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父乙角

1986年8月，河南省信阳浉河港乡农民在浉河滩修筑水坝时，在河道黑色淤泥中发现一批青铜器。地、县文物与公安部门闻讯后前去调查，共收集青铜器14件。《河南信阳县狮河港出土西周早期铜器群》一文中依据铜器铭文和器体锈色将14件青铜器分为“父乙”和“父丁”两群，并认为该批铜器可能是由于洪水冲垮墓葬而将其带入河道后沉积的。父乙角系属于“父乙”铜器群10件中的一件。该群铜器皆通体乌黑发亮，其中8件带有铭文。“父丁”铜器群共4件，其中三件带有铭文^[1]。

父乙角，共出土两件，形制、纹饰、尺寸与铭文近同。河南博物院藏其中的一件。该器分盖、身两部分。盖呈屋脊状，子口，盖顶脊正中有一半环形钮；器身侈口、中部呈弧形下凹，两侧为上扬的两翼，颈部下收，腹壁较直，圜底，下有三个三棱锥状足，一侧足上部有一半环形兽首鋬（鋬下的一足出土时残失，现有的为后配）。

器体纹饰可分为盖部、颈部、腹部和足部等四部分。盖部有扉棱四条，将纹饰分为两组四部分，每部分纹饰近同——半个兽面与半个三角纹。与盖钮垂直的两条扉棱的两侧各为一组完整的兽面纹与三角纹。兽面纹由粗线条勾勒出兽面的眼、眉、角、鼻和口的轮廓，粗线条上再用细阴线刻划出骨脊，粗线条外为云雷地纹（图一）；颈部有扉棱两条，均在口部两翼处呈勾形撇出。每条扉棱的两侧纹饰组成为一个大三角纹，鋬兽首两侧装饰两个小三角纹，鋬对应面为一凸起的兽首，其两侧也有两个小三角纹；腹部三条扉棱和鋬将纹饰分为两组四部分，鋬两侧的两部分纹饰组成一组完整的兽面纹（图二），鋬对面扉棱两侧的两部分纹饰组成另一组兽面纹，两组纹饰的兽面纹相同，但是鋬对面扉棱部的兽面纹两侧却各加饰了一条龙纹（图三）；三个三棱锥状足的外侧一面各装饰一个三角纹；器身纹饰均施有云雷地纹。盖身有对铭十二字：晨肇贮用乍父乙宝尊彝即册。（图四）

图一父乙角器盖

图二父乙角鋬部一侧

图三父乙角兽首部一侧

图四父乙角盖内铭文

父乙角用“三层花”的装饰手法在器体上布施纹饰，不仅华丽精美，而且布局巧妙。首先，盖呈屋脊状，为了不使纹饰因为过于集中于器盖中间而有失衡感，特在两组兽面纹外侧的两翼部位各增设一组三角纹；其次，鋬上端为一凸起的兽首，为了增加器物的对称性，不使器体有偏向一侧的失重感，特在鋬兽首对面的颈部也装饰一凸起的兽首；再次，腹部虽为两组近似的兽面纹，但因为鋬和扉棱的宽度不一样，导致以两翼角为线对分的器腹两部分纹饰的布局空间发生了变化，为了使纹饰布局既对称又合理，特在腹部鋬对面的扉棱部兽面的两侧各增饰一条竖向的龙纹。这些细微之处的设计布局，无不显示了作器者巧妙的构思和精湛的掌控能力。

父乙角盖、身均有扉棱装饰，扉棱上分范痕迹清晰，这为研究角、爵类器物的分范方式、范铸逻辑具有重要价值。父乙角外范可分为盖部、器口至器腹部、器底与三足部三部分：首先，器盖为独立范铸，外范以扉棱为中心分为四块，分范位置在扉棱中线上；其次，器口至器腹部分以三扉棱和一鋬为中心将外范分为四块，分范位置在三条扉棱和鋬的中线上；再次，器底和三足部分以三足为中心将外范分为三块，分范位置在三足的竖向中线上。

