蟠虺（huǐ）纹曲耳铜鼎，也称周夔（kuí）纹鼎、周牢鼎、牢鼎、虺螭（chī）夔纹鼎，春秋，铜器，高61.9厘米、口径65.9厘米、腹围206厘米、耳间86.5厘米、耳高16.5厘米、耳宽12.8厘米、足高20厘米、腹深38.5厘米。圆形，敞口，微束颈，深腹，圜底，附耳，蹄足。此类鼎的形体以束颈和曲耳为典型特征，关葆谦先生以其上有牛首钮且形体硕大，从而定其名为牢鼎。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此文物正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东周展厅展出）

        1923年秋，河南新郑县南门外李家楼的李锐在其菜园打井时发现了一个大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此器即是其中之一。文物出土后被当地驻军靳云鄂师长收缴并将其运至当时的河南省城开封交由河南古物保存所保管，1930年将其移交至河南博物馆收藏。1937年抗战爆发，为了安全，蟠虺纹曲耳铜鼎等河南博物馆馆藏文物，先被运往武汉法租界，后又运到重庆原国立中央大学保存，1950年这批文物由渝返豫，仍归河南博物馆收藏。

       李家楼大墓出土的文物，数量多、规格高，造型精美之器众多，蟠虺纹曲耳铜鼎就是这批文物中的精品之一。首先，装饰华美。颈上部饰细密蟠虺纹带一周，中间饰窃曲纹带一周，下部饰三角纹带一周。上腹饰绹索弦纹两周，其间等距离饰三组纹带，两侧是细密的蟠虺纹带，中间为较粗矿的夔龙纹带。下腹饰窄夔龙纹带一周，其下等距离饰叶状花纹带一周。与两耳相对的腹部正中前后各附一牛首。三蹄足上端皆装饰兽首花纹。该器近乎满饰花纹，但却繁而不乱，错落有致，既有细密的蟠虺纹，也有粗矿的夔龙纹；既有腹、颈的平雕，又有蹄足的凸雕。

图一  器身纹饰和牛首

       其次，铸造工艺精湛，采用了分铸法和焊接法，展现了春秋时期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分铸法，是指青铜器物的主体与其附件分开铸造或一件青铜器物整体经先后两次以上铸造而成的一种铸造工艺；焊接法，就是将分别铸好的青铜器各个部件用锡铅合金等焊接在一起。蟠虺纹曲耳铜鼎的铸造，即是将鼎体和耳、足、牛首饰件等分别铸造，之后再将这些构件焊接成器。

图二  腹足结合部

       总之，该器造型承袭两周之际的旧制，形体硕大魁伟，纹饰精致细密，层次分明，展示了春秋时期精湛的铸造工艺。因而，它对于研究我国的青铜文化、春秋时期的冶铸业及郑国的历史文化等均有重要价值。

       对于这件蟠虺纹曲耳铜鼎来说，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这件器物并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一套列鼎中的一件，这套列鼎的出现对于研究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当时的礼仪制度尤为重要。

       郑公大墓出土的鼎有三种类型，分别是束颈曲耳鼎（蟠虺纹曲耳铜鼎即是其中之一）、沿儿鼎和盖鼎，其中束颈曲耳鼎的数量最多。关于束颈曲耳鼎的数量，由于郑公大墓先是由私人挖掘，后来又经过战乱的颠沛流离，不能排除有失散的可能，所以在当时关于郑公大墓出土器物的四部专著中对其数量的记载也不尽相同：《新郑古器图志》录束颈曲耳鼎7件(内有l件破碎)，《新郑古器图录》录束颈曲耳鼎6件，《郑冢古器图考》录束颈曲耳鼎9件，《新郑彝器》录束颈曲耳鼎6件。

       同一墓中随葬多种鼎的习俗在商代就已出现，但作为列鼎形式出现则应该是在西周。此时墓中不论有多少种鼎，最少有一类列鼎可以显示其所有者的身份和地位，其个数必为一三五七九。除此之外，其他各类鼎的数量则无常数。夏志峰先生认为：根据前人著录和现有的器物分析，虽然郑公大墓中的三种鼎表面上看去都似成列，但惟有束颈曲耳鼎能显示墓主人身份；此种形制鼎的数量，在《郑冢古器图考》著有9件，应与事实相符①。

