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七璜联珠组玉佩

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考古人员在三门峡市上村岭一带先后进行了四次钻探和两次大规模发掘，出土文物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质量之好、制作之精、为西周考古中所罕见。据考证其中M2001号墓的墓主人为虢国君主“虢季”，随葬各类器物约五千二百九十三件，其中玉器九百六十七件（颗）。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挂在墓主人胸前的这件大型的七璜联珠组玉佩，整组玉佩结构复杂、组合规整、饰纹精湛，让人赞叹不已，使人不难想像墓主人生前佩戴时的轩昂气度和雍容仪态，也是虢国君主虢季身份地位的标志和象征。

这件七璜联珠组玉佩由七件大小递增的玉璜由上到下，由小到大依次递增，各璜之间以左右对称的双排两行玛瑙与琉璃串珠连缀而成。其上与一组以长方形或长条圆形玉管间以双行玛瑙珠组成的项饰相联，挂于颈上，而达于腹下。七件玉璜的纹饰以形态各异的龙纹或人龙合雕体纹为主，这组玉佩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周代组玉佩中形制与联缀方式最为规范完备的一组。

七璜联珠组玉佩的上部，由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十八件玉管与分别两行十二组的一百零三颗红玛瑙珠相间串联而成。其中有十四件玉管两两并排地分别串联于两行玛瑙珠之间，另有四件玉管则呈单行串联其间，后者显然是为避免两行串珠相分离而起约束作用的。人龙合纹佩位于墓主人颈后中部，为总贯项饰的枢钮。此项饰展开时总长度约52厘米。人龙合纹佩为青玉，全部受沁呈灰白色。正面上鼓，背面略凹，中部有一圆形穿孔。正面饰连体双首龙纹，龙首分别朝向两端，其中一端龙纹有弯曲桃形耳，椭圆形眼，长鼻高扬，獠牙末端饰一人首形，另一端的龙首长角上卷，椭圆形眼，长卷鼻。七璜联珠组玉佩下部，由七件自上而下大小依次递增的玉璜与纵向排列成双排四行相互对称的二十件红色圆形玛瑙管、一百一十七颗红色玛瑙管形珠、一百零八颗浅蓝色菱形料珠相间串联而成，共计二百五十二件颗。出土时摆放得有条不紊，有些玛瑙珠孔内仍残留红色线痕，少数玉璜的局部因被其他玉器叠压尚保持原有的晶莹温润的色泽。其中二十件玛瑙管分为十组，每两件为一组。玛瑙珠分为十六组，大多数是以十至十三颗为一组，少数也有二颗或四颗为一组，均分作并排的两行。料珠分为十八组，均以六颗为一组，亦等分为并排的两行。这组佩饰以青白色玉璜为主体，复以红、蓝二色珠、管点缀其间，真可谓璀璨夺目，华丽无比。

从组玉佩的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磋、琢、磨等玉器的加工技术，器物表面抛光整修，柔润细腻，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钻孔方法有单面钻与双面钻两种，也就是说当时的虢国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琢玉工具。

《礼记》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苍玉，世子佩瑜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等。可见当时的贵族，用佩饰玉来标榜自己的圣洁仁德，将自己对理想道德最高境界的追求，比附玉之精美坚洁，将高尚人格的砥砺（dǐ lì）修行，寓之于美玉之琢磨精雕。因此，佩玉成为君子规范道德、约束行为的标志。

西周时期，组玉佩饰开始兴盛，一般来说，中小型组玉佩大多为周代人审美的装饰品，而大型的多璜、结构匹配繁复的组玉佩不仅有引人注目的装饰功能，而且是贵族们表示身份地位及权势的象征。尽管这种大型多璜组玉佩戴起来并不轻松，但贵族们还是趋之若鹜。其原因就在于贵族们佩戴组玉佩饰后，看上去华美无比，而且走起路来玉佩轻轻撞击，声音很好听。《汉书》载：“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师古曰：‘玉佩上有双衡，下有双璜，琚瑀以杂之，冲牙蚍（pí）珠以纳其间。右徵角而左宫羽，进则掩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焉。是为行步之节度也。璜音黄。琚音居。瑀音禹。蚍音步千反。’” 《礼记•经解》：“行步则有环骊之声”。同时，这与当时贵族所标榜的步态也有关，身份愈高，步子愈小，走得愈慢，愈显得气派出众，风度俨然。履之徐缓正表现出身份之矜庄，而戴上长长的组玉佩则不便急行，又和这一要求相适应。

古代统治者对美玉的占有享用，赋予了玉器强烈的政治色彩，并随社会发展而逐步升级。到了西周，统治阶级为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统治而大力强化宗法礼制，将用玉等级化、礼仪化，成为西周佩玉文化的特色。西周佩玉的数量之递增，形式之繁复，常表现出其主人的等级、特权甚至某些道德观念。其玉璜的层数，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即“天子九璜、诸侯七璜、大夫五璜。”从虢国墓地的发掘来看，出土多璜组玉佩的墓地，目前只有两座国君墓和一座国君夫人墓，而且从其质量到数量都清楚地表明了佩玉的等级规则。即使贵如太子，也不得享此殊荣。国君墓出土的玉组佩均为七璜组佩，而国君夫人墓出土的一套组佩只有五璜（图一），七璜组佩串联的复杂与精美的程度，均胜过国君夫人随葬组玉佩。

