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翼铜铃，铜器，夏代，高9厘米。1962年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1962年春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河南偃师二里头展开了第五次科学发掘，在对位于第V发掘区T33D发掘时，发现了墓葬M22，其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1]。该墓共陶器、铜器、绿松石等器物14件，这件带翼铜铃（图一）则是墓葬中唯一的一件铜器。

图一 带翼铜铃的另一侧

带翼铜铃出土于墓葬中尸骨的腰部，器身布满铜锈，器表多呈红褐色，并伴有青绿色锈斑。（图二）该铜铃高9厘米，顶部近平、敞口朝下。从正面看呈梯形，顶部较平，两侧下部外扩，口部较大，顶部底部均近似椭圆，顶部有两个半圆形孔，中间有居中的突出桥形钮，用以系铃锤^[2]。带翼铜铃肩部圆钝，铃壁内凹，一侧带有翼（即扉棱），其扉棱较小，向外突出。（图三、图四）

图二 近似椭圆的底部

 

图三 带翼铜铃顶部的桥形钮和半圆形孔 图四 带翼铜铃一侧的翼

整件带翼铜铃通体多为素面，但其中一侧带有凸弦纹，器表留有明显布纹，出土时并有硃砂痕迹。经过研究发现，铜铃外面的纺织品痕迹为平纹，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为10×10根，据此认为是麻布^[3]。（图五、图六）

 

图五 一侧的凸弦纹       图六 明显的纺织品痕迹

带翼铜铃形制简单质朴，整件铜器是采用复合范铸造而成，带有早期青铜器的特点，代表了当时的铜器铸造水平。李京华先生认为二里头铜铃的铸造采用2块外范及1块范芯组成铸造，芯撑的设置可以制出顶部的两个孔，还可以控制铃顶部的厚度^[4]。

关于铜铃一侧的翼（扉棱）的具体作用，有以下几种说法。华觉明和贾云福先生认为，铜铃一侧的扉棱有可能是由侧面浇铸形成的浇口演变而来^[5]。李京华先生则认为铜铃的扉棱是浇铸时的浇道段没法去除而留在铃体上，铸造后仅将浇口杯去除掉，这是内浇口制作的缺陷造成的^[6]。李纯一先生则从声学方面来分析铜铃的扉棱，认为它虽然具有负载铃体振动的作用，但对于体高只有7～8厘米的二里头铜铃来说，似乎没有多大的必要^[7]。

图七 二里头文化二期V M22平面图，11为带翼铜铃

图八 带翼铜铃线图

铜铃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有舌器具，该器的发音为摇动铃舌而发出响声，为口部向下的“悬鸣”乐器，在古代属于八音之一的金类，常见于墓葬的随葬品中。而铜铃的形状有些像钟，但比钟要小得多，因而后来的钮钟在铭文中就常自名为“铃钟”，《广韵》上也称铃“似钟而小，古谓之丁宁，汉谓之令丁。”《说文》载：“铃，令丁民。”

铜铃的前身应是远古时代的陶铃或陶摇响器。这类陶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早在二里头铜铃之前的远古时期，河洛地区就已经出现陶铃。1957年，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铃（图九），采用细泥红陶捏制而成，其表面磨光，铃体为圆台形，上实下空，圆顶，平口，肩下两侧各有一斜孔直通铃体内，顶上有圆钮^[8]。

图九 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陶铃

70年代，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一件仰韶文化晚期陶铃（图十），其为泥质灰陶，手工制做，外形为椭圆形，铃口较侈，呈喇叭状，肩上无穿孔，平顶上有两个圆孔^[9]。

图十 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陶铃

1978年,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出土的河南龙山文化中期的陶铃（图十一）制品，两壁呈弧形，中间宽两头尖，直口沿，平顶，顶上有两个圆孔。两壁上下端各有一周旋纹。陶铃为泥质灰陶，质坚硬，壁较厚，为手工制做^[10]。

1981年，河南禹县瓦店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铃（图十二），其为泥质陶，手工作制做，除顶上有一个悬舌孔外，其余形制均与汤阴出土的陶铃相同^[11]。

图十一 汤阴白营遗址出土的陶铃  图十二 禹县瓦店遗址出土的陶铃

1983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件龙山时期红铜铸造的铜铃（图十三），保留了比较原始的铜铃形态，其铃体为菱形，顶中部一侧有一个悬舌孔，是在整器铸成后再加工钻成的。其周壁厚薄不很均匀，两侧和顶部有铸造缺陷和气孔。体表附有很清晰的纺织物纹痕迹。出土时位于男性墓主骨架腿裆左上方。铜器化验分析得知其含铜量为97.86%、铅1.54%、锌0.16%，系纯度较高的红铜^[12]。

从上述各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铃来看，铃体的外形已经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后期的这种合瓦形状。由此可知，从形制上来看，夏文化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早期的青铜乐器，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二里头出土的带翼铜铃同样也是合瓦形的铃体，完全继承了中原地区古乐器陶铃的椭圆体，作为中国合瓦形铜钟形制的先源，二里头出土的带翼铜铃奠定了商周青铜乐器造型的基础。