       若果真如此，那么郑公大墓的这9件束颈曲耳鼎，从西周实行的分封制与宗法制而言，显然能够显示墓主显赫的身份地位，同时它又是研究春秋时期诸侯用鼎制度和礼仪制度的重要史料。

        鼎本是仰韶时期甚至更早的磁山文化时期的陶器中就已出现的炊器，随着铜矿的发现及其冶炼技术的成熟，陶器里面的鼎、鬲等器型为铜质所借用造型而形成新质地的器类。由于采伐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致使该类质地的器物只能服务于拥有大量财富的王侯贵族。从而使得青铜鼎、簋和鬲等从日用器皿中逐步分化出来成为祭祀、彰显身份、权位等级的重要器物。

       我国古代以礼法治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现知最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在个别贵族墓葬中就发现了青铜器物。商代，几乎所有贵族墓葬中皆有青铜器出土，此时可以确定，青铜礼制已经形成。但是到了周代，随着周室颁布了分封制和宗法制等一系列的典章制度而使得青铜礼制更加完备复杂，各王侯贵族因身份等级的不同而使用不同数量的青铜礼器，其中用鼎制度占有核心地位。在《左传•桓公二年》、《宣公三年》等文献中，有夏铸九鼎、迁于商周，以及其后楚、齐、秦诸国又企图从周天子手中夺取周鼎以作王权标志的传说和史实，这反映出那时甚至把重鼎当作国家政权的象征物。

       周代有严格的用鼎制度，但这并不是说用鼎制度是始于周人。在商代二里岗期墓葬中，已见到能否以鼎随葬和用鼎多寡的现象，应同墓主身份高低有关。商人的用鼎制度目前虽因材料不足而不得其详，但商、周二代贵族等级制度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其用鼎制度当然有所差异。

       周代把用鼎的规格作为各级贵族身份的一种重要标志。周代实行的是一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制度，在何休注的《公羊•桓公二年传》中记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就是西周的用鼎制度。概括地说，这时期周王室自有一套天子九鼎、卿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的制度，同时又有另一套公侯七鼎、伯五鼎、子男三鼎或一鼎的制度。存在这样两套严格对应的用鼎制度，无疑意味着当时的贵族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用鼎等礼乐制度，正处在何等严密的状态，所有这时期的用鼎遗存从未见任何僭制的迹象，又表明这种制度在当时该是多么稳定。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未发现有随葬九鼎的西周墓葬，随葬七鼎、五鼎、三鼎的墓葬发现有多座，比如传世的西周中期的七件克鼎，西周晚期三门峡虢国墓地的M2001虢季墓、M2009虢仲墓和M1052虢太子墓都出土有七鼎，出土五鼎的有M2012虢季夫人梁姬墓、M2010、M1706和M1810等，出土三鼎的有M2013和M2006等，出土一鼎的有M1761和M1701等。然周王室东迁后，随着周王室的衰微以及各地分封诸侯的强大，原有的宗法礼制逐步被破坏，反应在丧葬礼仪上就是用鼎制度的僭越，一些地方诸侯开始享用周室天子的丧葬规格。这时期开始发现有九鼎墓葬的出土，如湖北京山春秋初期的曾侯墓出土的九鼎，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1虢太子墓出土的九鼎（陪鼎2件）以及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九鼎等。从事实上证明，虽然周室有严格的封建宗法等级，一些诸侯虽然仍然沿用祖制依据自身等级随葬七鼎或五鼎，但是一些诸侯却高规格随葬，从而形成如《仪礼》等战国书籍所记的东周时期的用鼎制度：诸侯用大牢九鼎；卿、上大夫用大牢七鼎；下大夫用少牢五鼎；士用牲三鼎或特一鼎。

 

图三  虢季列鼎

       郑国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国之一，应为周厉王幼子友的封国。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友于郑，史称郑桓公。唐兰先生认为，初封之地在棫林即今陕西凤翔县南，后迁拾即今陕西华县，始名为郑。后郑桓公迁都至今河南荥阳、新郑一带。

