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妇好鸮尊

长期以来中外人们对鸱鸮有褒有贬。在西方主流文化里，猫头鹰被视为智慧的象征，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阿西娜的化身就是一只猫头鹰。但猫头鹰神秘的习性、安静的飞行和凄厉的叫声使其成为世界上许多地区迷信甚至恐惧的对象。加拿大温哥华印第安人不但遗留有猫头鹰形象的图腾木刻，其后裔现在仍保留猫头鹰的图腾舞，舞者衣纹为猫头鹰，全身披挂它的猎获物老鼠。也有把它作为死亡、黑暗的象征，阿佩切印第安人在通往发生疾病地区的小径上，放置死的猫头鹰或猫头鹰画像；在中南美洲14至16世纪的阿兹特克神话中，猫头鹰是冥国的使者，即死神们的差使。莎士比亚在他的《尤利乌斯•西泽》和《麦克白斯》剧作中，用猫头鹰的叫声预示着死亡。

人们对鸱鸮赞美和厌恶、仰慕和恐惧的矛盾心理，在中国的诸多文献中也有所表现。古书中把鸱鸮称之为怪鸱、魑魂或流离，代表着奸诈、不孝、死亡、黑暗和神秘。《诗经•鸱鸮》云：“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这是中国最早关于贬斥鸱鸮的文字，诗人以鸱鸮比喻坏人。曹植《赠白马王彪》诗：“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李善注：“鸱枭、豺狼，以喻小人也。”枭长大后，还食其母，所谓不孝之鸟。《诗经•国风》载：“流离之子”，孔疏引《草木疏》云：“枭也，关西谓之流离，大者食其母。”《史记•孝武本纪》载：“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集解孟康曰：“枭，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如淳言：“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猫头鹰的叫声也常人感到厌恶，所以也有人认为它是逐魂鸟、报丧鸟等。《说苑•鸣枭东徙》中有“枭与鸠遇，曰：我将徙，西方皆恶我声……”的寓言故事。

鸱鸮是一种猛禽，给先民们一种勇猛、威严之印象，人们对它极强的战斗性加以崇拜。文献表明，中国古代又以枭鸟有躲避兵器伤害和防避兵灾的神秘力量，《淮南子•说林训》：“鼓造辟兵，寿尽五月之望”。高诱注：“鼓造，盖谓枭。一曰虾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枭羹，亦作虾蟇羹。”鼓造即枭，说明枭鸟能辟兵。西汉及西汉以前的六博游戏中，以杀“枭”为胜利。《韩非子》中所言“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战国策•魏策》：“夫枭之所能为者，以散棋佐之，夫一枭不敌五散也明矣！”

把鸱鸮视为恶鸟，并非商代人的思想，商人是把它们视为神鸟顶礼膜拜的。安阳殷墟规格较高的墓葬中，往往会有青铜鸮尊、鸮卣出土，商代青铜器纹饰中多有鸮类形象出现，此外，还发现有较多各种质地的鸮形制品。殷墟大司空村SM539随葬一件鸮形铜卣（图五），根据墓中出土的铜器风格及铭文可知，墓主人是“出”族人，担任了高级职务，并有亚的爵位。

图五 1980年安阳大司空南M539出土的鸮卣商代晚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从商王武丁开始，到商王朝灭亡的200多年间，在河南南部信阳地区，存在着商王朝的异姓方国——息国，在息族贵族墓葬内发现有两件装饰风格不同鸮形铜卣（图六）。

图六河南息县出土的鸮卣商代晚期

殷墟侯家庄HPKM1001翻葬坑有3件圆雕石鸮，或立，或俯卧，其中较大的1件，高33.6厘米，最宽25.2厘米（图七），从其背部的一条竖直宽槽，推测它可能是供建筑用的装饰性构件。侯家庄西北冈M1001是公认的王陵，时代属于殷墟二期。

图七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HPKM1001出土的石鸮侧面及背面

通常情况下，商代晚期铜斝、铜觯等器物腹部的主题纹饰以饕餮纹为主，但也有用鸱鸮纹的，如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的鸮纹觯（图八），河南博物院所藏“徙”斝（图九），腹部为均饰有对称的鸱鸮纹，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商代晚期，鸱鸮纹与饕餮纹一样，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们所表现的意图都与当时的宗教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图八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的鸮纹觯

图九河南博物院所藏“徙”斝

商代的人们除了把认为高于一切的青铜酒礼器制作成鸮鸟的形状或用鸮形图案装饰外，还把玉佩饰做成不同形状的鸮形。由此可证明，商人不但不贬斥鸮，而且还把鸱鸮视为神禽，足见商人对鸱鸮的尊重。这种观念可能缘于商代先民对猫头鹰的崇拜，猫头鹰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机警诡谲的目光，凶猛搏杀的性情，是勇敢和克敌制胜的象征，使当时的人们对其产生敬畏、崇拜。