父乙角盖、身对铭十二字“晨肇贮用乍父乙宝尊彝即册”，对研究商末周初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铭文内容最少可以表明：“肇贮”的封国或所在地是“晨”，“肇贮”是这批器物的作器者，“肇贮”的父辈或祖辈为“父乙”，“肇贮”是“即”族人，“肇贮”是当时的史官——“册”等等^[2]。《河南信阳县狮河港出土西周早期铜器群》一文将出土的14件青铜器和同期的各地青铜器相比较，认为这批铜器的主人和周王室关系密切^[3]。如果“父乙”铜器群和“父丁”铜器群的主人均为“肇贮”或同属于一个部族的话，“父丁”铜器中的“鄀”就是父乙角主人所在的封国。

父乙角通体乌黑发亮，黑漆古状，这在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少见，观赏效果极佳。作为酒器中的一员，传世和出土的青铜角数量很少，此器的出土不仅增加了角器的数量，而且其精美的纹饰、独特的造型更加重了角在商周青铜器的分量，父乙角器内的铭文更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正因如此，父乙角才被众多书籍所收录，如《中国青铜器全集》、《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和《商州金文资料通鉴》等。这也足以说明父乙角是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绝世珍品。

古文献中依稀有一些关于角的记载，内容涉及到礼仪、容量和使用配列组合等方面。如《礼记•礼器》记载有“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郑玄注“四升为角”。《考工记•梓人》引《韩诗》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仪礼•特牲馈食礼》中记载有“实二爵四觯一角一散”。从文献记载的关于角的材料来看，角大抵为容量较大，和爵、觯等酒器按一定的配比关系在祭祀或宴飨时依据使用者身份的尊卑区别使用的一种器皿。

将实物和古文献中记载的角联系在一起并加以命名最早出现在宋人著《博古图录》中,至于依据何典何藉今无从知晓,可能是角类器物与爵相比略有不同，而爵与角可同读，为示区别将无柱、双尾或双翼的近同于爵的这类器物称为了角。现在我们界定的青铜器类中的角，是延续宋人的叫法。出土的该类器物虽也有带铭者，但皆为共铭而无自铭，因而这类器物是否就是古代文献记载的角，今人无法考究。但从出土实物的体量来看，与古文献记载的角相去甚远，概不是一类。因为文献记载的角容量达四升、爵的容量为一升，即角的体量大约相当于爵的四倍，而我们现在所命名的传世和出土的角，其体量和爵的体量基本上是近同的。

传世或因盗掘流散于民间或国外的角，有铭者也多为共铭器。唯一有自铭者，见于陈佩芬先生著《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一书，但也无器物图片和铭文拓片。只是在“龜角”的器物说明中述说：“所见私人收藏中有西周史小妇角，鋬内铸铭文‘史小妇作爵’；又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西周早期鲁侯爵^[4]（图五），鋬内铸铭文‘鲁侯作爵……’，此爵流尾皆全，但无柱。这两器形制不同，皆自铭为爵，因此无论有流或无流，有柱或无柱，古代都称爵，爵是这类酒器的自名。今丛习惯仍称‘角’。”如若此角及铭文可信，当不失是对现在界定的角类器物重新命名的重要依据。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说，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的郭家庄M160中出土有十觚和十角，但却没有爵。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或许可能是因为爵、角同功，故以角代爵。然也仅仅是一个例。或许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能在将来以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这一问题。目前不防仍以约定俗成之命名称之。

图五故宫博物院藏鲁侯爵

关于现在命名的角，在形制区分上，仍存在分歧。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一书中将夏代仿陶的带管流角形器划入了角器中，陈佩芬先生在《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一书中则将这类器物称为爵，而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则未将这类器物列入角器或爵器中。在其他的一些有关青铜器的著作或图录中也存在有类似器物却有不同器物名称的现象，大概是因为此类器物如角似爵，不易区分的缘故。对于管流角形器的归属问题，笔者较为认同马先生之说。

角作为青铜器物的名称，与爵同音，属于商周时期的酒器中的温酒器。容庚先生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认为，角“其下有三足，且常有盖，便于置火上以温酒，故与爵同为煮酒器”。至于爵、角的功能是否完全相同或有所差别，目前尚无法准确界定。

