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已经有爵的出现。早期的爵胎壁薄、表面粗糙，多为平底，纹饰简单，腹部偶有简略的连珠纹或乳钉，流多作狭槽形且较长，柱不发达，无铭文（图9）。中期造型趋于成熟，器壁厚薄适中，形体匀称秀丽，铸造精美，装饰细腻，圜底流行，涡纹菌状或伞状柱，兽首鋬，纹饰以凸弦纹、饕餮纹为主，铭文一般为一二字（图10）。晚期器体厚实凝重，形制庄严肃穆，鋬小而粗，鋬上多饰有牺首，纹饰仍以凸弦纹、饕餮纹为主，开始出现记事铭文（图11）。

图9 窄流平底爵 新乡市博物馆藏品  图10饕餮纹青铜爵 新乡市博物馆藏品

图11 盂爵(西周早期) 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

爵器形不大，但铸造相当复杂。它前有流，后有尾，上有柱，腹有鋬，底有足，因而要由多块陶范巧妙复合加以铸造。但爵又是出土数量最多的青铜礼器。“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铜器墓中，如果只出一件铜容器便必定为爵，若有二件或更多的铜容器，其中必有爵。在郑州发现的十五座商代铜器墓中，出爵者占80%”。^[6]据初步统计，截至1986年底，仅见于报道出土地点、时间清楚的商周铜爵，已有600余件。^[7]较之方鼎、圆鼎等“国之重器”，爵形体小，便于收藏，实际出土的爵应该更多。从铸造工艺和陪葬数量上可以看出，青铜爵在商周礼器中地位极其重要。

爵是中国青铜时代礼器组合的核心器，《礼记·礼器》：“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夏代爵已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商周时期，更是如此。邹衡先生指出：“商礼以酒器觚、爵的数目区分贵族身份。”在商代青铜礼制组织中，“鼎、爵、觚、斝”为基本组合，商代墓葬中陪葬青铜酒器最低限度为一爵，有一爵一觚组合，也有爵与斝单独组合的。规格高些的再配以炊器甗和食器簋，或酒器尊、卣和盉，或水器盘，最常见的是加上尊。这其中又以觚、爵为核心配制，规格越高的墓葬随葬觚、爵套数也越多。一般小贵族墓只有1对觚爵，而妇好墓有觚53件、爵40件。

和新乡市博物馆妇爵同时出土的六件器物，有一鼎、一卣、一尊、一簋、二爵。其中两件爵无盖，除重量略有不同外，造型、体积、纹饰基本相同（图12）。此外，国家博物馆也收藏一件带有“妇”铭文的觚，从形制、纹饰、铭文来看，与新乡馆藏7件应属同一批器物组合。因不是科学考古发掘出土，所以目前不能确定这8件器物数量上的完整性。但从种类上看，涵盖了鼎、卣、尊、簋、爵、觚。从成组器物及铭文分析，可以确定“妇”绝非一般贵族，应为商代一个女性贵族。

图12 “聑妇”爵 现藏新乡市博物馆

商周时期，爵首先是礼器，然后是酒器，“爵杯”如同酒杯。至于具体用途，有饮酒说、注酒说、煮酒说、滤酒说、鬯酒说等。东汉许慎明确将爵定为饮酒器。许进雄从商代墓葬爵和觚经常相伴出土的情况判断较可能是为了礼仪的需要，或是以爵温酒，后倒入觚中饮用，即“注酒说”。^[8]容庚据其所藏父乙爵腹下有烟炱痕，判断为“煮酒器”。^[9]台湾学者傅晔则持“滤酒说”。近年来贾洪波又提出“鬯酒说”，他认为“商周时代的青铜爵，就是合煮郁金香之类香草以为香酒的煮酒器”，并兼有滤酒功能。李少龙认为爵作“浇酒敬神”之用。^[10]古人铸爵的真实用途，众说纷纭。宋朝王黼在《宣和博古图》中精辟归纳道：“盖爵于饮器为特小，然主饮必自爵始，故曰在礼实大。爵于彝器是为至微，然而礼天地、交鬼神、和宾客以及冠、昏、丧、祭、朝聘、乡射，无所不用，则其为设施也至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