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刘根造像碑

刘根造像碑，清光绪年间在洛阳城东韩旗屯村出土，原归开封郑清湖，1936年始归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前身）。为横长方形扁体造像碑，石灰岩质。从四侧和背面皆为毛茬以及造像记中有“敬造三级砖浮图一区”等语看，此碑应系嵌在一座砖塔上的铭记。

刘根造像碑（图一）雕刻内容分三部分。中为线刻释迦说法图，左右为“佛弟子刘根四一人等敬造刑记”和题名。画面中的主尊释迦牟尼高内髻，面相清俊秀丽，外着双领下垂式通肩大衣，内着僧祗支，胸前束带打结，右侧衣襟甩向左臂绕肘下垂，手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上，右足外露，裙裾覆搭座之上部。有莲瓣形火焰纹背光和圆形头光与身光相连。上部的圆形华盖上刻山花蕉叶、莲花、莲瓣、三角垂珠等纹饰，四条幡带悬垂于背光前后。主尊前方左右各刻二身供养菩萨，头束花髻，颈佩项饰，帔帛绕肩在身前交叉穿环下垂至膝际后上扬穿肘下垂，下着长裙，跣足立于莲花座上，有椭圆形头光。在菩萨的外侧和身后各刻六个弟子，其中左菩萨外侧年青弟子为阿难，右菩萨外侧一老者为迦叶。菩萨身后的十个弟子形象各异，其中右边五弟子均为光头比丘形象，而左边五人形象怪异，骨瘦如柴，多位老者应是外道仙人，其中头梳螺髻者应为辟支佛，这是河南佛教造像中较早出现的辟支佛形象。后有山石树木点缀其间，整幅画面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在鹿野苑说法的场景。这种题材的出现，对东魏、北齐的造像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北齐造像题材的主要内容。

图一刘根造像碑拓片

画面左刻造像记19行，满行17字，其中铭记中“刘根”二字刻意做了突出处理。右刻造像主题名18行。录文如下：

夫水尽则影亡，谷盈则响灭。娑罗现北首之期，负杖发山类之叹，物分以然，理趣无爽，故优填恋道，铸真金以写灵容；目连慕德，剋（刻）旃檀而图圣像。违愿儵忽尚或如斯，况刘根等托于冥冥之中，生于千载之下，进不值鷲岭。初轩退未，遇龙华宝驾而不豫殖微因，心存祈问，何以拔此昏？疆远邀三会，树因菩提者，必资缘于善友，入海求珍者，亦恁导于水师。故世王之愆藉耆婆而晓，须达之倒假门神而悟，由此而言，自金刚以还，未有不须友而成者也。于此迭相将动异心，影附法义之众，遂至册（四十）人有余，各竭己家珍，并劝一切仰为皇帝陛下、皇太后、中宫、眷属、士官、僚庶、法界有形，敬造三级砖浮图一区，藉此徽因，周满世性，慧云弥布，慧波洪澍，令一切含零悉入智海。学穷首楞，究竟常果，大誓庄严，理无虚应，十方净觉，现为我证。

大魏正光五年岁次甲辰五月庚戌朔三十日已卯造讫。佛弟子刘根四一人等敬造刊记。

侍中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左卫将军、御史中尉领领左右武阳县开国公侯刚；

前将军武卫将军领细作令宁国伯乞伏宝；

武卫将军景明寺都将元衍；

冠军将军中散大夫华林都将领右卫司马孟永。

浮图主段永、浮图主赵导、浮图主刘根、浮图主祝显、浮图主邢升、浮图主袁茂、浮图主张纂、浮图主刘显、浮图主赵贵、斋主王道隆、唯那主刘根、唯那主张纂、唯那潘伯年、邑子刘升、王俊、郝神、张道、成拼、李迁、吴奴、王标、仪延、韩句、王明、王隆、田龟、耿洛、程烦、沮显、朱达、黄和、李文、孟颖、卑周、王奇、蔡雄、常起、王欣、綦檀、张雪、张老、伯俊、赵宾、董珍。

