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字纹铜铙，铜器，商代文物，一组三件，最大的铙通高20.5厘米；中铙通高17厘米；最小的铙通高14.5厘米。1968年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小南张村出土。

     

1968年8月，河南省温县城关公社小南张村的农民在农田里挖药材时，在距地表很浅的土坑内发现了一批铜器，便立即向政府报告，并主动把这批珍贵的文物送交当地政府。

温县出土的这批铜器共有23件，按其用途可分为工具、食器、酒器、兵器和乐器等五类^[1]，这组回字纹铜铙便是其中的一组乐器。由于这批铜器中的斝、爵、觚、戈等器物的造型与安阳高楼庄殷代墓葬中出土的同类铜器形制基本相同，以及其它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也都具备商代晚期的特点，专家推测这批铜器的时代，应属于商代晚期。在温县境内集中出土这样多数量的商代铜器，在当时还是首次。

图一  回字纹铜铙凹弧形的铙口

这组铜铙共三件，大小依次递减，造型、纹饰一致。铙口向上，呈凹弧形，铙体为合瓦形，腔体截面为阔叶形，厚壁，两角尖锐，铣（铙上部的两角）间略大于铣长，底部有管状短柄。短柄中空，末端较粗，柄根部较细，圆柱形的空甬（铙下部的柄形物称作甬）与腔体相通。

图二  回字纹铜铙根部细末端粗的短柄

三件铜铙的铙体两面均饰有梯形双粗阳线弦纹，凸起的双线构成汉字中的“回”字，故以“回字纹铜铙”命名，是典型的商代器物。作为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弦纹由一道凸起的直或横线构成，这样的装饰使这套铜铙看上去既简洁又朴素，虽然历经三千多年风霜，却掩盖不了它独特的魅力。

经过专家对铜铙的正面鼓部的测音，这组“回字纹铜铙”为三声宫调式，即调式结构为：宫—角—徵。这组回字纹铜铙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商代晚期青铜音乐文物，特别是对殷墟周围地区的青铜编铙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和科学依据。另一方面，作为商代晚期随葬的重要礼器，这三件铜铙在铸造工艺和造型上，都充分显示了我国当时的青铜铸造水平和精湛的手工制作工艺。

图三  回字纹铜铙铙体上的弦纹

铙是一种击奏钟体体鸣乐器，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流行于商代晚期和周代初期，主要在河南南部、山东南部和陕西关中地区出土^[4]。

图四  铙各部名称示意图^[5]

据相关考古资料表明，商铙器表多饰以阳线大方格纹，与二里头类型的铜铃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铙的圆柱体空甬与体腔相通，使用时在器体的柄部接上木柄，或手执或插于地，用槌击铙口沿发声，也就是执柄以槌敲击，故又称执钟，是口部向上的“植鸣”乐器；而铃则是口部向下的“悬鸣”乐器。商代已出现了三件一组或五件一组的编铙，开始向演奏乐曲的方向演进^[6]。作为早期青铜乐器发展成熟时期的产物，铙继承了远古陶铃扁圆腔体的传统，不仅确立了合瓦形的结构，而且出现了系列性的成组的编铙，同时也奠定了周代青铜乐钟“一钟二音”的基础。

铙在商代也被作为一种军旅中的打击乐器，其主要是与鼓配合起来用于军事活动。《周礼•地官•鼓人》载：“以金铙止鼓。”这是说铙是退军时用以指示停止击鼓的。在古代战争中的指挥信号主要有金声和鼓声两类，将帅指挥军队进行战斗时，皆以金声、鼓声作为号令三军的工具；士卒攻防进退，全凭金鼓之声来统一行动。进攻时命令击鼓，收兵时下令鸣金，令行禁止，命出必行。

然而，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出现，人们在殷墟周围发掘的墓葬中，发现了成组出现的编铙，它们由大逐渐减小，或三件或五件，但其音频却不能用作演奏完整的乐曲，而是与其他乐器进行配合的节奏性打击乐器。由此我们知道，铙不单用于军旅方面，而且可以用于祭祀和宴乐。