图四  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形势图

       在春秋初年，郑国非常活跃。甚至一段时间之内，强大的齐国也对郑国礼让三分。郑庄公时代（公元前743-公元前701年）郑国内部肃清了反叛势力，外部灭了许国，败了宋国，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史称“郑庄公小霸”。郑庄公之后，郑国大乱，因此从此郑国日益衰落，齐国逐渐取得有利地位，开始控制其周边小国。到郑简公在位（公元前565-公元前530年）时，郑国任用子产为相执政，铸造刑鼎，发展经济，救助百姓，因而郑国重新富强。郑简公下传四代到郑哀公时，晋国韩、赵、魏三家强盛，郑国再次衰弱。公元前375年郑国灭亡，国土并入韩国。

       郑公大墓出土的这套束颈曲耳鼎，不仅表明了当时郑国的强大，也印证了当时礼乐制度的破坏。

        郑公大墓出土的束颈曲耳鼎现存有8件，其中河南博物院藏5件，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藏1件，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各藏1件，另有1件下落不明。这8件鼎大小不一，并且也不是一次铸造而成，细分之有两种形态：一种足较高，素身无纹饰；另一种足较矮，腹部和耳部均有繁缛的花纹。

        这套束颈曲耳鼎中最大的一件（图五），通高66.6厘米、口径79厘米、足高31.6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束颈曲耳鼎，不只体型特大，并且内壁铸有铭文，后又被故意刮去，字迹全然模糊，可辨者仅有数字，铭文的意义已不能理解。这套束颈曲耳鼎的其他各鼎，体量与之相差悬殊，也未见铭文。

图五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束颈曲耳鼎

       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束颈曲耳鼎（图六），通高50厘米、口径58.5厘米、足高20厘米。

图六  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藏束颈曲耳鼎

       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另外4件束颈曲耳鼎（图七），有三件形制相同，尺寸分别为：通高66.2厘米、口径68.4厘米、足高23厘米；通高61厘米、口径62.6厘米、足高19厘米；通高57厘米、口径58厘米、足高18厘米。另一件足较高，素身无纹饰，通高72厘米、口径70.2厘米、足高28.5厘米。

图七  河南博物院藏素身束颈曲耳鼎

       蟠虺纹曲耳铜鼎在分类上属于附耳鼎，附耳鼎的造型为附耳、圆腹、三蹄足，流行在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自春秋中期之后，即趋于衰退。

       1990年，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出土附耳列鼎（图八）7件，其形制、纹饰与铭文均相同，大小依次递减，鼎侈口、宽折沿、微束颈、两附耳、浅鼓腹、圜底、三蹄足，颈与腹部饰窃曲纹和垂鳞纹，内壁有铭文：“虢季乍宝鼎季氏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高39—25.5厘米，口径45.5—28.8厘米。

图八  虢季墓出土的附耳列鼎之一

       河南郏县太朴村东周早期墓葬出土的一件附耳鼎（图九），敞口、折沿、浅腹、其两侧附一对短形耳、圜底、其下附三蹄，腹及两耳皆饰窃曲纹，高20.8厘米、腹围67.5厘米、口径24.5厘米。

图九  河南郏县太朴村出土的附耳鼎

       1995年登封告成镇袁窑村出土的1件春秋早期的垂鳞纹附耳鼎（图十），鼎口微敛，宽折沿，双附耳微外撇，深腹、圜底、三蹄足，足短而粗大，鼎耳部饰重环纹，腹上部饰窃曲纹带一周，腹正中饰凸弦纹一周，腹下部饰垂鳞纹带一周，高27.2厘米、口径34.7厘米。

图十  登封告成镇袁窑村出土的附耳鼎

       山西侯马上马村13号墓出土的1件春秋中晚期的附耳鼎（图十一），鼎体硕大，口径60厘米、通高66厘米，大口、窄沿、深腹、圆底、附耳外侈、兽蹄形足、无盖。器身上纹饰（图十二）分成两组，中间用两条弦纹隔开，上为蟠虺纹，下为内填双头对称蟠螭纹的垂叶纹，鼎耳饰蟠螭纹，两侧饰蝉纹，腿上端饰兽面纹②。