目前最早的角为上海博物馆藏夏代晚期的带管流角。商代早期的角仅见于《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一书中，器物颇有商代早期器物的特点，但器鋬内铸阳文“父甲”铭文又与此段时间青铜器上常用族徽铭大相径庭，此器铭文真伪还需进一步考证。相对而言，角较多出现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这段时间，西周早期以后角消失。如果和其他类别青铜器比较，传世和出土的角数量极其稀少。^[5]

传世和出土的青铜角数量较少，而且传世或因盗掘流散于民间或国外的数量要比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角数量要多，因而对于角的对比研究相对要困难很多，本节列举一些角的材料，期望通过对各个时期角的观察、对比，从而进一步加深对角的了解。

1980年在河南洛宁出土一件夏代晚期的青铜管流角（图六），高21厘米、口长11.5厘米。该器“敞口呈凹弧形，两端尖锐，器身扁圆，腹中部置一个管形长流，外伸超出器的口部，其长度与凹弧形口相等，流根宽大，向上逐步收缩，到流口为一个小圆管。腹侧有一大鋬。平底，三个三棱形锥足置于器底旁的腹外壁，且上端高于器底，使之距离拉大，可使器物放置稳定”^[6]。

图六河南洛宁出土青铜管流角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从废品站拣选得来的夏代晚期青铜管流角（图七），高20.6厘米，口长16.3厘米。该器“敞口呈凹弧形，两端尖锐上翘，前短后长，口沿有加厚的唇边。器身狭长而扁，下接外鼓的假腹，上有圆孔数个。三足残缺，但从断面可以看出原应是三棱形足。腹下部设一斜置的管形流，流上有两个曲尺形饰。腹饰两行平行的乳钉纹，上下以弦纹为欄”^[7]。

图七上海博物馆藏青铜管流角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一书中有一件约二里岗上层时期的青铜角（图八），高15厘米、宽11.5厘米。该器敞口呈凹弧形，两翼尖锐且上翘，微束颈，半环形鋬，斜鼓腹外出，平底，三棱锥状足。颈部饰阳纹兽面纹带一周，鋬内铸阳文铭“父甲”二字。^[8]

图八《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中收录的青铜角

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利恩博物馆藏有一件传安阳出土的商晚期青铜角（图九），高19厘米。该器“凹弧形口，前后均作尖尾，腹分裆，一侧有兽头鋬，三尖锥状足。器身有两条扉棱，口下饰三角形纹，腹饰三组兽面纹。”^[9]

图九牛津大学藏青铜角

1990年在河南安阳郭家庄M160中出土十件商晚期青铜角，形制、纹饰、铭文、大小基本相似。其中标本M160：143（图十），通高21.6厘米，两翼距16.8厘米。“口有两翼，作凹弧形分离，两翼尾呈锐角；深腹，卵形底，三棱形锥尖实心足，足尖外撇。腹之一侧有鋬。双翼下各饰一大三角纹，其间饰二至三个三角纹。大三角纹内填以变形倒夔纹。腹部饰两组饕餮纹……以变形倒夔纹补空。器身纹饰以云雷纹衬地。鋬上端饰一简化饕餮纹，无地纹。腹外壁与鋬相对处有铭文‘亚址’。”^[10]

图十河南安阳郭家庄M160出土青铜角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商晚期的青铜角（图十一），通高23厘米、流尾距18.3厘米。该器分盖、身两部分。盖前有高浮雕兽首，盖中有半环形钮；器身前流后尾，直腹，一侧有半环状兽首鋬，平底，三个三棱锥状足。盖饰细线云雷纹，器腹饰细线兽面纹，足外一面是三角纹。盖内与鋬内各有同铭三字^[11]。

图十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青铜角

1966年在陕西歧山贺家村出土一件西周早期青铜角（图十二），高21.5厘米、两翼距17厘米。该器分盖、身两部分。盖呈屋脊状，上有半环形钮；器身凹弧形口，束颈，鼓腹，一侧有半环形鋬，圜底，三个外撇三棱锥状足。盖与器腹饰龙纹，颈饰蕉叶纹。盖内和鋬内各有铭文六字“史速作宝尊彝”^[12]。