图十三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铜铃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并孕育了夏商周三代建立在青铜文明基础之上的古代音乐文化，肇始了中国传统音乐最早的辉煌^[13]，而青铜乐器则成为夏商周三代音乐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最重要的历史遗存。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等地发现的铜铃、钲、铙、鎛等青铜乐器，几乎涵盖了青铜乐器全部种类，构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早期青铜乐器体系，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客观地看到在了在长达约2000年的历史进程中，夏商周三代青铜乐器的面貌特征及其发展和演变过程。

据专家研究推测，二里头遗址的铜铃很可能是由陶寺的铜铃演变而来的（图十三），二里头铜铃椭圆形的顶面是从菱形顶面变化来的，其弧形钮则是从陶寺铜铃顶部中的圆形小孔发展而成的。位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中偏晚的一件铜铃，顶部中间有两个穿孔，夹一窄梁，则保留了从孔到钮的过渡性质^[14]。

进入商代晚期，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出土的铜铃大多是附在狗架的颈骨旁或附近，没有狗架的墓葬中出土的铜铃则有代表殉狗的意思。显然这一时期的铜铃其主要是作为狗身上的装饰品，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兽铃。

周代以后，考古发掘出土的铜铃数量增多，但绝大多数仍为兽铃和车马铃。如：洛阳的五女冢墓、林校西周车马坑，西工区的战国墓等均有铜铃出土。特别是1990年，在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0号墓发掘的14件铜铃（图十四），这组西周晚期的铜铃，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异，器体断面呈合瓦形，上细下粗，平顶上有半环形纽，纽下有小穿孔与铃腔贯通，腔内有槌状铃舌。正、背面各有两个平行的细长条形穿孔。因未经测音，所以现在还不能确定它们是否是一套编铃^[15]。这个时期的铜铃尽管姿态各异，但铃体均为合瓦形，口外侈，顶端有半环状钮，腔内有槌状铃舌，都仍保持了夏代二里头遗址这件带翼铜铃的基本形制和特点。

图十四 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0号墓出土的铜铃

从以上早期的铜铃来看，它们都有系绳用的孔或梁，说明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悬挂物出现的，但铜铃的用途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已发生了变化。最初铜铃可能是作为佩带在人身上的一种装饰品。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件带翼铜铃是放置在墓主人的胸腰之间，上面附着麻布。铜铃上的丝麻痕迹，不排除在埋葬时包裹有丝麻织物，也不排除从丝麻衣物上粘下的可能性。

周汉时期的铃渐渐变得复杂起来，除了极少数可以确认为乐铃（包括编铃）外，出现了执铃、鸾铃、兽铃之分，不仅挂在人的身上进行装饰，也可以分别挂系在旗上、车上、动物身上等，形体上也有了平口或凹口的区别，顶部装上了弓形钮。执铃就是用来祭礼的铃，《周礼•春官》上说：“大祭祀鸣铃以应鸡人。”鸾铃（图十五）就是放在车轭顶上，其状为一镂空的圆球，内含小石，在行走中发出有节奏的铃声。兽铃则是给禽兽等动物配戴的铜铃。此后，铃的优势渐渐被钮钟等乐器所取代，再加上铃自身结构（由摇动的方式来发声）的局限性，使其逐渐在乐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冷落，地位也慢慢被消弱。

图十五 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0号墓出土鸾铃

从1959至今，在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的考古和发掘过程中，先后出土了多件铜铃，据现有的考古发掘报告来看，我们已知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铃至少有6件。

1981年，在二里头遗址V区发掘夯土基址时，在圪垱头村西北公坟旁清理了六座墓时发现了一件铜铃，属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其为素面，通高8.5厘米。周壁厚0.5厘米。顶部中间有两个方穿孔，夹一窄梁，一侧有扉，出土时已破损，上面附有麻布。发掘时位于墓主人的胸腰之间。在铜铃的旁边还发现玉管一枚，为铜铃的铃舌^[16]。

图十六 81YLM4平面图，8为铜铃

图十七 81YLVM4:8铜铃

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大队的村南清理出墓葬21座，在其中在墓葬M4中出土了一件铜铃，属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其口径9厘米，顶径5.8，通高8厘米，器形为平顶，弧形钮，器身一侧有扉，横剖面呈椭圆形，近口部有一周凸弦纹，器表局部黏附麻布。墓葬中同样发现一件管状玉铃舌 ^[17]。

图十八 82YLIXM4：1铜铃

1984年，在VI区二里头村南发现了十余座墓葬，在其中的墓葬M11中同样也发现了一件铜铃（84YLVIM：2），属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发掘时，铜铃位于墓坑中部偏西侧，其通高7.7厘米，口7～8.8厘米，铜铃顶部平，且有两个椭圆形孔，两孔这间有一拱形钮。外面有包裹用的纺织品残片。墓葬中同时也发现了一件管状玉铃舌^[18]。

