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商周时代的青铜鼎，多数不是直接的烹煮器，而是当做“明卑微，别上下”的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一般而言，中小型贵族墓中陪葬一具或两具铜鼎，但王墓中的铜鼎规格悬殊较大。^[2]那么鼎的使用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商代初期用鼎制度还没有形成，往往墓葬中只出现一鼎的情况，例如，郑州白家庄二号墓出土的铜鼎。而到了武丁时期，不同等级的用鼎差异已经很明显，用鼎制度是鼎呈偶数组合形式，即成双、成套地出现。例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柱足方鼎二件，扁足方鼎两件，大小不同的圆鼎三十二件。到了周代，用鼎制度是鼎呈奇数组合形式出现。

        鼎从形态上可以分为方鼎和圆鼎。从现有的考古资料中看，尽管发掘出土的方鼎远比圆鼎要少，但是最大的鼎从二里岗的张寨大鼎到殷墟的司母辛大鼎、司母戊大鼎（目前，学术界有“司母戊鼎”和“后母戊鼎”两种说法，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称之“后母戊鼎”）（图六）、牛鼎、鹿鼎，却都是方鼎。它们一般不出自小型墓葬，而是王室、贵族殉葬之物，这正说明方鼎在商代礼器中的重要性^[3]。正因为方鼎在鼎类中的这一特殊地位，所以当它与圆鼎一同埋葬时，它又具有了抬升鼎类器乃至食器在青铜礼器群中地位的作用^[4]。

图六  司母戊大鼎

        夔纹扁足方鼎出土于殷墟妇好墓中，该墓中出土的190件铸铭铜器中，有“好”或“妇好”铭文的铜礼器，包括各种鼎、偶方彝、方尊、方斝等器物达109件^[5]。其中方鼎五件，包括扁足方鼎两件，柱足方鼎三件。两件扁足方鼎，均不超过20千克，铭文为“妇好”（图七）。 一件小柱足方鼎仅重0.7千克，铭文为“妇好”。两件大柱足方鼎分别重128千克和117.5千克，后者有“司母辛”（图八）铭文。“妇好”、“好”铭应是作器者自铭，也就是说，墓中人也就应当是妇好^[6]。而“司母辛”铭，是王室成员为祭祀墓主所作，正是显示了妇好地位的重要性，同时由于铸作年代最晚，还能代表该时期的冶铸水平^[7]，也是反映妇好地位之高的有力佐证。

            

图七  夔纹扁足方鼎上“妇好”铭文拓片^[8]        图八  司母辛大方鼎上“司母辛”铭文拓片^[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