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5花瓣纹彩陶盆

花瓣纹彩陶盆于1956年出土于河南省陕县庙底沟。1963年6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庙底沟遗址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底沟遗址是一座享誉中外的古文化遗址，由于这座遗址的发现，考古学上诞生了一个新的专有名词——“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经碳十四测定，庙底沟遗址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9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中比较成熟的一种，而这件花瓣纹彩陶盆可以称得上是庙底沟类型彩陶的代表作。

这件制作精湛的彩陶盆为泥质红陶，器表做磨光处理，钵体盆型。大口，口沿外折；鼓腹；平底，尽管底部小而平，由于器壁倾斜角度很大，上半部平缓收至口沿，所以其直径最宽处在腰腹的转折处。陶盆的纹饰绘于盆外壁的上半部，但从不见于底部，以圆点和弧边三角相连缀，形成花瓣式彩绘的二方连续纹带，纹理优美，线条流畅，陶盆留白区域创造出图案不断变化的流动感，以单一颜色的泥釉创造出强烈的视觉效果,动感十足，具有虚实相生之妙。装饰效果极其强烈，格调也很优雅。

从审美特征的角度来看，彩陶盆比较重视器表的纹饰与色彩，这一特征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根据考古研究，花瓣纹彩陶盆器表纹饰是由几何纹饰演变而来的，纹饰构成在庙底沟类型中也具代表性。陶器上的绘画利用平涂色块与陶色形成对比，相互补充、相互映衬。并且运用线条之间的曲直变化，点的排列点缀，连接成图案，形成了美妙的艺术效果。纹饰最初的构成原则是适应器表布局的需要产生的，将陶器外壁分成四至八等份以安排纹样。先用十字分割法将口沿及外壁分成四等份，然后每段再分别以“米”字形分割成八个相等的三角形而构成。（图1）这种布局方法，证明了在彩陶纹饰构成中，原始人已经掌握并应用了一定程度的数学与几何学知识。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几何纹饰，彩陶盆分别在口沿和上半部绘制了精致的纹饰。

图1 口沿十字分割对纹饰的影响

花瓣纹彩陶盆大约先在口沿部分绘一圈宽带纹，为什么当时的原始艺术家会在口沿采用这样的装饰手法呢？根据其审美感觉来讲，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在使用上及其空间视觉上，口沿是位于陶盆上最引人注目的部位，对这个部位装饰效果的重视是对其实用功能的肯定，也可以达到视觉感受上的满足。然后在陶盆口沿下画与陶盆口沿平行的四条等距直线，并与等分器物外壁的垂线相交，采用相间的方法选取各定位点，然后将相邻的三个点连接成弧边三角形并平涂色彩，随着曲线的出现增多，菱形中的三角形的边由直线变成了弧线，当边框内凹的三角形涂色后，会给人以分散而孤立的感觉，而边框线凸出来未涂色的部分则给人一种集中、聚合的感觉，色彩与背景形成了黑白颠倒的视觉效果，使人们产生了“花瓣”的联想。（图2）圆点在彩陶盆中也被扩大、变化，从而成为纹样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不但被广泛用在环带分割、划分和联结中，而且也是花瓣纹样不可缺少的构成元素，也是纹饰结构中很活跃的一部分，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曲线显示了比直线更加丰富的表现力，它与圆点结合使用，更具有魅力，色块与陶色一起组合成色彩的多维层次。纹样空白处的陶质底色与彩绘部分一起构成纹样，所以空白也是陶盆纹样的组成部分。

图2 弧边三角形向花瓣纹的转变

大约在公元前75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就能够看到陶器的存在，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陶器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才真正得到繁荣。根据考古学者研究发现，陶器的发展较为清晰地显示出史前人群的地域范围及所属时期。例如，庙底沟古文化遗址就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著名的制陶遗址，还有半坡、大河村、河姆渡、大汶口等等，这些遗址基本都位于河滨的阶地上，土壤肥厚、水源方便，便于农耕，比较适合史前人群定居，也是制作陶器的最佳区域，这也与古籍记载的“陶于河滨”十分相符。