西周初期的制铜、琢玉等手工业艺术承继商代晚期之风格，偶见鸮形器物，到了西周中期，鸮尊与鸮纹极为少见，甚至不见。战国末期和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又发现了鸱鸮的图像或鸮形器物。如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帛画、漆棺等的上面画有鸱鸮；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一件木胎的彩绘鸮壶；汉代的墓葬中也常发现把用于盛装粮食的陶仓做成鸮形，形制通常是陶仓上部为鸮首，下部为鸮身（图十）。猫头鹰为鼠类的天敌，陶仓制作成鸮（猫头鹰）形，体现了当时人们重视粮食生产、期盼五谷丰登的美好心愿，从一定角度说明了鸮在汉代人们的心目中，起到辟邪的作用，是吉祥的象征。

图十红绿釉陶鸮壶汉代高17.5厘米河南济源轵城泗涧沟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由上述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可知，中国古代对鸱鸮的好恶观，因时、因地、因民族而有所不同。但从鸮类动物的生理习性来看，它们的食物以鼠类为主，也吃昆虫、小鸟、蜥蜴、鱼等动物，长大后并不食其母。文献中关于鸮长大后食其母，只是当时的儒学之士宣扬伦理道德孝文化的一种“隐喻”。这从《左传》颍考叔孝感郑庄公的回答中可见一斑。颍考叔答曰：“此鸟名鸮，昼不见泰山，夜能察秋毫，明于细而暗于大地。小时其母哺之，长大啄食其母，此乃不孝之鸟，故捕而食之。”笔者非常认同杨宗红《说用枭祠黄帝》一文中的结论：“鸮是否食母在先秦文献中找不到资料证明，到了东汉，才有汉儒始言鸮食母。……后世人恶鸮，除了一些儒者想借所谓食母之鸮言某种‘志’外，大部分民众讨厌鸮，不是因其食母，而是它与死亡有着某种联系，是预示某种祸殃来临之鸟。”

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晚商时期，人们掌握着更为先进的铸造工艺，制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家国重器，是中国青铜器铸造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青铜器造型更为厚重，纹饰细腻且层层迭加，器物上诡谲的动物图案威仪而神秘，尤其是青铜酒器中新出现了形状似鸟兽的尊、觥、卣等盛酒器，蕴含着深厚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魅力。安阳殷墟的“妇好”鸮尊、湖南湘潭出土的猪尊（图十一）、醴陵出土的象尊（图十二）等，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形式，大大丰富了青铜器的文化内涵，它们的出现也是中国青铜器进入高峰期的标志之一。但是，以略带夸张的写实动物原形为酒器，是不是商人首创呢？多年来，学者围绕青铜鸟兽尊这一问题，作有深入的探讨。

图十一湖南省湘潭出土的猪尊

图十二湖南省醴陵出土的象尊

通过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将与人类密切关系的鸟兽动物图像运用到生活用品之上，经历了一个渐进演化的过程。史前时期的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把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鸟类、兽类等动物，塑造成一件件风格质朴的实用器。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长江流域的先民就以模仿鸟的形状制造陶尊。1958年陕西华县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6300～5600年前的陶鹰尊，构思奇巧，古拙质朴，整体采用鹰的造型，尖喙内勾，巨目圆瞪，双翼收敛，尾部着地与双足构成三支点，鹰的腿部艺术性夸张，进一步加强了整体器形的稳定性，尤其是尾部下垂与两足成三支点，与妇好鸮尊有异曲同工之妙（图十三）。史前的家畜饲养业在原始造型艺术上也有生动反映，猪和狗是大汶口文化的主要家畜，并成为财富的象征，在很多遗址内都发现了猪和狗的骨骼。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有仿照家猪、家狗形态制造的实用陶器。在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中，也多发现有仿动物的陶器，如江苏省吴县的鸟首猪形壶、兽形器等。此外，1977年内蒙古翁牛特旗大南沟出土的鸟形陶壶，鸟仰头张嘴，显示出嗷嗷待哺的形象（图十四）。

图十三陕西华县出土的陶鹰尊

图十四内蒙古翁牛特旗大南沟出土的鸟形陶壶

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大江南北，都不约而同出土有仿动物形的陶器，一方面是原始民族把动物尊奉为神加以崇拜，另一方面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掌握“写实”和“夸张”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可以看出，史前时期以陶鹰尊为首的动物造型陶塑，开启了商代鸟兽形青铜器造型之先河。

考古发掘出土和传世的鸟兽铜尊种类较多，学者对其进行分类排比，按照器物形制可分为鸟尊、鸱鸮尊（鸱鸮属鸟类的一科）、鸳鸯尊、鸭尊、牛尊、犀尊、羊尊、马驹尊、猪尊、象尊、虎尊、兔尊和鸟首兽尊等重要类型。鸟兽形铜尊在殷墟前期开始出现，到殷墟晚期有了一定的发展（图十五），西周时期更为发达，春秋战国时期数量逐渐减少，品类也趋于单调。

