为祭坛，二为祭祀坑。关于祭坛，《礼记•祭法》：“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至。去祧为坛，去坛为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墠曰鬼。”可见当时周王祭祀祖先之处基本分成三个等级，最高等级是立庙祭祀，受祭者是周王的直系祖先，包括始祖后稷，文、武王以及时王的高、曾、祖、父，称为七庙。七庙以外的先人只坛祭，即在野外扫出一块空地，立一高台进行祭祀。再次之的就是在野外扫出一块空地的墠祭，而且不是常祭，有所祈求时才进行祭祀。宗庙之祭在城内，坛、墠之祭多在郊外。《礼记》记载的虽是周代的制度，但立坛、庙进行祭祀的传统却可溯源至新石器时代，如在辽宁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女神庙（图3）、祭坛（图4）等。而且这种祭坛遗迹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中国广大地域内都有发现，东北至内蒙赤峰地区城子山遗址^[3]，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于中原夏代至商代前期；西北至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4]，属齐家文化，约相当于夏代；东南至浙江瑶山^[5]、汇观山祭坛^[6]以及安徽含山凌家滩祭坛^[7]，时代略早于夏代；再往西至汉水流域则是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祭坛^[8]。这些祭坛遗址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部分与墓葬（冢）结合在一起，似乎也证实了坛、庙遗址与祖先祭祀有关的文献记载是有依据的。郑州商城周边的三个铜器窖藏坑附近却缺少墓葬遗迹，似与祭祖所用的墠、坛、庙无多大关联。祭祀坑在商末周初的时候，发现较多，比较集中的象辽宁地区喀左北洞、义县花尔楼等处“窖藏坑”，湖南宁乡一带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群，也属于此类。这些祭祀坑的共同点是或者瘗埋于名山之侧（如辽宁喀左），或瘗埋于大河之旁（如湖南宁乡），专家们多认为这些祭祀坑是用于祭祀名山大川。这种祭祀活动一般都是依傍名山大川举行，这样看来，郑州商城铜器窖藏坑似乎与望祭山川的作用也相去甚远。

图3 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

图4 牛河梁红山文化祭坛遗址

《尚书•召诰》记载：“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二牛。”原因是成王郊天告立（即位），周人以始祖后稷配祀天，因此用二牛的牲礼。这就说明了周人祭天场所是在郊外，而且根据《礼记•郊特牲》：“兆于南郊，就阳位也”的记载，郊天明确在南郊。周人所举行的郊天活动，大体上可分为春、冬二季，分别起到祈（祈求丰收）、报（感谢天恩）的作用^[9]。祭天之处，礼书称为圜丘，即人工所起的圆形高台。考之郑州商城三个铜器窖藏所在之处也是高台地，与此有契合处。由此可见，郑州商代铜器窖藏坑很有可能是商代郊天祭祀的遗迹，地点虽不似周代礼书所说在都城南郊，有可能是商周异制的原因。郊天的祭祀活动在古代只有王者才能举行，封国及与国之君只可助祭，因此这是极能体现王者权威的活动，窖藏坑出土的形体厚重的大方鼎与大圆鼎等，似乎也只有以王室之尊才可享有，也只有郊天之大型祭祀活动中才配使用。我们在这三个铜器窖藏坑中发现鼎是唯一不可或缺的礼器，可见鼎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礼器。如果以方鼎作为商代祭祀中最重要的礼器进行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祭祀坑中方鼎都用偶数，且形制两两相对，南顺城街出土的四件铜方鼎，也可分为两组，一组口底基本等大、柱足、腹饰兽面纹，另一组口大底小、锥柱状足、器身饰乳钉纹。这或许是跟商周时期以先祖配祭上天的传统有关。《国语•鲁语上》记载：“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据此，商人郊天是以先公冥配祭的。这或许也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郑州商城青铜器窖藏坑是郊天祭祀活动的遗留。上述几个窖藏坑极可能是商王室用于祭祀最高神的。

商代前期铜方鼎除了杜岭二号方鼎外，尚有如下几件：

郑州市张寨南街铜器窖藏坑出土杜岭一号方鼎（图5），通高100厘米，口长62.5厘米，口纵61厘米，腹壁厚0.4厘米，重约86.4厘米，形制与纹饰布局与杜岭二号方鼎基本相同。