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大多以采集、狩猎为主，这个时期原始人创造出大量的石器和骨、角器，通过这些器物获得生存的食物等。发展到后来大约在7000年至5000年之间，原始人的经济方式主要以畜养、农耕和手工业为主。由于经济方式的转变，以前的石器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他们需要新的材料和器具来盛放他们的农作物，这时，制陶就成为了一种需要。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制陶的民族之一，并且有着最早的关于制陶的记述。在《逸周书》中就有“神农耕而陶”的记载，先秦时代《墨子》一书中也有“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的具体描绘。在《吕氏春秋》也有这样的记载：“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陶正”为一官名，是专门管理制作陶器的人。将制陶归于“神农氏”的时代，表明了“农耕文化”与“制陶”的必然联系，这也完全符合现代科学对制陶史的认识。陶质材料的发现以及陶器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是原始人生活发展到一定高级阶段的需要，而且是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能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农耕经济的兴起会逐渐的改善原始先民的生活方式，他们定居下来需要储藏粮食，也就需要储存的器皿，由于颗粒状的粮食不像采集的瓜果可以生食，也不像猎物一样可以在火上直接烧烤，而要蒸煮，于是他们就需要蒸煮器。这便是反映了上述所说的农业与制陶的关系。

经济方式的转变通常会伴随着思想方式的转变，原始渔猎经济以狩猎争斗为主要活动方式，因此造成了他们对武器的依赖和对生命的崇拜。进入农耕时代的原始居民与大自然融洽相处，他们慢慢开始懂得自然与植物之间的生长规律，懂得把成熟的农作物储存起来。他们从对自然的依赖中产生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联想，因而在自然界中认识到天然容器的重要性。有很多的古籍中也用“假天物而用之”来记录那段利用天然容器的时代。《礼记》中有“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的记述，其中“匏”即葫芦，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葫芦种子，证明了它作为农作物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及在原始先民的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它在原始生活中不仅可以作为居民的食物，而且它成熟后天然的形状和内部较大的容积与多种剖截面又能作为一种实用的天然容器。葫芦的各种固有形态，明显影响了原始陶器的造型，而且由于对（匏形）容器的崇拜，还演变成了文化观念被保存下来。容器与食物、生存与生命延续这类观念紧密联系着，葫芦后来演变成“联绵多子”等观念被保留在文化中并不是偶然。还有一些考古学者与民俗学者研究指出：葫芦与我国众多原始文化有密切关系。“匏”“瓠”“壶”等字，都与葫芦有关，“伏羲”“女娲”“盘瓠”这一类神话传说也通常和葫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凝聚了原始人类对容器的特殊情感与造型要求，早期陶器中的各类盆、碗、钵、壶等典型容器，有些是摹仿葫芦外形的器型，有些则是按照不同部位剖开的葫芦形状制作的。（图3）花瓣纹彩陶盆的容器形状大概就是从葫芦的下半部截取而来的。

图3 葫芦对器型的影响

陶器造型的变化同时也伴随着纹饰的变化。器表的纹饰为艺术史家和考古学者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仰韶文化时期陶工用各种写实和非写实的图案来装饰陶器，但是写实性的纹饰不多见，而抽象的几何纹即各种直线、曲线和三角形等等比较多见。对这些抽象的几何符号含义的推断成为研究者的重要问题，这些纹饰的起因和来源至今仍是世界艺术史之谜，意见和争论也有很多。有些研究者认为“早期几何纹饰的纹样是源于生产和生活，是模拟大自然中的树叶和水波”，但是这种说法很少被认同，缺少证明和论据。有一种看法更加深刻、更具有说服力：有研究学者认为几何形图案和图腾崇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些陶器当中存在的写实性图案主要有：鱼、鹿、蛙、鸟和蟾蜍等各类动物。研究表明不同的动物代表了不同氏族的崇拜，它在器表上不仅是装饰纹样，也是氏族的信仰与崇拜在物质文化上的表现，这些写实母体也伴有丰富的几何图案，如填绘鱼鳞纹的长方形。根据一些学者分析庙底沟彩陶的几何纹饰是由鸟纹演化而来的。一些三角形几何纹饰是由鱼纹演化而来。（图4）对这些母题的早期研究提出：“写实性”的鱼出现的较早，“非写实性”的几何形式是由写实性的动物一步一步衍生而来，总的趋势是抽象化、符号化。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也是由此演变而来，先由写实性的动物图案演变为抽象化、符号化的几何纹饰，然后再通过几何纹饰的直线转变为各种活跃的曲线，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因此，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即具有审美感受的花瓣纹图案。