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河南省偃师出土的青铜乐器铜铃，就说明我们的先民们在发现和使用青铜的早期，就把青铜用到了音乐上，进而产生相应的青铜音乐文化。商代是我国青铜时代的文化繁荣期，特别是到了商代晚期, 青铜的冶铸工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在众多的商代音乐考古发现中，从较为独特和典型意义的青铜乐器的角度来看，首推的就是河南安阳殷墟以及其周围地区出土的为数众多的编铙^[7]，而最为著名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五件一组的编铙，是商铙中编组件数最多、断代最为可靠、且年代也较早的标本。考古资料表明，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编铙中有两枚已破裂，剩余的3件尚可测音，其音阶已可构成缺少Mi的五声音阶，若加上其余两个残铙的正、侧鼓音，构成完整的五声音阶、甚至六声、七声音阶是有可能的^[8]。而这组回字纹铜铙为三声宫调式，与妇好墓编铙后三件同为宫—角—徵这样的三音列结构且调性相同^[9]。

根据考古发掘的实际资料分析，这些青铜乐器只出土于少数大、中型墓葬中，所以编铙应该是当时地位显赫的贵族享用的礼仪乐器。

商代以后，殷墟以外的地区，成组的编铙较为罕见，而铙的形体愈演愈大，不便于执把，只能立在那里敲了。于是，大铙逐渐就被人们挂起来敲打，大约在西周的中期就演变成为钟。

在商代众多的青铜乐器中，铜铙居于不可小觑的地位。据相关的资料表明，自新中国成立前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其中包括传世的铜器在内，已有不少于十五例铙的发现报告，除去被盗、损坏等原因造成的整套缺件不齐之外，每组铙均由三件一套或五件一套(妇好墓一例)成组出土^[10]。

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小屯妇好墓出土了五件保存较好的铜铙（图五），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递减。铙体呈合瓦形，甬中空，与内腔相通，甬内有朽木。铙体两面装饰有回字形弦纹，各铙通体布满绿锈，最大的两件铜铙内腔铸有铭文“亚弜”二字。其余锈蚀较重，未见铭文^[11]。

图五  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出土的铜铙

 

图六  河南省安阳市大司空村M663出土的铜铙

1984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小屯村西南约3.5公里处戚家庄一处商代古墓（M269）出土了三件铜铙（图七），形制纹饰铭文相同，大小相次。铙体呈合瓦形，两铣较长，铣口呈弧形，铣间大于舞修。甬中空与内腔相通，末端有箍。铙体饰有凸起的饕餮纹，饕餮纹外围有一圈凸弦纹。正鼓部位置有方形台面，台面一侧有“爱”字铭文。发现时甬内有木柄。

 

图七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戚家庄M269出土的铜铙

1982～1992年，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北距殷墟宫殿区1.5公里的郭家庄发掘了一批商代墓葬，M160出土了三件铜铙（图八），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铙体呈合瓦形，两铣较长，铣口呈弧形，铣间大于舞修。甬中空与内腔相通，末端有箍。铙体饰凸起的饕餮纹。正鼓部位置有方形台面。鼓内壁铸有铭文“”，(“亚”字框内有“胡止”二字)，柄之下部略微加宽，上亦有“ ”(中)字铭文^[15]。

图八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郭家庄Ｍ160出土的铜铙

        

图九  M160编铙鼓部铭文             图十  M160编铙柄部铭文

1968年，山东省青州市东北苏埠屯村东的埠岭上商代墓葬M8出土了三件铜铙（图十一），形制纹饰铭文相同，大小相次。铙体呈合瓦形，两铣较长，铣口呈弧形，铣间大于舞修。甬中空与内腔相通，末端有箍。钮部饰凸起的饕餮纹，饕餮纹外围有一圈凸弦纹。正鼓部位置有方形台面。

图十一  山东省青州苏埠屯M8出土的铜铙

从以上列举的几组铜铙来看，商代的编铙形体一般较小，最小的数百克，大的也不过数千克，其形制常为由大逐渐变小成为一组，成为具有一定音律关系的定音编组乐器。从不同铜铙的测音数据来看，编铙的出现，说明商人在设计和制造铜铙的时候，已有了一定的旋律需要，开始向演奏的方向推进了。这样的编组乐器，以及用乐规则，也说明了编铙作为商代晚期流行的王室重器，是当时宫廷中地位显赫的礼仪乐器。