图5 杜岭一号方鼎

郑州市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坑出土兽面纹方鼎（图6），通高81厘米，口长55厘米，口宽53厘米，底长46厘米，底宽44厘米，壁厚0.7厘米，重约75千克。双立耳微侈，方唇、折沿，斗形方腹，圆柱形足上粗下细。鼎上腹部饰宽线条构成的兽面纹带，每壁正中一组，转角处以折角为中心各一组，共为八组，鼎每壁的两侧边及下部近底端饰以乳钉纹带，纵向为三排乳钉，横向四排。

图6 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出土兽面纹方鼎之一

郑州市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坑出土兽面纹方鼎（图7），通高81厘米，口长与口宽均为53厘米，底长、底宽各42厘米，壁厚0.6-0.8厘米，重52千克。形制与纹饰基本与同坑所出另一件兽面纹方鼎一致，只是横截面更近于正方形。

图7 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出土兽面纹方鼎之二

郑州市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出土兽面纹方鼎（图8），通高83厘米，口长51.5厘米，口宽51.2厘米，厚0.5-1厘米，重52.9千克。形制与纹饰布局与向阳回族食品厂铜器窖藏坑出土者大体相同。

图8 郑州南顺城街出土兽面纹铜方鼎之一

郑州市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出土兽面纹方鼎（图9），通高72.5厘米，口长44.5厘米，口宽43.5厘米，重26.7千克。鼎每壁的两侧边及下部近底端饰以乳钉纹带，乳钉交错排列，较为随意，上腹部每壁均饰一兽面纹带，左右两端被乳钉纹带阻断。

图9 郑州南顺城街出土兽面纹铜方鼎之二

郑州市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出土乳钉纹方鼎（图10），通高64厘米，口长42.5厘米，口宽42厘米，重21.4千克。口近方形，平折沿，方唇，立耳，鼎耳外侧呈槽状，柱状空足上粗下细。器壁较薄，浑身多处补铸。鼎腹中部，鼎身近底部以及每侧边均以乳钉纹带为饰，乳钉纹排列不规整。整器制作显得十分粗疏。

图10 郑州南顺城街出土乳钉纹铜方鼎之一

郑州市南顺城街铜器窖藏坑出土乳钉纹方鼎（图11），通高59厘米，口长38厘米，口宽36厘米，重20.3千克。形制与纹饰大体与同坑出土的另一件乳钉纹方鼎相同。

图11 郑州南顺城街出土乳钉纹铜方鼎之二

山西平陆前庄出土兽面纹方鼎（图12），通高82厘米，口长与口宽均为50厘米。立耳、平沿、方唇，鼎腹截面呈正方形，口底等大，鼎足上粗下细，中间鼓起一周，尤显厚实。纹饰组成与杜岭方鼎基本相同，乳钉纹为纵向三排，横向五排。

图12 山西平陆前庄出土兽面纹方鼎

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卧虎兽面纹方鼎（图13），通高97厘米，口长58厘米，口宽49.3厘米。斜折沿、方唇、立耳，耳外侧作槽形，耳上各伏卧一虎。鼎腹作长方斗形，每壁正中饰细线刻划的兽面纹，环柱角，长方目，鼎体折角处也以棱为中线饰兽面纹。鼎每壁的两侧和腹下部为乳钉纹带，乳钉排列纵向三排，横向四排。柱状鼎足，上半部饰高浮雕的羊角兽面，高勾戟作鼻。

图13 卧虎兽面纹方鼎

商代前期方鼎鼎壁总体较薄，不如商代后期那般雄浑厚实，但方鼎的使用绝少见于墓葬中，而多为祭祀遗迹中出土，上述所举9件方鼎。除了新干大洋洲的铜鼎是墓葬中出土（但墓葬年代在商代晚期以后，甚至有学者认为部分器物属于春秋时期器物），可做例外，其余皆出自带有祭祀性质的瘗埋坑中。这或许说明方鼎的使用在商代前期是有严格限制的。