图十一  山西侯马上马村出土的附耳鼎

图十二  山西侯马上马村出土附耳鼎的腹部纹饰

       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5件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附耳列鼎（图十三），造型及纹饰皆近同。敞口，方折沿微内倾，束颈，两侧附曲耳一对，折肩，弧腹，圜底，三蹄足。颈部上侧饰宽度约2.3厘米的蟠虺纹一周，其下饰宽约1厘米的三角云雷纹一周，耳内外两侧饰蟠虺纹，折肩处和腹部各饰绹索纹一周，其间满饰蟠虺纹，宽约6.1厘米。另外还有六条突起的兽形扉棱，其中三条和三蹄足上下对应，下腹饰有蟠虺纹组成的宽约5厘米的叶状纹带一周，三蹄足膝部皆饰突起兽面纹。通高49.5—48厘米，口径50.4—49厘米。

图十三  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的附耳列鼎之一

       从上文各时期的附耳鼎来看，西周中期附耳鼎开始出现，直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变化不大，口沿折边多宽且斜，浅腹垂壁者多，附耳较直，蹄足较明显且足底部多为无折边平底。纹饰皆为以粗狂的线条勾勒出纹饰主题且主要集中在器物的腹部，其他部位多数无纹饰，偶尔在附耳上有简单纹饰装饰。各组纹饰带的纹饰多不同。如上文的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虢季墓出土附耳列鼎、河南郏县太朴村的附耳鼎和登封告成镇袁窑村出土垂鳞纹附耳鼎。本文叙述的蟠虺纹曲耳铜鼎发现于春秋中晚期的郑公大墓，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发现与其类似形制的鼎还有山西侯马上马村出土的同时期的晋国墓地附耳鼎和河南辉县琉璃阁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附耳鼎。此三处发现的曲耳鼎体型硕大，口沿折边窄而平，深弧腹，勺状曲附耳，三蹄状足且足底为有较宽的折边平底；纹饰一改此前的粗线条线路，多装饰细密的蟠螭纹或蟠虺纹带，各组纹饰带纹饰近同；器腹部多装饰有兽头或扉棱，蹄足有兽首装饰且也有扉棱。由此可以看出，春秋中期以后直至战国早期，在附耳鼎里面出现了勺状曲附耳这种形制的鼎，一改此前附耳鼎的风格，成为该段时期大型鼎类独有的特点。而这类附耳鼎局部尤其是耳部的明显变化对此时期及其以后的战国中晚期小型鼎的耳部变化有重要的影响，耳部变化由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的多数为直附耳变为春秋中期及其以后的多数为曲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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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公大墓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县南门外的乡绅李锐在自家的菜园中打井时，意外地挖出了4件青铜器，次日又挖出数十件，并从中挑选1件大型铜鼎和2件中型铜鼎，以八百余金的价格卖给了许昌古董商张庆麟。李锐挖出古物的消息很快传开，时任新郑县知事的姚延锦得知此事后，当即劝说李锐停止挖掘，但遭到李锐的拒绝。

       9月1日，适逢国民党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鄂巡防到新郑，闻知此事后，认为“钟鼎重器，尊彝宝物，为先代典型所寄，应该归于公家，垂诸后世”，果断收缴了李锐所得文物，并派军队进驻李家楼，监督继续发掘，卖给张庆麟的3件铜鼎也被如数赎回。靳云鄂先后得到包括蟠虺纹曲耳铜鼎在内的各类器物89件、碎铜片635件。9月7日，所得文物全部运回当时的河南省政府所在地开封，交由河南古物保存所保存。

图十六  1923年郑公大墓发掘现场

       此后，靳云鄂会同当地的官绅划定范围，继续发掘，发掘范围达十余丈，发掘深度超过三丈，达到生土层。至10月5日发掘结束，又获得各类铜器十余件，以及一些陶器、玉器等。10月17日，这些文物也被运到河南古物保存所。