图一国君夫人墓出土的五璜组玉佩

此外，西周时的“礼”之本义还在于“和”。如《逸舟书•度训解》：众非和不聚，和非中不立，众中非礼不慎，礼非乐部履。组佩中众多饰件之间的有机结合，也是这种“和”、“中和”思想的体现。

总之，西周社会对礼制的严格规定，不仅在礼玉的使用上有很明显的体现，而且在佩玉的组合、色彩以及穿系的组带上都有等级之别。这反映出各诸侯国的用玉制度已经在周文化传播下趋向统一和制式化，特别是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心区，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和典型。七璜联珠组玉佩代表着西周贵族的佩玉风格，是西周时期玉佩的典型的代表，充分反映西周时期的佩玉制度。

组玉佩起源悠久，历代传承，从新石器开始一直绵延至明代。一般由两种以上的玉器组成，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应该是璜和珩，它们构成了组玉佩的基本结构，此外，还有冲牙、琚、瑀（yǔ）、蠙（bīn）珠等组成部分，负责穿系和点缀。《毛诗•郑风•女曰鸡鸣》中最早记载了组玉佩的组合方式：“知子之来，杂佩以赠之”。《毛传》亦云：“杂佩者，珩、璜、琚、冲牙之类”。

在古老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开始用玉石串起来作为装饰。如1958年，江苏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出土的一组玉串饰（图二），由二十四件玉管和三件玉璜组合而成，套于墓主的颈部，垂于胸前。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22号墓发现的玉串饰（图三），是由十二颗玉管串成，玉璜为坠，上饰由神人纹组成的神徽图案。这时期玉串饰的特征是以璜充当一串饰的主体，被串联在佩饰中部的显著位置上。这些玉串饰挂在颈部，垂于胸前，成为统治者地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图二江苏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出土玉串饰

图三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22号墓出土玉串饰

这一时期的玉器，在商、周得到继承发展，并逐渐开始礼制化。

到了周代，玉器的种类越来越多，其用途也越来越明确，形成了用玉制度。除了前文提到的三门峡虢国墓外，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墓地、陕西扶风强家1号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洛阳金村墓地、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晋侯墓地、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墓地、湖北随县曾乙侯墓地等都曾出土过组玉佩。

以陕西扶风强家1号墓和山西天马—曲村北晋墓地为例。1981年，陕西省扶风县强家1号墓出土了一组长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的玉佩（图四）。该组玉佩由淡黄、淡绿、白三色玉璜、玉管、玉兽面和红、黄玛瑙等三百九十六件组成。其中，各种玉佩饰二十八件，玛瑙管珠三百二十八件，料珠管四十件，它们巧妙结合，绚丽多彩，是十分华贵的装饰珍品。上系于人颈部，下可垂至胸腹。1992年发掘的山西天马—曲村北晋侯墓地是晋国宗庙所在地，其中63号墓是春秋初年晋文侯夫人之墓，该墓出土的组玉佩（图五）由四十七件玉璜及玛瑙和玉珠等连缀，佩挂于颈上，末端长达膝下。

图四陕西扶风强家1号墓出土组玉佩

图五山西天马—曲村北晋侯墓地出土组玉佩

通过周代出土的大量组玉佩，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大多是由多件玉璜及玉管、玉珠组合而成，不仅有装饰的功能，同时还是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这是西周时期用玉礼制化的一种表现，同时也为研究西周晚期佩玉制度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自春秋晚期起，组玉佩的形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时期组玉佩以玉环（璧）、玉璜、玉珠为主体构成，其顶端以一枚玉环（或玉璧）为契领，下分两行或多行，末端以一龙形璜串缀而成，它不再仅仅是颈部的装饰物，而成为墓主的腰腹部至膝部的装饰品。如，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墓战国楚墓出土的十件彩绘木俑身上所绘组玉佩，都是以璜、珠、彩环为主，上下串联，从腰间垂下。广州南越王墓时代虽晚至汉初，但仍保留东周遗风，南越王墓出土组玉佩十一套，南越王的这一套最为华丽。它共由玉、金、玻璃等五种不同质料的三十二个饰件组成，以双凤涡纹璧、透雕龙凤涡效璧、犀形璜、双龙蒲纹璜四件玉饰自上而下作为主件，中间配以四个玉人、五粒玉珠、四粒玻璃珠、两粒煤精珠、十粒金珠等，玉套环居于最末端，形成一套大小有别、轻重有序、色彩斑斓的华贵佩饰。而且由于春秋时礼崩乐坏，用玉制度已不再被上层社会所垄断，用玉开始成为普遍的习俗，不再为贵族所专有，在下层民众中也广为流行。

