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4龙纹白玉璧

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为我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考古发现，玉璧的出现可以上溯到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湖流域的良诸文化，在其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随葬玉璧。这些玉璧形体较大，但器形不太规整，制作不够精细，多素面无纹。到商周时期，玉璧已广泛使用，其形制逐渐规整，纹饰也多起来了，流行双钩云纹、龙纹、凤纹。春秋战国时期，器形渐薄，谷纹、蒲纹代替了西周时期流行的双钩阴线龙凤纹，还出现了出廓璧（好孔边或肉质边附加镂空花纹）、连环璧（肉孔有两圈）。到了汉代，玉璧出廓部分愈变愈长，纹饰更加纤细精巧，出现了多层花纹装饰的玉璧和带吉语的玉璧，至此，玉璧的发展达到高潮。汉代以后，玉璧渐式微，形制纹饰多重复前代。

和玉璧形制相似的有玉环、玉瑗等。《尔雅·释器》云：“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肉，即玉璧之边；好，即玉璧之孔。夏鼐先生注曰：“我建议把三者总称为璧环类，或简称为璧。其中器身作为细条圆圈而孔径大于全器二分之一者，可特称为环。……瑗字在古玉名称中今后似可放弃不用。^[1]”也就是说，璧身和孔径没有绝对的倍数关系，孔径大于器身的二分之一称作环，小于器身的二分之一称作璧。因此，现在我们常见的古玉中只有玉璧和玉环之分，而少见玉瑗。

玉璧的应用范围也极为广泛，既是权力等级的标志，也可用于佩戴，亦能作为随葬品，同时又是社会交往中的馈赠品或信物。玉璧在上古时期的最重要功能是作为礼器，用来祭天地、祭祖先、事鬼神。《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玉璧作为礼玉六器之一，担负着祭祀上天的重大宗教责任。用来作礼器的玉璧往往是玉中的佼佼者，在质地、纹饰和制作方面均较精美。玉璧的第二功能是作为佩饰，用来表明身份地位的。这种玉璧一般较小，器身往往有穿孔或系痕。《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古之君子一般指贵族阶级。这说明古代人们佩玉，更多地是来标榜道德、显示身份的。90年代，虢国墓地出土了大量玉璧，其中M2009出土了27件，一般在墓主人腹胸部；M2001出土了12件，有在墓主人胸部的，也有在腰两侧的^[2]。山西晋侯墓地晋侯及其夫人墓中也都有玉璧出土，如M93玉璧出土于墓主人胸部；M102墓主人胸部腹部各放置玉璧1件^[3]。由此可以证明，玉璧是悬挂在墓主人身上的佩饰。此外，玉璧还可作殓玉，用来保护尸体。《周礼·春官·典瑞》云：“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殓尸。”郑玄注曰：“以殓尸者，于大殓焉加之也。驵读为组，与组马同，声之误也。渠眉，玉饰之沟缘也，以组穿联六玉沟缘之中，以殓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于天地。”虢国墓地也在国君大墓中发现了用玉璧殓尸的实例，如M2001共有6块玉璧出土于尸身之下，或在肩胛骨下，或在骨盆下^[4]；山西曲村——天马北赵晋侯墓地M8所出玉璧也有置于背下的^[5]。由此证明璧确有殓尸功能。然而，90年代虢国墓地发掘的18墓葬中，仅有两座国君墓和一座国君夫人墓有用璧殓尸的现象；晋侯墓地也只有晋侯和晋侯夫人墓有玉璧殓尸的现象。这进一步证明了用玉璧殓尸也是分等级的。用作殓玉的玉璧，质地一般较粗，通常素面无纹。汉唐以后，包括玉璧在内的玉器礼制含义逐渐减弱，玩赏、装饰的含义增强，直至今日。

玉璧的存在横跨了整个历史时期，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先秦时期，再到封建社会时代，可谓流传久远。玉璧是一种重要玉器，其使用年代之久，出土地域之广，数量之多，是其它玉器无法相提并论的，故文化内涵也极为深远。现选取几件不同时期的代表性玉璧作一对比研究。