这一时期鼎身出现兽面纹，是铜鼎发展历史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兽面纹的具体含义一直被学者们所争论不休。学者们也根据兽面纹的具体形象做了不同型式的划分，但是大多数学者所根据的都是商代后期以来的兽面形象。如果考察商代前期兽面造型，大体上很相似，且极为抽象，无法与现实生活中具体动物形象比附，不象商代后期那样可以把兽面纹具体到象牛，象羊，象虎，或者象鹿、甚至是枭鸟等。因此，商代前期这种兽面形象完全是抽象，超现实的。这种兽面的形象可从商以前找到线索，如红山文化兽面纹玉牌饰（图14）、良渚文化玉琮兽面纹（图15）、龙山文化玉圭兽面纹（图16）以及夏代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图17）等。古人之所以把兽面形象做得如此抽象，绝非因为对于具体的形象无法把握，只需看看新石器时代诸多象生的玉雕、泥塑动物甚至人物多么惟妙惟肖便可明白这一点。

图14 红山文化玉兽面形饰

图15 良渚文化玉琮兽面纹

图16 龙山晚期日照两城镇神面纹玉锛

图17 二里头遗址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鼎的功能与内涵

《周易•鼎卦》彖辞：“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鼎卦卦象上离下巽，离代表火，巽代表木，正好是燃木生火之象。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象析木以炊。”许慎在“鼎”字构形上误以下部的鼎足之形为析木之象，我们看一下甲骨文与金文“鼎”的写法（图19），便一目了然。但许慎对于鼎的功用却是明确的。南朝顾野王《玉篇•鼎部》对于鼎的解释是“所以熟食器也”。这些记载都表明了鼎用于炊煮的基本功用。而在考古发掘出土的很多鼎的底部和足部都有烟炱痕，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图18 甲骨文、金文“鼎”字

那么，鼎所炊煮的都是什么食物呢？《周礼•天官》：“亨人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郑玄注：“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因此，按照正常情况，鼎所铸的都是肉类。在中国古代阶级社会中，肉食从来都是贵族的特权（《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一节中有所谓“肉食者谋之”的说法，指战争是公侯卿大夫等贵族所应操心的事情），尤其是到了西周时期贵族间等级规范更为严格的时期，不同贵族所能享用的肉食种类也是不一样的。根据文献归纳，大体上：天子祭祀、宴飨可用牛、羊、豕、鱼、腊、鲜鱼、鲜腊、肠胃、肤等九种肉食；诸侯较天子少鲜鱼、鲜腊二味；卿大夫较诸侯又少牛与肠胃二者；元士则再减二味，只用豕、鱼、腊。这是见于东周礼书的制度化的记载。在一些鼎本身的铭文中也体现了所煮肉食种类，如《三代吉金文存》著录的曶鼎^[10]，自铭“䵼牛鼎”（图19）；伯囗父鼎自铭“羊鼎”^[11]；函皇父鼎铭载有“豕鼎”（图20）一名。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牛鑐（图21）、豕鑐。当然，鼎除了煮肉食，也用来煮水。《周礼•秋官•士师》：“祀五帝，则沃尸及王盥洎镬水。”“镬水”指的就是用鼎所烧的水，用于隆重的祭祀场合。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倗漮鼎以及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蟠虺纹汤鼎（图22）就是这类鼎。但是这类鼎多见于南方，最早出于淮水流域，时间也都在春秋以后。

图19 曶鼎铭文拓片

图20 函皇父鼎铭文拓片

图21 牛鑐

图22 蟠虺纹汤鼎

鼎发展到后来，除一部分继续用于炊煮，文献中多称为“镬”，另有一部分则主要用作盛食器。郑玄在给《周礼•天官•亨人》条下所做的注就说：“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熟乃脀于鼎。”《周礼•天官•内饗》载：“王举，则陈其鼎俎，以牲体实之”，郑玄注谓：“取于镬以实鼎，取于鼎以实俎。实鼎曰脀，实俎曰载。”因此，有学者就提出古代（主要是两周时期）鼎类三分法的观点^[12]，认为鼎可分为镬鼎、正鼎（牢鼎）、陪鼎（羞鼎）三类，其中镬鼎是炊煮器，正鼎与陪鼎则是盛食器。