图十五鸟尊商代晚期高13.8厘米安阳西北冈1885号墓出土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从鸟兽形铜尊的出土情况看，商代晚期通常在一座墓葬中随葬一种造型的鸟兽纹铜尊，如殷墟妇好墓有“妇好”鸮形铜尊一对，与妇好墓同时期的殷墟花园庄东地M54，有牛形铜尊一件（图十六）。

图十六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出土的牛形铜尊

到了西周中后期，一座墓葬中往往有不同形状的鸟兽尊，如西周中期的陕西宝鸡茹家庄一号墓，墓主为弓鱼伯，墓中随葬有2件鸟形铜尊（图十七）、1件象形铜尊（图十八）。

图十七鸟尊（2件）西周中期分别高23.5、18厘米陕西宝鸡茹家庄M1出土

图十八陕西宝鸡茹家庄M1出土的象形铜尊

晋侯墓地中被盗的8号墓出土了3件兔尊（图十九），其中2件形制相近，大小向次；未被盗的64号墓出土了4件兔尊，大小形制不一，是为奇观。且以兔为尊的器形，在青铜器中尚属首见。

图十九兔尊（3件）西周分别高13.8、高20.1、22.2厘米 1992年晋侯墓地M8出土

春秋战国时期，鸟兽形尊的数量和品类减少，以鸟尊较为常见。并且随着群雄逐鹿、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诸子百家的争鸣等，青铜器显现出风姿各异、标新立异的特点，鸟兽纹铜尊的纹饰、造型向灵巧、多变和实用发展（图二十、二十一）。

图二十鸟尊西周山西晋侯墓地出土

图二十一鸟尊春秋山西赵卿墓出土

综观商代—春秋战国时期鸟兽形尊所在的墓葬、及铭文所显示，它们的拥有者地位较高，或王室贵族，或为诸侯国之长，或为诸侯国大夫等。

妇好其人与鸮

妇好墓（图二十二）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8米。墓内有一棺一椁，但椁已塌毁，棺已朽烂。东、西两侧墓壁上各有一个长条形壁龛，墓底设有腰坑。墓内有殉人16具，殉狗6只。该墓虽然墓室不大，但保存完好，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不同质地的随葬品1928件，有青铜器、玉器、陶器、宝石器、象牙器、骨器、蚌器、海贝等。其中青铜器占468件，重达1625千克，充分显示了殷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特别是110多件青铜器上都有“妇好”铭文，明确表明它们是妇好的器物。

图二十二妇好墓发掘现场

从妇好墓琳琅满目的精美随葬品来看，妇好生前地位非常显赫。甲骨文中有关妇好的记载至少有一百七、八十条以上。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表明，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其本人也是一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频繁主持王室的盛大祭祀典礼。在武丁对周边方国、部族的一系列战争中，妇好多次受命代商王征集兵员，屡任军将征战沙场。她又曾担任武丁大军先头部队的首领，多次率兵“征夷”、“伐羌”、“征土方”等，最多时统兵一万三千人，战功卓著。

我们从甲骨卜辞和安阳殷墟的重要发现，“结识”了妇好，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威望甚高，深得武丁宠爱，所以，在她去世后，武丁以厚葬来突出她的尊贵地位，寄托心中的哀思。

在妇好墓中，与鸱鸮有关的除“妇好”鸮尊外，在“妇好”偶方彝装饰有鸮面（图二十三）。

图二十三 “妇好”偶方彝

在妇好圈足觥（一对）的后端为一作站立状的鸱鸮，鸱鸮形象生动，刻画入微，眼周的辐射状羽毛，及由细羽排列而成的脸盘，更是入木三分（图二十四）。

图二十四妇好圈足觥、觥盖

此外，在妇好墓出土的155件各种动物形象的玉器中，有6件鸱鸮佩，它们均作站立状，形象各异，最显著的特征是头上有两直立耳，两眼圆大，尖喙内勾，颇能体现鸱鸮的特征（图二十五）。

图二十五青玉鸱鸮佩（3件）分别高7.7、6.5、4.9厘米妇好墓出土

鸱鸮形青铜器以尊、卣为多，且多见于殷墟二、三期青铜器中，鸱鸮纹亦大多见于殷墟时期的青铜器上，两周时期的青铜器上极为少见，甚至不见。这说明鸱鸮在殷人的思想世界中是极为重要的。马承源先生认为“商代青铜器鸱鸮的图像，应看作是表示勇武的战神而赋予辟兵灾的魅力，为战神。”由此可见，妇好墓中鸱鸮形青铜器、玉器，及青铜器上的鸮形图案，较其他殷墟墓葬中出土的以鸮形作为母体纹样的器物较多，不仅与妇好显赫的地位有关，更是妇好能征善战的表现。

参考书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文物出版社，1980．

中国青铜器全集（M）.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M）.

杜乃松．论青铜鸟兽尊（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S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M）.科学出版社，2007-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1．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J）．考古学报，1986（2）．

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J）．考古与文物，1981（2）．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

台北故宫博物院．商王武丁与后妇好（M）.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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