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夔纹扁足方鼎

1975年冬天，安阳考古工作站在小屯村北约100米的岗地上进行了勘查，发现殷代房基数座。1976年，在这里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共发现殷代房基10余座、灰坑80个、殷墓10余座。其中，妇好墓是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1]。其中，夔纹扁足方鼎共出土两件，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另一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两件夔纹扁足方鼎均为长方形口，折沿，方唇，两耳直立于两短边中部的口沿上，腰下部略内收，底近平，稍小于口，四条扁长实心足，体形如夔龙。据《殷墟妇好墓发掘报告》中介绍，在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件夔纹扁足方鼎，出土时，底部缺损较多，通体绿锈较重，部分花纹也不太清晰，腹部一面及一个扁足上附有丝织品残片。另外鼎内底缺损约三分之一，中部的铭文“好”字仅存了“女”字，不过，根据另外一件扁足方鼎的鼎内底中部铭“妇好”两个字，可推断这件器物铭文为“妇好”。

从外部看，夔纹扁足方鼎由耳、腹、扁足三部分组成，均采用“三层花”的装饰手法：以云雷纹为地纹，烘托主题；粗线勾勒出主题框架纹饰；阴线刻画出主题纹饰的细部。两耳外壁饰阴线对夔龙纹，夔头向上。鼎腹外壁四隅及四面中部各铸扉棱一条，四面均饰兽面纹，有首无身，以扉棱为鼻梁，是典型的羊角类兽面纹（图一）。兽面上夸张的大卷角，此角型与现实中常见的羊角相似（图二），是典型的羊角类兽面纹。兽面“臣”字形目（图三），以扉棱为鼻梁，在兽面的两侧各有一例倒夔龙纹（图四）。足两面均饰夔龙纹，夔龙头向上，夸张的张开大嘴，双唇外翻，身子直挺挺的，身尾较长，尾上卷，形似反L形，身饰鳞纹，无足，均以云雷纹为地纹。可以看出制作者具有精湛的工艺水平，运用浮雕和圆雕的装饰手法，将夔龙的形态刻画的如此传神。 (图五)

图一夔纹扁足方鼎上的兽面纹

图二兽面上夸张的大卷角

图三夔纹扁足方鼎上的兽面“臣”字形目

图四夔纹扁足方鼎上的倒夔龙纹图五夔纹扁足方鼎的夔龙纹扁足

夔纹扁足方鼎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夔纹扁足方鼎的内底里中部铭“妇好”两个字，为确认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第二，夔纹扁足方鼎外形华丽，兽面纹和夔龙纹栩栩如生，周身纹饰错落有致，运用典型的“三层花”装饰手法，为青铜艺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标本。

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商周时代的青铜鼎，多数不是直接的烹煮器，而是当做“明卑微，别上下”的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一般而言，中小型贵族墓中陪葬一具或两具铜鼎，但王墓中的铜鼎规格悬殊较大。^[2]那么鼎的使用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商代初期用鼎制度还没有形成，往往墓葬中只出现一鼎的情况，例如，郑州白家庄二号墓出土的铜鼎。而到了武丁时期，不同等级的用鼎差异已经很明显，用鼎制度是鼎呈偶数组合形式，即成双、成套地出现。例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柱足方鼎二件，扁足方鼎两件，大小不同的圆鼎三十二件。到了周代，用鼎制度是鼎呈奇数组合形式出现。

鼎从形态上可以分为方鼎和圆鼎。从现有的考古资料中看，尽管发掘出土的方鼎远比圆鼎要少，但是最大的鼎从二里岗的张寨大鼎到殷墟的司母辛大鼎、司母戊大鼎（目前，学术界有“司母戊鼎”和“后母戊鼎”两种说法，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称之“后母戊鼎”）（图六）、牛鼎、鹿鼎，却都是方鼎。它们一般不出自小型墓葬，而是王室、贵族殉葬之物，这正说明方鼎在商代礼器中的重要性^[3]。正因为方鼎在鼎类中的这一特殊地位，所以当它与圆鼎一同埋葬时，它又具有了抬升鼎类器乃至食器在青铜礼器群中地位的作用^[4]。