图4 写实性的鱼纹演变为抽象的几何纹饰

陶器的产生不仅在原始社会的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也对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陶土是人类手工制作的原料，它渗入和体现人类的智慧和精神因素，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陶器上的纹饰也是中国原始美术最精彩的一部分，凝聚和体现了中国原始先民的精神文化及其氏族崇拜。

距今约6000年到4000年期间是制陶的繁荣阶段，这个阶段不仅仅出现了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还出现了黄河中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以及山东龙山文化等等。由于时间和地域不同，考古学者把仰韶文化分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在甘肃、青海等地的一个分支，把它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四个类型。经碳十四同位素测定，大汶口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处于同一时期，而龙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期彩陶纹饰发展的变化。

1979年陕西省临潼县姜寨出土的人面纹彩陶盆(图5），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高17.0厘米，口径41.5厘米，现收藏于西安半坡博物馆。这件彩陶为平底盆，纹饰绘在陶盆的口沿和内壁。在圆形的脸庞上，画着三角形的鼻子，修长的弯眉，双眼眯成一条线，头上戴尖顶饰物，两只耳朵旁边各画一条鱼，嘴里也咬着两条鱼。人面鱼或与大鱼并列，或与网格相伴。很多考古学者认为，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人面纹必定与半坡氏族的原始信仰有一定的关系，但对具体涵义的解释各不相同，有的认为是崇拜鱼图腾，有的认为是祈求捕鱼丰收，还有的认为祈求生殖繁盛。半坡类型的彩陶比庙底沟类型较早一些，此时还有很多写实性的动物纹饰。

图5 人面纹彩陶盆

1963年江苏省邳县大墩子出土的花瓣纹彩陶钵（图6），大汶口文化，高10.0厘米，口径16.5厘米，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根据考古研究，大汶口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处于同一时期，同样也为花瓣纹，纹饰活泼、流畅，与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彩陶盆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也有自己的特点，纹饰大多为多用彩，不是单一的一种色彩构成，另外，创造出的弧边三角纹和圈点以及花瓣纹样式特殊，形似绽开的花朵，色泽艳丽，给人不同的审美感觉。

图6 花瓣纹彩陶钵

1975年甘肃省永靖县三坪村出土的漩涡纹彩陶翁（图7），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高49.3厘米，口径18.4厘米，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器型多为翁、瓶、罐之类的器型，器表的装饰面积很大，多在器表的上半部，此件彩陶便是如此，纹饰以漩涡纹、波浪纹和弧边三角形为主，整体看起来具有构图繁密复杂、回旋多变的意味。　

图7 漩涡纹彩陶瓮

甘肃省临洮县出土的锯齿纹彩陶罐（图8），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高37.0厘米，口径37.0厘米，现藏于临洮县博物馆。此罐为小口鼓腹的双耳罐，造型稳重大方，陶器的纹饰发展到这一时期，在性质上已经开始有所变化，这件陶器器表布满黑色锯齿纹，给人一种神秘的气氛。　　

图8 锯齿纹彩陶罐

1985年甘肃省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征集的四圈纹彩陶壶（图9），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高41.0厘米，口径15.0厘米，现收藏于兰州市博物馆。马厂器型与半山器型基本相同，也为小口鼓腹的双耳壶，不过双耳增大一些，纹饰多为网格、菱格、米字、波折等纹样，格调庄重刚健。　　　

