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2汉绿釉人形柱陶楼

汉代受王室宫殿高大建筑风格和居高楼求仙的社会风气影响，这一时期高台楼阁类建筑非常流行。考古发现汉代最早的多层陶楼模型为西汉晚期，东汉以后，特别是东汉中晚期墓葬中随葬陶楼明器的地域范围迅速扩大。仿木构高层陶楼模型的大量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高层木构建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陶楼模型上彰显细节的斗拱、柱、腰檐、屋脊、门窗、瓦当等刻画塑造为我们研究汉代木构建筑技术提供了直观的实物资料。

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可知，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主要流行的是高台建筑。《吕氏春秋》高诱注曰：“积土四方而高曰台”。为追求壮丽崇高的建筑效果，建筑往往凭依高大的夯土台而建。这一时期宫殿皇家园林等建筑主要采用这种建筑形式。西汉的上林苑、甘泉苑^[1]均占地广阔，保持着“离宫别馆，弥山跨谷”宏大规模。近年昆明池考古调查的三号建筑遗址是一处东连池岸、三面环水的曲尺形台榭建筑，现存两层夯土台基，据推测此夯土台基应为豫章台旧址^[2]。权贵私邸也纷纷仿效皇室楼阁园林风格。如《汉书·元后传》提到王商住宅中多高楼建筑，土山渐台类似未央宫中白虎殿。

西汉时期也出现有井干式高楼。《史记·孝武本纪》记有：“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辈道相属焉。”张衡在《西京赋》中描述为：“井干叠而百层”。井干式结构是木材两端开卯榫，形成木框架后重复交搭木材，层层累叠成壁体。对于西汉长安井干楼木构架安排，有学者复原后认为“附楼全部使用井干架，在土心的四面设计井干架”^[3]。则这种井干式高层楼阁尚未完全摆脱对夯土台的依托。《盐铁论》称“今富者井干增梁”，表明这种井干建筑也在豪右的私邸中广泛使用。

东汉以后，多层木结构楼阁建筑流行。从汉画上的楼阁建筑及出土的陶楼模型明器上看，东汉以后楼已摆脱夯土台支撑成为独立的建筑。木构架主要分抬梁、穿斗等，以抬梁最为普遍使用。楼层间的搭接已区分为通柱和叠柱两种形式，并出现叠柱构架所需的平座层。楼的外观常以平座和腰檐划分层数。斗拱被广泛运用到高楼建筑中，式样及尺寸多变，尚未形成后世统一的标准和模数。用作传递荷载的斗拱和用于承托出挑屋檐的斗拱单独出现和使用。拱的方向与屋檐平行，座斗不开十字口^[4]。

淮阳出土的绿釉人形柱陶楼的建筑形式及装饰艺术非常有特色。汉代建筑明器中常使用斗拱支撑腰檐，承托上层平座，进而将楼阁划分为数层。人形柱陶楼腰檐上承接一基座，基座上再建平座。其基座四隅立有方柱。柱在角部处理方面，仍采用的是双方柱并列的形式，表明这一时期木构架在角部的结构与构造问题上，尚未完全得到解决。（图1）楼二三层的斗拱和檐柱皆做裸体人形，或跽坐或直立。檐柱上的人形还有明显的两性特征，胸部有突出的双乳，腰围之下又有男性生殖器，这种装饰艺术手法，在汉代出土建筑明器中是极其少见的。

图1 人形柱陶楼的角柱

斗拱起源于西周和战国时期的栌斗和插拱，为加大出檐深度来保护墙体和台基。汉代的斗拱形式多样，在陶楼建筑的屋檐、平座下或柱头上都置斗拱同时也兼具装饰功能。汉代斗拱按照使用部位，已有如后世所见的柱头铺作、补间铺作、转角铺作的区分。淮阳出土的绿釉人形柱陶楼二三层基座中间出现的斗拱是较为典型的补间铺作。

汉代陶楼中，屋顶正脊上常有装饰，有凤鸟、仙人、猴等，垂脊末端也常有叶形或柿蒂形的装饰物，这些多为汉代常见的吉祥图案。绿釉人形柱陶楼屋顶正脊上塑有一只口衔绶带的凤鸟，寓意吉祥富贵。这种凤鸟或朱雀衔绶的图案大量见于汉画中。(图2)

图2 山东临沂白庄汉墓凤鸟衔绶

除正脊上的凤鸟外，在屋顶斜脊和下层腰檐各斜脊上都装饰有瑞鸟，瑞鸟昂首向上，皆面朝正脊上凤鸟成拱卫状，使各楼层的屋脊装饰达到对称和谐的艺术效果。

汉绿釉人形柱陶楼现又有称为“陶水榭”，以其二三层建筑形制近似一些地区汉墓出土的陶水榭建筑而定名。

“榭”为建筑在高土台上的通透的木构房屋。文献中“台榭”往往与“陂池”并举。陂池，池沼或池塘。《书·泰誓上》：孔颖达疏：“土高曰台，有木曰榭，泽障曰陂，停水曰池。”《韩非子·亡征》有“好宫室台榭陂池”。《左传》“哀公元年”载：“今闻（吴王）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水榭”或称“水阁”，多临水而建，作为避暑休憩的场所。汉墓出土的水榭建筑明器多制成楼阁建筑立于方形或圆形水池中，楼底部为干栏建筑形式或底座承载楼体。（图3）据笔者统计，中原地区汉墓出土的陶水榭建筑模型，主要集中在河南三门峡、南阳汉墓中。邻近的山西东南部与关中区也有少量出土，应该是受河南三门峡、南阳和陕南地区的影响。但此类带有水池底座的陶水榭模型在淮阳地区汉墓中并未发现。　