为什么商代编铙的数量都是以奇数出现？商代晚期礼仪乐器的奇数与西周礼仪乐器的奇数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您对这件文物还有更多的疑问与猜想吗？河南博物院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的解读，《每周一品》栏目将对参与者的答案进行择优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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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回字纹铜铙”的主人

河南省温县小南张出土的这批铜器，在当时的温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在对铜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有几件铜器上铸有带“徙”字的铭文。

其中的一件铜簋（图十二），通高17厘米，口微侈，圆唇，其腹部微斜，圈足较高，在颈部装饰有变形的夔纹，并填有云雷纹，圈足则装饰有回首夔纹，造型华丽。在簋的内底部铸有“徙”字铭文。

  

图十二  铜簋及“徙”字铭文^[18]

另一件铜斝（图十三），通高37.3厘米，敞口圜底，有三角状的实足，有鋬。其口沿上方有两个对称的柱，柱顶饰蕉叶纹。腹面周壁铸有三个扉棱，其间以云雷纹作地，装饰有三组直立展翅的鸮纹，构图极为奇特，为商代铜器花纹中所罕见。在这件铜斝的足上还装饰有云雷纹和夔纹组成的蕉叶纹。器物内壁铸有“徙”字铭文。

    

图十三  铜斝及“徙”字铭文^[19]

另一件铜爵（图十四），通高15.5厘米，前有流，后有尾，口上有对称的柱，圜底有鋬，三角锥形实足，下腹微鼓，颈部装饰有三周弦纹，在它的鋬内腹壁上，同样发现铸有“徙”字铭文。

    

图十四  铜爵及“徙”字铭文^[20]

“徙”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金文中的“徙”字和甲骨文中的“彳止”字，据《说文》辵（chuò）部的解释，实属一个字^[21]。现引证几条卜辞（如下）^[22]，对“徙”（彳止）字进行分析研究：

令犬彳止 田于京 （燕53 武丁卜辞）

勿令 犬彳止田于京 （金 569）

乎犬彳止氐多□ （明续259）

令犬彳止氐新射 （库1027）

犬彳止亾祸 （粹 934 武文卜辞）

犬彳止允伐 方 （明续617）

犬彳止以羌用于大甲 （剑187）

从卜辞中看， “彳止”字出现于商代的武丁到武乙、文丁时期，延续的时间较长。商代晚期通常会以铭文来标明族徽和祭祀对象。殷（商）代武丁之后，河南温县一直处于殷（商）代统治阶级田猎区之内，这些温县出土的铜器与武丁后的卜辞在时间上是相适应的。陈夢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考释：“犬”是殷（商）代百官中武官的一种，本为饲（养）猎犬之官，进而为田狩（猎）之官，亦参加征伐之事^[23]。因此，卜辞中“犬彳止”的“彳止（徙）”可能为氏族名^[24]。由此可以推测，这批铜器的铭文“徙”应为氏族名，这批铜器应为“徙器”^[2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断河南温县的这个墓葬的主人，他是商代 “徙”族的一名狩猎官。古人崇尚“生前有什么，死后有什么”的理念，这一组回字纹铙以及那些同时出土的精美的青铜器，就是专供他一人享用的。

注释：

[1][18][19][20][21][24][25]杨宝顺.温县出土的商代铜器［J］. 文物，1975（2）.

[2][12][13][14][16][17]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辑委员会.中国音乐文物大系［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2006.

[3][5][9]方建军.河南出土殷商编铙初论［J］.中国音乐学（季刊），1990（3）：68-73.

[4]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73.

[6]高蒙河.铜器与中国文化［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275.

[7]张伟.殷墟出土乐器调查与分析［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0（3）.

[8]王子初.编铙(上)［J］.乐器，2002（11）：84.

[10]陈荃有.从出土乐器探索商代音乐文化的交流、演变与发展［J］.中国音乐学（季刊）.1999（4）：131.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9—1977年安阳殷墟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9（1）.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70-125.

[22][23]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514.

 

     蔡杰，男，现供职于河南博物院，文博馆员，主要从事炎黄文化和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