红山文化玉璧（图1）出土于辽宁省牛河梁遗址一号积石冢21号墓。直径14.7厘米。青灰色，微透明。器形呈扁平方圆形，边缘呈薄刃状。上有两穿孔。

图1 红山文化玉璧

良渚文化刻符玉璧（图2）出土于浙江省余杭县安溪乡。直径26.2、孔径4.2、厚1.2厘米。玉质呈青灰色,杂有深色斑点。玉璧周缘略作凹面，两面均浅刻阴线图符。一面为略作凸字形的外框，框内刻有似鸟似龟的纹样，高2.4厘米。类似的图符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良渚文化玉璧上亦有发现。另一面相应部分刻有类似“璋形”的长条形的工具或武器形象，高3.25厘米，这种图符仅在此玉璧上发现。此璧为良渚文化玉器中罕见的珍品。

图2 良渚文化刻符玉璧

商代玉璧（图3）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商代晚期玉璧。直径18.6、孔径6厘米。绿色，有褐色斑块及灰白色沁痕。边缘与孔都较圆，孔周两面都凸起呈圆口状。两面各饰四组同心圆弦纹，每组由一条粗线和三条细线构成，线条规整流畅，工艺水平较高。

图3商代玉璧

春秋玉璧（图4）出土于河南省光山县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春秋早期玉璧。外径11.6、内径6、厚0.2～0.3厘米。玉料呈黄黑色，有黑色浸斑。扁平体,圆形。器表饰细密阴线蟠虺纹，另一面光素无纹饰。

图4 春秋玉璧

战国玉璧（图5）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七汲村中山国l号墓。战国中期玉璧。直径14.6厘米。玉料呈黄褐色，小面积有灰色浸斑，半透明，器表光洁。内外缘周边琢有阴纹周线，璧肉雕琢五周勾连云纹，但是勾连云纹分布不整合，说明琢玉的工匠并非事先将云纹设计在璧面上，而有后补纹饰的痕迹。

图5 战国玉璧

西汉玉璧（图6）出土于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赵昧墓。西汉早期玉璧。直径26.7、孔径9、厚0.7厘米。玉深绿色,璧面有三道纹，将纹饰分为二区，内区为卧蚕纹，外区为四组龙蛇合体纹，以双身龙纹为主体，龙身蜷曲，尾端为昂首张口的蛇形。琢痕清晰可见，似乎没有经过抛光。

图6 西汉玉璧

东汉“长乐”玉璧（图7）通高18.6、外径12.5、孔径2.6、厚0.5厘米。玉璧呈青绿色,为和阗玉，有红紫色沁斑。体扁圆形，上部有出廓，两面纹饰完全相同。璧两面雕谷粒纹，内外缘各饰凸弦纹一周。出廓部分正中镂刻“长乐”二字，字体圆润浑厚。字两侧对称透雕独角螭龙，两螭龙嘴部分别吻“长”字的两侧，以阴线饰龙身和身上之勾云纹，螭龙躯体翻卷有致，身下饰卷云纹。璧的外圈边侧以阴文加刻乾隆皇帝御题诗一首：长乐号镌宫,炎刘气蔚虹。如宜子孙式，可匹夏商周。传着妒必有，鸽平恨莫穷。郑传禁中语，曰勇异当熊。文末镌“古香”、“太璞”二印。

图7 东汉“长乐”玉璧

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因受切割工具的限制，形制不太规整，或外周不圆，或厚薄不均匀，璧面不平，或留有切割痕，或两面宽度不一致，或穿孔打偏，孔边有斜坡。红山文化玉璧肉的边缘呈薄刃状，天然沁较轻，沁色也较少，仅有红褐色、水锈和灰黑等色。良渚文化玉璧外缘薄，内缘厚，沁色多为雾状的灰白色。这一时期的玉质一般是青玉、绿玉、灰白玉、淡黄玉，特征大多是素面无纹，打磨较光亮。

商周时期为玉璧的发展时期，为贵族专用礼器。这时期的玉璧尺寸小于新石器时代，均为圆形，璧面平滑，内外缘厚度相当，外缘边棱为圆角，两面对钻打的孔一般都很规整。商代玉璧多素面无纹；西周大璧无纹，小璧则有雕琢精美的纹饰，题材主要是龙、凤、鸟纹。常用一宽阴线与一细阴线相结合的手法刻出璧面纹饰，宽阴线斜挖成一面坡形状，纹饰弧线较多，线条自然流畅，动物造型柔美，所用玉材多为新疆青、碧、白玉及南阳玉、岫岩玉。

