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盉作为青铜器的一个种类，具有出现时间早、存世数量多、流行时间长、形制多样、分布广泛等特点，是青铜礼器组合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品类，在先秦青铜器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青铜盉形制来源于陶盉，出现于夏代晚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盉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铜盉。青铜盉的形状较多，基本造型为圆口，深腹，有盖，前有流，后有鋬，盖和鋬之间有链相连接，下有三足、四足或圈足，末期出现提梁。但是，在各个时代其形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例如：商早期盉无盖，商晚期以后盉有盖，西周出现鸟兽形盖；商代盉多袋足（图3），周代盉袋足、圈足较少，多三柱足、四柱足（图4），春秋战国盛行三兽蹄足；商代盉直管长流，斜置在顶上，周代盉流下移，置于肩腹部（图5），出现短直管流和兽首形曲流；商早期盉鋬又扁又宽，西周中晚期多兽首形鋬，春秋中期出现弓形提梁盉（图6），到了战国晚期，提梁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腹侧置内空曲柄。商代盉的腹部主要由三个深袋足组成，而周代盉的腹部则变化多样，有的呈罐形，有的呈鬲形，有的呈扁圆鼓形，有的呈扁圆球状，有的呈甗形。特别是西周晚期，周人彻底摆脱商人遗风，创造出现新的铜盉器形——扁圆鼓形盉，造型独特，制作精美。　　

图3 商代饕餮纹盉

图4 西周中期风纹方盉

图5 西周早期来父盉

图6 夔龙纹铜虎把提梁铜盉

盉作为器名并不见于先秦文献，而是出现于青铜器的铭文。商代青铜盉无专名，共名也仅有“彝”“宝尊彝”两种。自西周早期开始出现“盉”、“宝盉”、 “旅盉”等专有名称，但是数量并不多。到了西周中晚期，出现专名的铜盉数量增多，多为“宝尊盉”“宝盉”“旅盉”等。西周中晚期，有些青铜器自名为“鎣”，但形制是盉，如鱼伯鎣（图7）、伯百父鎣等。所以，鎣是盉的一个异称，是盉的派生物。随着盉与盘形成水器组合，个别盉还自称为盘，或者盘盉连称。如裘卫盉，铭文中自称宝盘（图8）；王盉，铭文中自称宝盘盉。春秋时期有一种提梁盉，近代学者称之为鐎，实自名为盉。如上海博物馆藏春成侯盉（图9）。

图7 鱼伯鎣

图8 裘卫盉

图9 春成侯盉

关于盉的功用，我们认为经历了一个从酒器到水器，再回归酒器这样一个过程。正如张懋镕先生指出“在某一时期，某一类铜器以某一种功能为主，而进入另一个时期，它又以另一种功能为主，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功能转化的一种表现”^[2]。

夏亡后，商人对铜盉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在商末周初，铜盉多与爵、斝、罍、觚等形成酒器组合，是商人重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盉，调味也。从皿，禾声”，很形象地说明了专用于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物。王国维先生指出盉“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3]。郭宝钧先生指出“盉是古时和酒温酒的器。有腹用盛，有口用受，有喙用注，有鋬用执，有足用立，且备受火，其形合其用”^[4]。因此，在商代，盉是酒器组合中的一员，既是调酒器，也是温酒器。

进入西周后，由于周初禁酒的政治影响力，酒器逐渐减少，酒器在礼器组合中地位下降，食器、水器数量增多，于是盉的功能发生了变化，由酒器开始向水器转化。马承源先生认为“从盘盉的组合来看， 盉主要是盛水的，它与酒器组合，用水以调和酒，它与盘相组合，起盥沐作用^[5]。”考古资料也已证明，在西周中期，盉与盘有的出土位置相邻，有的纹饰相近，有的铭文内容、字体风格相同， 这种迹象表明盉、盘已经形成稳定的组合关系。

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之前流行的铜盉形制几乎不见，开始出现新型式的提梁盉（亦称鐎盉）、甗形盉。从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关系来看，水器组合以盘、匜为主，酒器组合以壶、盉为主。可见，盉被匜取代之后，又恢复了最初的酒器功能。

随着礼制的衰落，青铜盉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西周中期以后，铜匜逐渐取代铜盉，与盘形成固定水器组合。于是，盉在盘、盉组合中地位开始下降，有时盘、盉作为组合已沦为明器。战国晚期，青铜盉由礼器变为实用器，整体高度较矮，形制单一，纹饰简陋甚至素面，铭文基本不见，各个方面都表明青铜盉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但是并没有消亡，秦汉时期仍在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