造像记中所涉及的供养人，有的是北魏时期的名人，《魏书》中多有记载，如：侯刚，《魏书》卷九十三有传，死于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洛阳出土的“魏侍中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武阳公志”中对侯刚的生平记载甚详，其官职与刘根造像碑所记相符。

乞伏宝，《魏书》“乞伏保”传中有简略记载。1928年洛阳白鹿庄出土的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年）“魏故使持节都督河凉二州诸军事武卫大将军河州剌史宁伯国乞伏君墓志”，对其生平有详细记载，志文记载与刘根造像碑所记基本相符，但造像碑中所记“领细作令”，传、志均无记载。《魏书•官氏志》有“将作大匠”，亦未见“领细作令”官职，当是负责建筑相关工种（诸作）的官职。南朝设置有“细作令”，北齐和隋设有“细作署令”，系管理工程建筑方面的职官。

元衍，《魏书》卷十九有传，阳平王新成之子，传云：“颐弟衍，字安乐，赐爵广陵侯，位梁州剌史……” 《魏书》所记官衔中无“武卫将军、景明寺都将”等职官，刘根造像碑题记可补史书之阙。

佛教在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并逐渐在中国广泛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重要教派。随着佛教的普遍传播，宣传佛教教义的艺术手段也逐渐兴盛起来。由于佛教是“以像设教”，因此，那些立体生动的雕塑和五彩缤纷的壁画，便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就佛教造像而言，既有官方的石窟造像，也有散存于民间的金属铸像、石雕像、木雕像、泥塑像、陶瓷像等，种类繁多。这些石窟造像以外的佛教造像，多为寺庙和民间佛堂的陈设崇拜之偶像，遍布全国各地，数量之多以百万计。这些造像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变化，并且随着宗教职能的逐渐消失，这些珍贵的佛教艺术品便成为人们研究古代社会史和宗教史的具体真实的形象资料，尤其是它所体现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作用，正日益被人们所理解和欣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南北朝是一个极为信佛崇佛的时期，佛教在此时得到了空前发展，佛教造像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并在北朝时期达到高潮。虽然当时政治动荡不安，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但由于当时统治者的扶持、提倡，往往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从事大规模的雕塑工程，尤其是石窟开凿、寺院造像以及造像碑等遍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著名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四大石窟就开凿于此时，成为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艺术宝库。河南地处中原，佛教遗存十分丰富，自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营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的第一所寺院――洛阳白马寺以来，就成为佛教最早兴盛之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后，便成为拓跋族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原以代都（山西城）为中心的雕佛造像之风也随之南移，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从此便开始了大规模的佛教造像开凿，除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巩义石窟寺等大型石窟以及义马鸿庆寺石窟、安阳灵泉寺石窟等四十余处中小型石窟外，那些可以单独供养和移运便利的石刻造像和造像碑，也在民间广泛流行，且沿至隋唐而不衰。它们多是寺院或家庭佛堂供奉的偶像或还愿的纪念物，形式有别于石窟造像，而其雕刻内容和艺术风格与同期的石窟造像基本相同。作为宣传佛教教义的艺术载体之一的石刻造像和造像碑，与石窟造像相比，虽少了恢宏的气势，但其自由的表现形式更具普及性，更易为广大信徒所接受，成为那些既有虔诚之心却无经济实力的供养人们祈福禳灾的一种方式。刘根造像碑就是民间石刻造像的代表作之一。

正光年间的造像，在艺术风格上，由于受北魏孝文帝实施汉化政策的影响，佛教造像也更多地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因素，早期西北地区流行的那种挺拔豪放的气魄、丰圆的面形开始转向清秀，具有印度和犍陀罗风格的半披袈裟和通肩大衣也开始由具有民族特色的褒衣博带式袈裟所取代，西域式繁锁细密的衣纹也变为流畅劲健的阶梯式纹饰。从刘根造像碑可以看出，正光年间的造像，逐渐改变景明年间那种病态的“瘦骨清像”为健康萧洒的“秀骨清像”，形体越发清秀，造型匀称，面形向方圆略长转变，小腹微凸，前期三角形的削肩也逐渐变得浑厚饱满，衣着宽博，裙褶越来越密，重叠的层次也更多。这种造像不仅盛行于北魏都城洛阳及其附近地区，而且对整个北方地区影响很大，成为我们民族共同崇尚和喜闻乐见的作品。刘根造像中这种风格的演变，反映了我国佛教造像艺术由受犍陀罗的影响进而发展为我国民族特色和逐步趋于世俗化的现象（图二）。