图3 河南三门峡刘家渠M25出土陶水榭

另外我们观察到绿釉人形柱陶楼建筑底层为建有前廊的密封的房屋，屋门紧闭，外面栓有门闩，门前立有负粮袋的女俑。这类密闭的建筑与汉墓常见的仓房建筑明器近似。与陶水榭建筑底部常见的干栏结构与底座迥然不同。汉墓出土仓房建筑由于仓储需要，多建在夯土台上，也有底架支柱类似南方的干栏式建筑，其目的是抬高仓身，起防潮作用。仓门多开在墙壁的上方。特别是一些二层仓楼，一层建筑多未见仓门、窗等，进粮口多开在二层，有楼梯可直达。这样既可以保证仓室的密封性，又可挡风雨、隔热、防潮、防鼠患。人形柱陶楼作为仓房设计的底层决定了它不可能为水榭建筑。因此将此建筑明器仍然称为陶楼更为合适。中原地区出土陶楼模型中底层为仓房的建筑形式也见于河南焦作地区出土的陶楼（图4），河北南部也有少量出土。这类楼阁建筑特点是建筑底层为密闭的储藏粮食仓房，上部楼层为栖息娱乐场所，如楼层间伸出腰檐，上置平座，正面多开有门窗等强调室内采光与通风 ^[5]。

图4 河南焦作出土陶楼

事实上淮阳地区出土的建筑明器与郑州周围地区出土的建筑明器风格更为接近。笔者将之归为同一文化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的建筑明器多见有仓房、院落、灶、井等^[6]。特别是郑州、荥阳出土的仓房建筑模型中都出现有前廊等建筑附属设施，这种建筑设计既可以防晒挡雨，又可以方便晾晒翻转粮食以及进行简单的粮食加工，如磨、舂米等。如荥阳魏河村汉墓出土的陶仓模型的前廊内就模塑有磨、臼、碓等。（图5、图6）

图5 河南淮阳北关汉墓M1出土石仓

图6 河南荥阳魏河村汉墓出土陶仓

陶楼在二三层的建筑空间内皆设有床，两侧设有屏。汉代的床除做寝具外，也多做坐具。汉代的坐具主要有枰、榻、床、胡床等。

枰为小坐具，比较矮，枰面方形，仅供一人坐于其上。《释名·释床帐》解释：“枰，平也；以板作之，其体平正也。”（图7）比枰大些的坐具称为榻。《释名·释床帐》解释：“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榻面为长方形，多为木质，也有石质。如河南郸城竹凯店西汉墓出土石坐榻，上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座榻”。（图8）比榻大的坐具为床，床可坐可卧。关于床、榻、枰的尺寸，东汉服虔在《通俗文》中记载：“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按今天的尺寸折合，则榻约长84厘米，床约长192厘米。故榻多不能卧。榻以独坐为尊显，也有二人合坐，称为合榻。至南北朝后榻尺寸增加，出现有数人共坐的连榻。床的长度较大，故比榻更为舒适。床作为坐具也可移至户外，用于授徒、会客、宴饮等。较为讲究的床常在一侧设有屏，背后设扆，合称“屏扆”；（图9）也有设有栏。这类床多见贵族阶层使用。

图7 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壁画墓坐枰人像

图8 河南郸城竹凯店汉墓出土石坐榻

图9 设屏扆的床

枰、榻、床及居室地面上往往铺席。一般多用草席，以马蔺或蒲草编成，也有使用竹席、苇席、藤席等。席多根据材料和编织的方式有粗、细之分。铺席时，粗席铺在底下，细席铺在上层。以蒲草编织的席子性温而竹席性凉，贵族家庭多根据季节变化更换席子。汉代重视坐席的层数，以坐席层叠的多少表示身分的高低，身份显贵之人多坐重席，而居丧者与囚徒则不能坐席。《后汉书·儒林传》曾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曾在元旦朝贺大会上，令群臣中能解说经者，于廷前辩论驳难，理屈词穷者需将席位让给辩胜者。结果，汝南戴凭连连获胜，夺得坐席五十余，被誉为“解经不穷戴侍中”。在坐具上铺席后，为避免起身落坐时折卷席角，往往在席的四角压有镇。镇多为铜质，一套四枚。（图10）文献也提到有玉石、金、银、琥珀等不同质地的席镇。

图10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铜镇

胡床是可以折叠的坐具，又名交床、绳床。胡床最初从西域传入内地。东汉灵帝喜欢胡床，于是京师贵戚竞相效仿。胡床形状类似现代的马扎，因使用携带方便，受到社会上层喜爱。三国以后胡床更加流行，男女皆用。胡床的传入使用，导致中国传统跪式坐姿的改变。中国传统在床榻上的坐姿，为屈膝降腰，将臀部压在脚跟上，接近于现代通称的“跪”。而坐于胡床的坐姿则是使双腿自然垂下，双足着地，多被称为“踞坐”，与传统坐姿不合。

参考文献

[1]《三辅黄图》载：甘泉苑 “缘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一里，西入扶风，凡周回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宫殿台阁百余所，有仙人观、石阙观、封峦观、鹤鹊观”。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J]. 考古，2006（10）.

[3]张驭寰. 对西汉长安城井干式楼原状的推测[J]. 建筑史，2003 （19）.

[4]李樱樱. 汉代两京出土陶楼建筑研究[N].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59

[5]索全星. 河南焦作白庄6号东汉墓[J]. 考古，1995（5）.

[6]武玮. 黄河中下游地区汉至西晋模型明器研究[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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