图六司母戊大鼎

夔纹扁足方鼎出土于殷墟妇好墓中，该墓中出土的190件铸铭铜器中，有“好”或“妇好”铭文的铜礼器，包括各种鼎、偶方彝、方尊、方斝等器物达109件^[5]。其中方鼎五件，包括扁足方鼎两件，柱足方鼎三件。两件扁足方鼎，均不超过20千克，铭文为“妇好”（图七）。一件小柱足方鼎仅重0.7千克，铭文为“妇好”。两件大柱足方鼎分别重128千克和117.5千克，后者有“司母辛”（图八）铭文。“妇好”、“好”铭应是作器者自铭，也就是说，墓中人也就应当是妇好^[6]。而“司母辛”铭，是王室成员为祭祀墓主所作，正是显示了妇好地位的重要性，同时由于铸作年代最晚，还能代表该时期的冶铸水平^[7]，也是反映妇好地位之高的有力佐证。

图七夔纹扁足方鼎上“妇好”铭文拓片^[8]图八司母辛大方鼎上“司母辛”铭文拓片^[9]

商代的扁足鼎主要有圆形，三足双耳；长方形，四足双耳。早中期的鼎腹部较深，后期变浅。由于还保留着部分炊具的功能，下部要架柴火，所以鼎足的支撑作用尤为重要，设计也更实用一些。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器形又有很多差异。以下从器形、纹饰、地域差异等方面入手，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作简单的器形比较，方便大家了解扁足鼎由纵向到横向的一个发展脉络。

河南省郑州市向阳回族食品厂出土的两件云雷纹扁足圆鼎（图九），造型、大小、纹饰相同。通高31.7厘米，口径19厘米，足高15厘米，壁厚0.3厘米，重1.85千克。敞口，折沿，方唇，浅鼓腹，下收为圜底，三扁足。上腹饰带状云雷纹，上下界以联珠纹；足饰夔纹^[10]。

图九云雷纹扁足圆鼎

1958年，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出土的商代晚期“子申父己”鼎（图十），现藏于洛阳博物馆，器物通高25厘米，口径15厘米。该鼎双立耳，浅腹，圆底，三扁足。腹部饰一周以凸目斜角云纹为上下边的浅浮雕蝉纹，三扁足作立鸟造型，腹壁铸“子申父己”四字^[11]。

图十 “子申父己”鼎

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商代晚期“亚得父庚”鼎（图十一），通高27.3厘米，口径21.4厘米，传安阳出土。该鼎窄折沿，浅腹圜底，口沿上一对立耳，三足作扁平夔龙形。腹饰微凸的云雷纹组成的兽面纹带，“臣”字形目，圆睛凸出。以短棱为鼻梁。夔足作鱼鳍形，夔口大张，獠牙外露。内壁铸铭文“亚得父庚”四字^[12]。

图十一亚得父庚鼎

1984年，河南省安阳市戚家庄商代墓葬出土的殷墟三期“疋未”鼎（图十二），藏于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器物通高16厘米，口径13.7厘米，重0.8千克。此鼎直耳，圆口，方唇，圜底，三条夔形足外撇，夔头向上，口托鼎底，尾尖上翘。腹上部有六条扉棱，其间各饰一夔纹，夔长身卷尾，组成三组兽面纹。两耳间内壁一侧铸铬“疋未”二字^[13]。

图十二 “疋未”鼎

1978年，河南省安阳市孝民屯南殷墟西区商代墓葬出土的殷墟四期“戎父乙”鼎（图十三），通高19.5厘米，口径15.8厘米，重1.85千克，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该鼎浅腹圜底，窄沿方唇，双立耳，三足作扁体立鸟形，卷尾接地。腹部饰云雷纹填地的目雷纹两道。中间夹以横向的蝉纹，两两相对。内壁铸铭文“戎父乙”三字^[14]。

图十三 “戎父乙”鼎

1986年，山东省青州市苏埠屯8号墓出土的商代晚期“册融”扁足方鼎（图十四），器通高18.7厘米，器口长13.9厘米，口宽11.3厘米，腹深5.1厘米，足高10.7厘米，现藏于山东博物馆。在这件青铜扁足方形鼎上铸有铭文“册融”两字，故名。器为直耳，长方形口，折沿，方唇，弧腹较浅，器底呈弧形，四扁足作夔龙形。器口下饰饕餮纹，器足两侧饰夔纹。器内壁铸铭文“册融”二字。器腹部、足部有烟炱痕迹，可知这件鼎是墓主人生前的实用器^[15]。