春秋战国时代，玉璧开始被大量用来作佩饰和殓葬用玉，还有作为礼仪场合手执的信物。多采用新疆青、白、碧玉。佩带的璧直径一般在10厘米以内,不殓葬用或作为礼器用的璧直径则在15～25厘米之间。春秋璧璧体均较薄，厚度在1厘米左右。战国璧表面分成一、二或三区同心圆纹带，内外区琢成一首双身龙纹，中区保留传统谷纹。内外边沿用阴线刻出，剖面呈三角立棱状。这时期出现了出廓玉璧等创新制作，即在内孔或外缘上镂雕出生动的动物形象。雕刻技法普遍运用粗细阴线结合法，粗线条少，细线条多，且线条有毛口。刀工锋利挺拔，刀痕较深，转角尖锐。谷纹乳突饱满匀称，谷纹是在乳钉纹上加刻阴线而成。

汉代玉璧沿袭了战国的风格而又略有变化。玉质仍以白、青、碧玉为主，但璧的形体加大，有的直径达30直至50厘米以上。透雕的龙、凤、鸟纹较多。璧上的谷纹，蒲纹颗粒大而稀疏，起凸浅，谷粒上部浑圆。玉璧边缘加宽，立缘剖面呈方形，明显不同于战国时的三角形立缘。同时组合纹饰更为流行，有的还饰以吉祥文字。到了东汉，璧体加厚，外缘立面略有弧度，但数量渐少。

唐代玉璧一般两面均饰有纹饰，一面是谷纹、蒲纹,一面是兽面纹、蟠螭纹,也有的一面为兽面纹、蟠螭纹，另一面为花草纹。在纹饰的雕刻技术方面,刀工纯熟、流畅,用较粗的阴刻线雕轮廓,用细阴刻线陪衬,线条有时并不连接,但是它的走向趋势使雕刻的创意恰到好处地体现出来,使人感受到一种美的满足、美的尽兴。唐代之后的玉璧礼仪意味渐渐变淡，生活气息越来越浓，成为人们日常佩戴的常见品种。

宋代仿古玉器兴起，仿战国、两汉的玉璧随之出现。玉璧呈圆形转角，不见锋棱，谷钉稠密模糊，谷纹旋转力度不够，谷尾呈圆脊形，与战国谷纹用细阴线不同。刻有龙螭纹的玉璧，龙螭分叉长尾，叉尾内卷，具有宋代龙螭纹的特征。

元代玉璧多仿唐代，小型居多，大璧少，主要供佩戴用。多数只在一面雕纹饰，璧形厚重，谷粒稀疏，排列无规律。璧面雕动物的，动物具有元代工艺的风格特征。元代玉雕刀工粗糙，用刀较深，刀锋常有出廓现象，镂雕也不乏精美之作。

明代玉璧数量较前三代为多，多选用青、白玉，也有少量碧玉。器体大都比较小，常见凸雕蟠螭纹，也有不少谷纹和云纹。乳钉纹颗粒圆而大，略扁，往往留有管形钻套钻的痕迹。明代玉璧主要为佩戴之用,刻工比较随意粗犷。

清代玉璧小型较多，璧身较厚，穿孔较小，出现了中间带环套的双联璧。玉璧上的纹饰出现了几何纹图案，吉祥图案及人物图案，写实性较强。这一时期无论朝廷、官方、民间，都很流行系璧。乾隆时仿古玉璧逼真，而且十分精美。到了清晚期，玉璧的质料较差，做工粗糙，雕琢没有章法，只求形似，不求工精，工艺水品大大下降。

而当代玉璧又迎来了一个新高峰，如平安扣就是数千年玉璧的延伸，人们在祈盼平安美好的同时加入了现代的元素和新的材质，出现了翡翠、玛瑙等多种玉料制作的各种玉璧，从而更加丰富了玉璧的内容，也使高贵的祭天礼器走下了神坛，深入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中。

综上，玉璧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流传到现在，历经了神秘高端的礼仪用器到简单普通的生活用品的转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审美情趣。以玉器为载体的玉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蕴涵了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虢仲其人

1991年发掘的M2009号大墓,是截止目前三门峡虢国墓地发掘清理的形制最大、规格最高、出土文物最为精美的一座虢君大墓。该墓出土的4597件各类文物中,有200余件大型青铜礼器,其中有12件鼎、9件簋、8件鬲，有专家认为是一座九鼎大墓。青铜礼器多铸有“虢仲”作器的铭文,说明虢仲是这座墓葬的主人。从墓中出土器物的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判断,此墓的年代应属西周晚期。特别是墓中出土的墨书遣册,有宣王时大夫“南仲”的名字，专家们认为这座墓葬的年代当在宣王时期^[6]。