图二河南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造像

刘根造像碑画面反映的是佛祖释迦牟尼在鹿野苑说法的场景。然而这一生动的场景不是用北魏惯用的浮雕来表现，而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减地阴线刻的技法，使之成为一幅完美的佛教教义的宣传画。这种线刻画是艺术匠师们运用锋利的刀笔，在光滑的石面上雕刻出来的，它既不同于白描，也有别于阳线版画，是我国传统美术作品中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在山东嘉祥武梁祠和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中均有大量出现。南北朝时，石刻画与佛教艺术相结合，在雕刻技法上又有所创新。刘根造像碑采用减地线刻的技法，承袭了汉代画像石的艺术传统，画像的轮廓勾画出来之后，又借鉴“高古游丝”的技法刻画出细部，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和画面的层次，线条柔和舒畅，画面中的菩萨与顾恺之《洛神赋》所画的人物形象和衣纹多有相似之处（图三）。因此可以说，刘根造像碑是一件难得的亦刻亦画的石刻精品。

图三《洛神赋》图局部

北魏晚期，石刻线画艺术发展到了高峰，以线刻画形式反映佛教题材的艺术品较为多见。反映在石窟造像中，如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现藏美国）、巩义石窟帝后礼佛图（图四）等，这些礼佛图均是以平面浮雕的形式表现，将线条和浮雕结合，比之平面减地线刻立体感更强，更显得气势恢宏。而民间造像碑中的线刻多作为装饰纹饰，如供养人物、花草树木、车马以及佛传故事一类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如北魏正光六年（公元525年）山东临淄出土的曹望憘造像碑座（现藏法国巴黎博物馆，图五）正面刻二护法狮子和一博山炉；座之左侧刻曹望憘夫人礼佛，夫人前行，二侍女伴其左右，另有三侍者执障扇、莲花等物，一女子赶一牛车随行；座之右侧刻曹望憘礼佛图，二侍女伴其左右，有随从四人，前三人分别执华盖、障扇、刀等物，后一人牵马；座之背面刻造像题记。该造像座的雕刻年代比刘根造像碑晚一年，虽然表现的内容不是造像的主体，但以线刻的形式来表现供养人礼佛的场面，是对造像内容的极大丰富。不难看出，线刻艺术是这一时期佛教造像重要的表现形式。

图四河南省巩义市石窟第一窟帝后礼佛图

图五山东临淄出土的曹望憘造像碑座

刘根造像碑不仅是一件刻画细腻的线刻造像，同时也是一件雕刻精美的书法艺术品。其工整茂密、骏逸爽朗的书法，可能出于文人官僚之手。北魏迁都洛阳后，全面接受了中原汉族的文化制度，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北魏正光年间正值兴盛时期，佛教传播极盛，造像者虔诚慷慨，雕刻者精心巧制，使得这一时期的造像图文俱佳，神情逼真，人物刻画细腻。题记的书写端庄严谨，刚劲有力，书体与同时期的北魏墓志如正光五年的元谧墓志等十分相近。文字结构呈正方形或略扁，横画平直，撇捺舒展开放，犹如强健的手足稳稳撑开，“口”、“冂”等包围结构一般均呈现正方形或矩形，显得饱满且大气磅礴，笔法上既保留了汉隶逆势起笔、藏头护尾的特点，又能大胆露锋取势，显出雄峻爽利的慓悍之气。因此，刘根造像碑可说是“龙门二十品”之外的又一魏碑书法精品。1916年郦禾农摹刻上石，现流传的拓本中，不少是摹刻本。摹本除气韵稍逊外，比原石要短三寸许，而且没有刻出最左边一行残泐（lè）的“董珍”二字（图六）。

图六龙门二十品之魏灵藏造像记

每周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