鼎的功用先是炊器，后为礼器，但鼎所具备的内涵又远不止于此。《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先秦时期立国称为定鼎，亡国称作鼎迁，鼎上升为国之重器，成为国家政权的代称。为何鼎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高度。或许鼎作为炊器，体现了华夏农耕文明民以食为天的文化传统，此其一；鼎作为炊煮肉食的器具，又可体现严明的等级观。正是这二者的结合使鼎逐渐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子夏易传》：“天下者，神器也，鼎者，大器也，其治之必有法也，故以治鼎为法焉。”所谓以治鼎之法治天下，就是要达到调和各种理念使其融于一体。这也是古人重视“和”与“合”观念的体现。正因为鼎与国家政权关系如此密切，我们可以据此来解读有关铸鼎的某些传说。一是黄帝铸鼎的传说，《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铸鼎的荆山，在今河南灵宝市阳平镇附近的铸鼎原，这里有传说的黄帝陵，汉代开始在黄帝陵前立黄帝庙并进行祭祀活动。根据文献记载，黄帝距今约五千余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时期，而阳平镇一带在五、六千年前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该地发现的炊具以陶釜、灶（图23）为主，至今未发现有鼎。而且在中原地区，距今5000余年的考古发现中尚未有铸造铜容器的迹象。所以，黄帝铸鼎现在看来只能是个传说。但是从铸鼎原周围庙底沟类型遗址分布来看，这一时期聚落呈现出围绕大型中心聚落分布的格局，聚落呈现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的分化，在大聚落址中发现了一座二百多平方米并带有环廊的大房址。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部落之间的大联合，而这种部落大联合则是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后人正是出于用鼎代表国家政权的观念来创造这样的神话，黄帝铸鼎的传说就是黄帝时期统合各部落，将权力集中的一个写照。二是禹铸九鼎的传说，传说禹平水土，划分天下为九州，铸造了代表九州的九鼎，因此九鼎成了九州的象征。目前所知最早铜鼎相当于夏代晚期，体量小且纹饰简单（图24），因此夏代能否铸造出如文献记载的形体厚重、纹饰复杂的铜九鼎，是值得怀疑的。但传说中的禹铸九鼎恰恰发生在中国第一个国家诞生的前夕，说明鼎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自国家诞生之初便已联系在一起。也应该是后人出于鼎与国家政权关系的考虑而创作了这个传说。虽然先秦文献记载了九鼎在夏、商、周三代的流传过程，但恰恰在秦灭周之际，九鼎神秘沦没泗水中，徒给后人留下疑团。就像统治者创造了最高神让大家一起信仰一样，九鼎实际上很有可能是三代统治者创造出来的虚幻的权力象征。至于后来《史记》记载：“（始皇）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也被演绎成：秦始皇时九鼎突现于泗水，始皇自以为德和三代，九鼎现身是天降祥瑞，于是组织千余人没水求鼎，传说绳索已经系上了鼎耳，突然从天上飞下一条龙咬断了系鼎的绳索。从此，九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同样是秦汉时人所创造的一个传说，是在借用九鼎作为国家正统权力象征的传统观念来诉说秦人统治的非正统性。因此，鼎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贯穿了中国整个早期国家阶段，也就是传统所说的夏、商、周三代。

图23 河南省灵宝西坡遗址出土的额釜、灶

图24 夏代网格纹铜鼎

注释：

[1]安金槐．再论郑州商代青铜器窖藏坑的性质与年代[J]．华夏考古，1997（1）．

[2]关于祭祀的描述，参考自李零《入山与出塞》中“说‘祭坛’和‘祭祀坑’”一节，文物出版社2004年6月版．

[3]《内蒙古敖汉旗城子山与鸭鸡山祭祀遗址》，收入国家文物局编《200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4（2）．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8（1）．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1997（7）．

[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J]．考古，1999（11）．

[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J]．文物，1999（6）．

[9]张鹤泉．周代郊天之祭初探[J]．史学集刊，1990（1）．

[10]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版：462．

[11]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68．

[12]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1、2）；1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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