图十九 84YLVIM：2铜铃

1987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第VI区进行的三次发掘中，共清理出墓葬58座，在墓葬M57中，出土了一件铜铃（87YLVIM57：3），为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铜铃通高8.45厘米，口径7.8～8.9厘米，壁厚0.2厘米。其通体绿锈，正面看呈梯形，顶部与口部呈椭圆形，两侧面有梯形凸棱为边框，一侧有扉，顶中央有长方形镂孔，有一桥形钮。出土时铜铃至少包裹有两种纺织品。墓葬中同时发现了一件管状玉铃舌^[19]。

图二十 87YLVIM57：3铜铃

2002年春，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进行发掘，在清理3号基址南院墓葬中编号为02VM3的墓葬时，又发现了一件铜铃（02YLVM3），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其发现时位于墓主人腰部，大小尺寸未公布，不详。铃内有玉质铃舌，铜铃表面黏附一层红漆皮和纺织品印痕^[20]。

图二十一 02VM3墓葬出土现场图

图二十二 02VM3墓葬出土的铜铃

另外有几件二里头出土的铜铃，只是少量见于相关的资料中，在这里不再赘述。

从以上列举的几件铜铃来看，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铜铃都是由铜铸造而成，大都体形较小，器壁较薄，整个器物上窄下宽，横剖面均为椭圆形或圆形，一侧有扉棱。顶部较平，有长方形或椭圆形镂空，上面有桥形钮。另外，除1962年出土的带翼铜铃外，其它出土的5件铜铃均带有玉管状铃舌。由此可见，铜铃在当时已经被作为一种“悬鸣”的乐器，成为墓主的随葬品，这种铜铃玉舌的全新配置，为我们研究夏代墓葬中金玉组合的内涵及意义，以及了解夏代礼乐制度的渊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6件分别出土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遗存铜铃，从其外形和纹饰上来看，它们并没有太大的改进和发展，但从考古学来看，这些铜铃的出土不仅仅是证实了夏代我国已经有铜器的出现，同时也证明了夏代的青铜冶铸工艺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尤其是铸造青铜容器的科学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为什么夏代铜铃出土时大多位于墓葬主人的腰部？铜铃出土时它们的表面多附有纺织品，这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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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1959年夏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豫西调查“夏墟”，并指出二里头遗址有可能是商汤的都城西亳^[21]，因而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与重视。同年，当时的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都分别在二里头遗址进行了试掘^[22]。正式发掘自1959秋季开始，到1978年春季告一段落，共计二十次。其后，1980到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又先后进行了多次发掘。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逐渐形成了今年我们所熟知的二里头文化。

自1959年秋季试掘开始，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有五十多年了，基本弄清二里头遗址现存的范围（北部有相当一部分或已因洛河改道被冲毁），勘探到夯土基址30多处^[23]。其中二里头遗址一号和二号宫殿（宗庙）基址得到了全面发掘，发现地上和半地穴式祭祀遗存多处，墓葬400多座，还有中、小型房址和大量窖穴、水井等，出土了陶器、玉器、青铜礼器、铜铃和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饰等器物。

根据地层关系和陶器的模变发展序列，二里头遗址的主体堆积被划分为前后连续发展的四期，其中第二、三期的文化遗存最为繁盛和丰富，前面所说的二里头一、二号宫殿则位于第三期遗存，其下叠压有二期大型夯土建筑^[24]。专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一期出土的诸多陶器与河南密县新砦时期的遗存相衔接，其出土的陶鼎、陶罐、陶盆等，从器物的形制和纹饰来看，还遗留有龙山文化的痕迹。而二里头文化的四期遗存中的陶器，从其类别和器形来看，与二里冈文化下层一期的商代文化又有交叉。

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中、西和山西南部发现了大量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其中以二里头遗址的规格为最高，其展现的文化面貌最具典型性。当时夏鼐先生提出以“二里头文化”进行命名，得到学者们一致赞同。其后，考古界和史学界将二里遗址一至四期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涵盖其中，统称这种文化面貌为“二里头文化”。

在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序列上，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填补了龙山时期晚期和商代二里冈文化之间的空白，证明了这是一支早期青铜文化遗存。特别是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的宗庙、宫殿建筑，铸铜作坊和大量随葬成组铜器、玉器的墓葬这些丰富的依据，被学界一致确认这里是都城遗址。从诸多的考古学现象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当时的中原地区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存在国家，其不仅对周围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且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

注释：

[1][2][5][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6，137.

[3][23][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0.

[4][6]李京华.《偃师二里头》有关铸铜技术的探讨[J].中原文物,2004（3）：34.

[5]华觉明，贾云福.先秦编钟设计制作的探讨[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3）：72.

[7]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90.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54.

[9]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9（3）： 332.

[10]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3[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0.

[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3（3）：45.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J].考古，1984（12）：1069.

[13]孙敏.洛阳出土的先秦青铜乐器述略[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6）：10.

[14]安家瑗.中国早期的铜铃[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7（10）：37.

[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0的清理[J].文物，2000（12）：19.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1984（1）：37.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2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J].考古，1985（12）：1093.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J].考古，1986（4）：319.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1992（4）：295.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J].考古，2005（7）：497.

[21]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J].考古，1959（11）：598.

[2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J].考古，1969（2）:82.

 

     蔡杰，男，现供职于河南博物院，文博馆员，主要从事先秦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