       发掘结束后，靳云鄂在出土地点立了一通碑，来纪念这一事件，碑名为“河南新郑古器出土纪念之碑”，现在保存在河南省新郑市博物馆。

图十七  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

       1927年，河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前身)在冯玉祥将军的倡导下创立，河南古物保管所存管的这批文物遂成为河南博物馆的第一批收藏品。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各地相继沦陷。危急时刻，经河南省政府同意，河南博物馆选取部分馆藏文物，分装为68箱，由开封经郑州南下，运抵武汉，暂存在法租界内。然而形势急转直下，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也危在旦夕。河南博物馆深感暂存在武汉法租界的文物已无安全保障，几经商议，河南省政府再次决定，将文物运入四川。1938年11月25日，这批文物由汉口乘客轮抵达重庆，保存在磁器口中央大学校舍内。

       1945年抗战胜利，然而不久内战烽烟又起，铁路中断，交通阻隔，河南存渝古物一直没有回归的机会。1949年冬，国民党政府计划把河南博物馆文物全部运往台湾，但是由于战局发展迅速，打破了这个计划。一部分文物被装上飞机运到了台湾，包括蟠虺纹曲耳铜鼎在内的另一部分文物来不及运走，被留在了重庆。

       1950年，河南省代表会同国家文化部代表来到重庆，接收国民党政府在撤退前没有来得及运走的河南博物馆文物。文化部挑选新郑、辉县出土的青铜器51件调往北京，分别被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1994年，广东深圳市博物馆与河南省文物局联络，请河南省文物局援助部分文物充实其藏品。在预选的文物中，有新郑新出青铜器窖藏中的部分青铜器，曾经受同出器物离散之苦的河南省博物馆，不忍再看到新出土的成批文物再次被人为分散，乃从已经离散的新郑器群中选出与预选器物近似的铜器两件，调往深圳市博物馆。于今，郑公大墓中所出青铜器已分散在两岸四地五个博物馆中，各博物馆所收藏的数目分别为：河南博物院56件、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2l件、中国国家博物馆18件、北京故宫博物院5件、广东深圳市博物馆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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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用鼎制度的三次破坏

        西周前期已经形成完整形态的那套用鼎制度，从西周中后期开始进入到逐步破坏的阶段。起初是一部分诸侯与天子之卿这一类的贵族僭用了过去的天子之礼，随后几乎所有诸侯和某些诸侯之卿也借用了天子之礼；最后是传统的鼎制发生大紊乱。这些都是周初那种贵族等级制度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的结果。

        俞伟超和高明先生将周代用鼎制度的破坏过程分为三个阶段⑥⑦：

        从西周后期到春秋初，是这个破坏过程的第一阶段。当周初分封诸侯时，被封为公、侯的，几乎都是周王母弟；封伯的是许多同姓或异姓小国；所谓边鄙之国，则封子、男。周初所封数以百计的爵位，后来不断兼并，力量的强弱发生新的分化，原有的爵等自然就产生名实不符现象。看来，到了西周后期，特别是两周之际，随着周王室的衰微，某些力量较强的诸侯就不管原来爵等的高低，纷纷僭用天子之礼，但某些力量弱小的诸侯，这时还不敢过于僭越旧制。

        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是周人用鼎制度遭到破坏的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第一，周初的诸侯，至战国初已兼并成十几个。他们都远比周王室强大，这自然导致所有诸侯统统僭用天子鼎制；第二，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世卿世禄制度逐渐遭到破坏，旧氏族贵族的地位一天天被新兴贵族夺取，卿大夫纷纷擅了诸侯之权，于是诸侯之卿也僭用了天子鼎制；第三，随着庶人日益从村社中脱身为自由小农，以及旧贵族的衰微，往日的等级制度及其从属的用鼎制度便发生根本性动摇；第四，旧贵族衰微后失去田禄的大夫与士自然愈来愈多，从而随葬仿铜陶礼器的现象不断增多。这时期，大夫、士一类贵族往往只用或与铜礼器一道并用陶礼器，它看来已丧失了区别“无地大夫”和“有地大夫”的意义。新获得可用士礼之权的庶人，更是几乎都用陶礼器。