图十二陕西歧山贺家村出土青铜角

1967年在甘肃灵台县白草坡M1中出土一件西周早期青铜角（图十三），高23厘米、角距8.5厘米。“三足呈棱锥体，口外侈，流尾相同，有盖、鋬，盖有钮。鋬饰牛头，鋬对面颈上雕铸一凤，盖与器表饰有细云雷纹底夔龙纹各二组。鋬内腹壁有铭文：□父丁。”^[13]

图十三甘肃灵台白草坡M1出土青铜角

从列举的各个时期的青铜角材料来看，角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夏晚期、商早期和商晚期至西周早期三个时期。夏晚期的角只有两件，皆为管流角形态，应是仿造夏后期陶质管流角而来。这类角皆无盖，两翼且有加厚唇边，半环形鋬、长管流、束腰、平底、三棱锥状足，通体素面。这一时期的管流角器壁较薄，长管流是其明显的时代特征。商早期的角目前只有一件，也非科学考古发掘品，形制和这一时期的爵基本一致，皆为敞口、束腰、半环形鋬、平底、三棱锥状足，腹部装饰纹饰带一周。只是角口部为两翼、无柱，而爵口部为一流一翼（或尾）、有柱。这一时期的角，薄壁、平底是其时代特征。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角的主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青铜角相对数量要多很多，角的形态也和该时期的爵近同，区别主要还是在流和柱上。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这一时期又可分为蓬勃发展的商晚期和形制固定、渐趋消亡的周早期两个阶段。传世和出土的商晚期角占角数量总体的绝大多数，这一阶段的角多数形制和同时期的爵近似，有盖者少，无盖者多。器壁较厚，凹弧形口无唇边、近直腹、半环形兽首鋬、圜底，三棱锥状足，两翼、器腹与三足多装饰有花纹。直腹或近直腹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另外还出现了如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利恩博物馆收藏的分档三足角、台北故宫收藏的兽首盖带流平底角和纽约市博物馆收藏的盖上有立鸟钮的角等异型角。分档角目前仅见此一件。兽首盖带流平底角有与其形制类似者，多数书刊称其为爵。就此件兽首盖带流平底角的命名和归属，笔者在这里将其称为角，并作为角的一种类型列举于上，只是为了向大家说明，关于一些异型角器的命名，目前仍存在分歧，孰对孰错，还有待解决。盖上有立鸟的角目前也仅有两三件。无论异型角数量的多少，都可以说明商晚期角的形制并不固定，形制上的差异正是作器者在发展期对角的形制进行探索的一种体现。传世和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角数量较商晚期要少很多，从出土的青铜角来看，这一阶段青铜角形制渐趋固定，多数带盖。器形上，盖呈屋脊状，盖顶中间有半环形钮；器身凹弧形口无唇边、双翼、半环形兽首鋬，卵腹、圜底、三棱锥状足。盖、双翼、器腹和足部皆装饰花纹。卵腹是这一阶段的特征。传世品中仍有无盖平底角存在，但也仅为个别情况。

与各时期的青铜角比较，从尺寸上说，“父乙”角是角器中最大者，比大多数角要高出约10厘米左右；从纹饰上看，是目前已知极少数使用三层花工艺的角之一，突出的扉棱在其他角器上也十分少见；从铭文上说，是角、爵类器物中拥有10字以上铭文的极少数器物之一；从总体特征上看，“父乙”角腹部近直，颇似商晚期角腹的特征，但其三足又与西周早期角足相同（角足在各个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夏晚期、商早期角的锥足横截面最小角角度大，商晚期角的锥足横截面最小角角度变小，西周早期角的锥足横截面最小角角度很小），而且12字的铭文也和西周早期部分器物上的铭文特点近似。因此，“父乙”角应是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是目前已知角器中尺寸最大、纹饰最美、铭文较多的角，是青铜角中的翘楚。

每周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