图9 四圈纹彩陶壶

根据以上比较，从半坡、庙底沟到半山、马厂纹饰经过了复杂多变的一个时期，但从整体上来说，纹饰由具象走向抽象。到了后期，即使同样为抽象几何纹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几何纹饰要比早期的神秘、复杂。早期的像花瓣纹比较生动、活泼、自由、舒畅、具有流动感，而晚期的纹饰僵硬、封闭，半山和马厂类型纹饰大多为红黑相间的锯齿纹，有一种神秘诡异的意味。

制陶工艺

陶器的制作是几千年前原始先民智慧的结晶。其制作过程，简单的可归纳为选料、成坯和烧制三个流程。

选料：制作陶器之前就地选取易于制作陶器的泥土，泥土使用前经过淘洗，去除杂质，使泥质更加细致、均匀，在天然材料的基础上再按比例各种羼和料。不同的地区对泥土的选取也不尽相同，黄、渭流域的广大地区，黄土成为了这些地区制陶的天然良材，所以这一地区成为了原始社会制陶的中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下游，没有就地取材的优势，他们选取的陶土主要有红土、沉积土、黑土及其它黏土，不但要经过淘洗，还要加入一些沙、石、石灰粒、稻草末、贝壳粉等等。选料会影响成坯，而且会决定陶器的色泽，黄、渭流域的陶色大多为红陶，而长江流域多为白陶、灰陶和黑陶，这都与选择的土质有一定的关系。

成坯：成坯是用旋转的陶轮拉坯成型的工艺，也就是所谓的轮制法。经过淘洗后的泥土掺入水后，陶土的黏性使其易于捏塑，用泥板和泥圈来构造坯体是最原始的技术，通过坯体可以塑造出陶器的器壁，然后填缝抹平，陶工在慢轮或转盘上制作器皿，通过旋转陶坯，形状和器表能够得到修整，陶器就会做的更加规则，一些器表的涂绘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再通过快轮制陶，通过坯体形成多种多样的器型。除了轮制法，早期制陶工艺是没有陶轮的，而是通过手制法和模制法。手制包括捏塑法、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根据器物造型的需要运用这些手法，比如一些器物上的附件耳、足贴附在器表上。模制法是用模具为媒介使陶器成型的方法。

烧制：温度与火候也会影响到陶器的色泽（与质地），烧成温度在900度左右的陶器密度较小，质地比瓷器疏松易碎。在1200度下烧制就成了炻器，炻器介于陶和瓷之间，所以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要注意火候的把握，没有在适当的温度下烧制陶器就很难成型。

先民们在制作陶器时运用各种装饰手法，使陶器更具美感，一些工艺至今仍被运用。

粗面：制作过程中用手进行拍平抹光，然后留下了粗糙的表面。

缠戳：用绢、布、绳、带、编织品等在器表产生压痕，出现一些绳纹或编织纹，还有一些用指甲、木棒等戳出纹样来。

刻画：在陶器表面用一些硬质材料的尖峰刻画，形成图案和纹样。

镂空：将器壁的局部刻透，造成各种透孔的图案。

印压：用木模与陶拍印压器表，产生规则整齐的纹饰。

施衣：用一些材料制作浆糊刷在器表，烧成后形成不同的色彩。

彩绘：比较常见的装饰手法，用特殊原料在陶坯上绘出纹饰，然后焙烧形成彩陶器物，或用颜料在已经烧好的陶器上绘出纹饰，为彩绘陶器。

镶贴：用泥巴做成不同的形状镶贴器表，形成凸起的装饰，有点类似浮雕。

堆塑：器物的足、柄、耳等部位，通过泥土作加固或特定的造型处理。

拟形：器物以摹仿的手法做成人或动植物的形态。

参考文献

[1](美）杜朴，文以诚著，张欣译.中国艺术与文化[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

[2]李泽厚.美的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

[3]王朝闻，邓福星.中国美术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4]（清）朱琰，陶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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