        战国中、晚期，是周人用鼎制度遭到破坏的第三阶段。战国中期以后，用鼎制度加速了它的崩坏进程。有些只相当于大夫一级的尚未封爵的贵族，居然也僭用了九鼎，本有使用五鼎资格的贵族忽然使用特一鼎。战国末的鼎制，尤其是秦国的鼎制，同周初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了。这自然是经济基础的变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等级制度的更改所造成。战国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那种等级制度，皆被各国另一些新的等级制度所代替。

        周初已经形成完整形态的鼎制，经过三次破坏，到了战国末，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第三次破坏过程中，秦人所作变革对摧毁整个用鼎制度来说，产生了大于其它各国的作用，因为秦人的新制度，通过统一六国的过程，显然对东方六国之地发生过很大影响，加速了周人传统鼎制的破坏。不过到了汉初，除秦人后裔外，许多小土地占有者的墓葬，又一度恢复过去东方诸国的旧传统；某些有高爵的贵族，也曾重新沿用六国鼎制。但历史条件毕竟已大不一样，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那种等级制度既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社会就不会需要过去的用鼎制度了。于是，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特别是汉武帝以后大土地所有制的加速膨胀，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就是与氏族宗法制性质不一样的宗族制度以及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伦理道德观念，造成了一套新的礼俗，把在井田制基础上形成的用鼎等礼乐制度，赶出了历史舞台；顶多是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保留着鼎这种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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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虺纹

        虺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有毒的小蛇，也有人说是两头蛇，所以蟠虺纹又称“蛇纹”。以蟠屈的小蛇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呈“几”字形曲折。有的作二方连续排列，有的构成四方连续纹样。一般都作主纹饰应用，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三角形或圆三角形的头部，一对突出的大圆眼，体有鳞节，呈卷曲长条形，蛇的特征很明显。商末周初的蛇纹，大多是单个排列；春秋战国时代的蛇纹大多很细小，作蟠旋交连状，所以称“蟠虺纹”。

注释：

① 夏志峰：《新郑器群三考》，《郑公大墓青铜器》，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②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考古》，1963年第5期，229-245页。

③ 王国维：《王子婴次炉跋》，《观堂集林》第十八卷。

④ 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下）》，人民出版社，1954年。

⑤ 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综合研究》，1965年。

⑥ 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

⑦ 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猜想一：蟠虺纹曲耳铜鼎的主人究竟是谁？

        如此精美的青铜器，是什么年代的作品？它的主人是谁？从郑公大墓的规模和随葬品的形制、数量、规格等分析，专家们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墓主当为郑国国君，但具体是那一位郑公，目前学术界的观点不一。

        在郑公大墓所有的出土器物中，只有一件青铜炉上铸有七个字的铭文，据考证为“王子婴次之囗炉”，这七个字的铭文为考证大墓的年代提供了惟一的文字资料。早在1924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指出：铭文中的“婴次”应是文献记载中的“婴齐”，从而推断新郑大墓的墓主有可能是郑成公或者是郑成公以后的某一代郑公③；郭沫若先生于1932年提出，“王子婴齐”应是郑子婴齐，郑公大墓当成于鲁庄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80年之后的三五年间④；1965年郭宝钧先生根据有关考古资料，认为还是以王国维的说法较为正确⑤；李学勤先生认为墓主人可能是卒于公元前571年的郑成公，或卒于公元前566年的郑僖公；夏志峰先生认为只有郑简公在位之时的国力，才能与新郑器群的规模相匹配，因此墓主可能是郑简公。

        那么，郑公大墓的真正主人到底是郑成公或郑简公？还是其他某一位郑公呢？

图十四  王子婴次炉

图十五  王子婴次炉铭文

        猜想二：为什么同一墓中出土的一套列鼎却形制不同？是由于当时未能铸成完整的一套而临时拼凑的，还是由于铸鼎风格发生了变化才导致的呢？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您对这件文物还有更多的疑问与猜想吗？河南博物院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的解读，《每周一品》栏目将对参与者的答案进行择优公布。

        请联系我们：《每周一品》栏目电子邮箱 meizhouyipin@chnmus.net

 

        顾永杰，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博士，河南博物院工程师，致力于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技术史等领域的研究。

        张俊儒，男，吉林大学博物馆学专业学士，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馆员，主要从事夏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与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