虢仲是周厉王的卿士，字长父，死后谥曰厉公。《吕氏春秋·当染篇》载：“夏桀染于干辛、岐踵戎，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谬。”高诱注：“厉王,周夷王之子名胡,虢、荣二卿士也。厉王时期，淮夷频繁入侵西周腹地，大肆劫掠，严重威胁着周王朝的统治。厉王十三年，周厉王带领虢仲等将领御驾亲征。《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了王命虢仲征伐淮夷之事，著名的青铜器虢仲盨的铭文也记载了此事：“虢仲与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作旅盨。兹盨有十又二”；无其簋也记载这次伐南淮夷之事：“唯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淮夷”。这一次，由周王坐阵指挥，虢仲等军事首领率部队出击，不仅击退敌人的进攻，夺回被俘的人和被劫的财物，而且南夷、东夷前来朝觐的有“廿又六邦”，扩大了西周王朝的财政收入，对周王朝各诸侯和附属国，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虢仲打了胜仗，十分高兴，一下子就铸造了12件青铜盨，并记载这次来自不易的胜利。参加这次战役的还有柞伯、蔡侯等诸侯国。中国国家博物馆2005年征集入藏的柞伯鼎也记载了这次战役。柞伯是周公的后代，其国家在今河南平顶山一带，靠近南淮夷，自然也参加了战争。虢仲命令柞伯率领蔡侯将昏邑城址围住，蔡侯被派遣给虢仲报告说“已经包围了昏邑。”于是虢仲亲临昏邑，命令辛酉日开始进攻，搏杀戎人。柞伯抓到了俘虏二人，并获十人之馘。可见这次征伐淮夷的战争，周人最终取得了胜利，到了宣王时期，淮夷地区已成为周王朝贡赋的重要来源。在这次征伐淮夷的战争中，虢仲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得到了周天子的赏赐。

然而，在军事上立下汗马功劳的虢仲，却被史学家称为“嬖臣”，认为他是周厉王时期发生的中国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国人暴动”的罪魁祸首。厉王是个暴虐的君主，他命令卫巫监视国人的活动，禁止国人谈论国家政事,违者杀戮，致使人们相见只能“道路以目”。最后国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公元前841年举行暴动，把厉王驱逐到彘(在今山西霍县东北)地避难，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对于这次事件，《国语》称作“彘之乱”，是以厉王避难的地点来命名的；《鲁连子》称作“国人作难”，说这次事件是由“国人”发作的。然而《荀子·成相篇》却说：“上雍蔽，失辅执，任用谗夫不能制。虢公长父之难,厉王流于彘。”对于国人暴动的原因,我们知道是荣夷公“好专利”的结果。所谓“专利”就是对平民百姓横征暴敛。但荣夷公“专利”的目的，除西周奴隶主贵族奢侈享乐外，更重要的是支持厉王亲自率领的征伐淮夷的战争。这种旷日持久的种族战争，极大的消耗了周王室的人力和物力，荣夷公所“专”之“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支持这种战争的。正是为了这种战争需要，“国人”们被压榨得喘不过气来。这就大大激化了国内固有的各种矛盾，加深了周王朝的政治经济危机。所以，周厉王庆贺征伐淮夷获胜的凯歌未尽，忍无可忍的“国人”就揭竿而起,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平民暴动，赶跑了周厉王。因此，史学家认为征伐淮夷的种族战争，是导致国人暴动的最主要原因，而积极协助周厉王制定和推行这种战争政策的虢公长父，就很自然地被称为“嬖臣”和国人暴动的祸首。这或许就是史书把国人暴动称为“虢公长父之难”的根本原因吧。

《墨子·所染篇》说：“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苏时学注：“厉公,虢君谥。”《谥法》曰：“杀戮无辜曰厉。”虢公长父辅佐周厉王长期征伐淮夷,横征暴敛,酿成国人暴动，自然有“杀戮无辜”之举，后人依其事迹,谥曰厉公，犹如周王姬胡谥曰厉王一样。虢仲因其无限忠诚于奴隶主王朝，而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最后为人们所不容，留下了不光彩的名声。所以说虢仲是一个可悲的历史人物。　　　

参考文献

[1]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J].考古，1983（3）.

[2][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三门峡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M].文物出版社，1999（12）.

[3][5]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J].文物，1995（5）.

[6]李学勤.三门峡虢国墓新发现与虢国史[N].中国文物报，1991-2-2 第三版；许永生.从虢国墓地考古新发现谈虢国历史概况[J].华夏考古，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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