图十四 “册融”扁足方鼎

藏于江西省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的立耳夔形扁足铜圆鼎（图十五），器物通高11厘米，口径10.5厘米。此鼎半环状立耳，斜折沿，方唇。浅弧腹，圜底，三刀状夔形扁足。腹部饰夔纹方目，宽尾，以连珠纹为边栏。整个器物形制规整，线条流畅^[16]。

图十五立耳夔形扁足铜圆鼎

藏于江西省博物馆的立耳鱼形扁足铜圆鼎（图十六），通高30厘米，口径23.5厘米。此鼎盘口，斜折沿，立耳，浅圆腹，圜底，鱼形扁足。三扁足张口露齿，圆目稍凸，耳足呈四点配置。腹部纹带为粗细线条相间的外卷角兽面纹三组：乳钉突目，略凸起的鳞片纹状鼻，展体，上卷尾^[17]。

图十六立耳鱼形扁足铜圆鼎

藏于江西省博物馆的虎耳虎形扁足铜圆鼎共出土两件（图十七），一件器物通高38.2厘米，口径26.4厘米；另一器物通高29厘米，口径26.5厘米。此两鼎立耳上各卧一虎，斜折沿，方唇，浅腹，圜底，虎形扁足。扁足呈圆雕式变体虎形，虎口侈张，托起器腹，虎尾上卷。口沿饰燕尾纹，腹饰兽面纹，上下以连珠纹为栏，虎形足饰云雷纹、羽纹、鳞纹^[18]。

图十七虎耳虎形扁足铜圆鼎

通过以上一系列扁足鼎的比较，可以看出：

首先，从河南出土的扁足鼎来看，大多数都是以夔龙作为扁足的主题，而这种主题纹饰也应用于主体器型上。这些鼎的式样都是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及其继承者二里头文化中演变而来的。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对足部的装饰^[19]。云雷纹扁足圆鼎的扁足与夔纹扁足方鼎比较，前者是二里岗青铜普遍施有的纹饰，纹饰简单质朴，单层花纹，不以雷纹为地。而后者的纹饰则是变形夸张，不仅运用了“三层花”的装饰方法，在夔龙身上布满鳞片，还运用透雕，使夔龙的嘴立体的展现出来。尽管如此，却不难看出，后者是由前者发展而来的。从发展型式上，有学者认为：商前期和殷墟早期的扁足鼎足尖着地；殷墟中期扁足鼎足尖上翘；至殷墟后期，足尖向上折后又下卷，以内侧棱着地^[20]。笔者比较赞同这一论证。扁足鼎的足一般都是以动物为主题，中原地区所发现的大多都是以夔龙为主题。殷墟二期出现了种类繁多、形式繁杂的大量夔龙纹，但在殷墟三、四期，青铜器上的夔龙纹与本期中段相比，型式与数量都急剧减少，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低谷^[21]。这在商代晚期扁足鼎的足饰表现上可见端倪。

其次，青铜时代，青铜鼎形式多、数量大，且分布地域广，同一型式的纹饰常常见于相距很远的不同区域。商代夔龙纹大致分布于北到辽宁义县，西到四川广汉，南到江西新干，东到浙江安吉的地域。江西省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十四件商代扁足鼎，其中五件与中原地区形制一样，龙形足为扁平；其余则呈扁圆状，当属地方特色。江西新干、清江发现的此型夔龙纹多为双足，而中原地区的同型式夔龙纹则为独足或无足^[22]。另外，中原地区的扁足鼎足部没有装饰虎或者鱼等一类具有地方特色的动物，而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大量的扁足鼎中，足上有虎、鱼等动物，各类动物的形态栩栩如生，雕刻的美轮美奂，很明显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发展起来的式样。这些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扁足鼎，有可能是北方中原地区文化传播至此与当地原有文化融合的结果。

另外，江西省新干大洋洲共出土扁足鼎14件，接近该青铜礼器35墓出土铜鼎总数(总数为30件)的50％，是该重大考古发现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器物。而在北方的各类墓中出土的仅有的扁足鼎，都只有很少的一到两个，不成系列不成组。另外中原出土和传世的青铜鼎以锥足鼎和柱足鼎为主，而这两类鼎在江西地区的数量远少于扁足鼎。扁足鼎在青铜礼器组合中占有主导地位，这是赣江流域青铜文化和中原青铜文化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