东汉时期用玉制度逐渐完备，作为礼仪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组玉佩再次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东汉明帝依据古制，对失传已久的大佩制度重新考订，颁行天下。“至孝明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璜，皆以白玉。”其排列方式为“佩玉，上有葱衡，下有双璜冲牙，珠以纳其间。”河北定县43号中山穆王刘畅之墓出土的组玉佩有珩、璜、冲牙、环等佩饰构成，除珩外，其他均成对排列。这套组玉佩可以说是汉明帝所创佩玉制度的真实写照。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佩玉制度再次失传。曹操统一北方后，开始建立典章礼仪制度，命侍中王粲依古礼制定佩玉制度。王粲创制的组玉佩制度基本上恢复了汉明帝时期玉佩的组合形式，成为魏晋至隋唐时期广为流行的玉佩式样。如组玉佩一般由两珩、两璜、一冲牙及玉珠组成；两件玉珩一般上下排列，上珩有四孔，下垂三列。下珩置于双璜之间。玉冲在组玉佩中形体最大，目的是从上珩两端通过双璜垂下的玉珠落到玉冲之上，互相撞击产生悦耳声音；佩戴方式一般位于腰部以下，佩挂于革带上，悬垂于身体一侧。

从考古资料分析，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的组玉佩可以证实佩玉制度的复兴。这组玉佩的整体结构由两件珩、两件璜、一件玉冲、两件珠组成。组玉佩构件分成上中下三排，顶端是一件玉珩，起到提梁的作用。玉珩造型设计成四孔蝙蝠形，其下垂三列。中间为一件玉珩，造型同样是蝙蝠形，下端为一件梯形的玉冲。顶端玉珩两旁各系一件侧立的玉璜，玉璜上端有一个穿孔，下端有两个穿孔。每件玉璜下各垂一玉珠。行动起来玉珠撞击玉冲，可发出清脆的声音。从这组玉佩的结构设计上看，这一时期的组玉佩造型与组合上，都与前朝出现了差异。与周王朝与汉王朝相比，王粲设计的组玉佩结构做了调整，简化了许多，构思也精巧简单。色彩搭配也不似周王朝的组玉佩艳丽，玉佩上雕纹饰者很少，多为光素无纹，而汉王朝的组玉佩上多琢刻有精美的纹饰。

到了明朝初年，统治者革除胡风胡俗，举凡政治、社会、风俗、制度皆以古制及唐宋之制为参考。组玉佩的规格在《明史•舆服志》中有详细记载：“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饰云龙文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行则冲牙、二滴与璜相触有声”。这时期组玉佩开始成对出现，装饰于革带上；一般由珩一、瑀一、琚二、玉花一、璜二、玉滴二、冲牙一及玉珠组成；自珩而下分系五组，穿以玉珠，末端中央系以冲牙，侧之为玉滴，最侧为玉璜，行动时冲牙、玉滴、玉璜相触有声。这一时期组玉佩仍为腰部以下的装饰物。

湖北省钟祥市明代梁庄王墓出土的梁庄王生前佩戴的玉钩描金龙纹佩（图六），即是该种规格玉佩的典型代表。这对玉佩复原后长度约80厘米，由玉钩一、珩一、琚二、璜二、玉滴二、冲牙一、玉珠四百一十二颗共四百二十三件玉饰组成。顶部有一曲首形玉钩，下部有两孔与玉珩顶部两孔相穿系，玉珩下系五组；中间三组穿过长方形，旁边两组各穿一琚，五组共同穿过下垂的玉花；玉花下仍分五组，中间一组垂挂冲牙，两边各垂挂一玉滴，最旁边两组各垂挂一玉璜。这对玉佩分别垂挂于梁庄王腰部两侧。至清代以后，随着大规模的改装易服，组玉佩制度遂废而不行。

图六明代梁庄王墓出土的玉钩描金龙纹佩

新疆和田玉与中国古代文化

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所出玉器（包括七璜联珠组玉佩）均属于软玉，分为青玉、青白玉、碧玉等，产地主要是新疆和阗，也有少量的岫岩玉。有的玉质较粗，有的则晶莹润泽，半透明或微透明。由于受墓内填域积水长期的沁蚀，有许多本来是半透明或微透明的玉器上出现大片的斑块与斑点，且呈土黄色或灰白色。何以证明三门峡虢国墓地所出玉器产自新疆和阗？

《山海经•卷二》有“黄帝取叁（音密，密尔岱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南山）之阳”或“西王母居玉山”。《穆天子•卷二》中“辛卯，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癸己，至于群玉之山……天子于是功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载玉万只气“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艺文类聚八十三卷》引《十洲记》曰：“周穆王时期，西胡（西域的少数民族）献玉杯，是百玉之精，明夜照夕”。《竹叶亭杂记》“和阗产玉之地有五”。《汉书•西域传》云“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窴”。《山海经》云“河出昆仑东北隅”。郭璞云“河出昆仑，潜行地下，至葱岭山于窴国，复分流岐出，合而东注泑泽，已而复行积石，为中国河”。泑泽即盐泽也，一名蒲昌海。《西域传》云“一出于阗南山下”，与郭璞注《山海经》不同。《广志》云“蒲昌海在蒲类海东”也。多玉石，河注中国。 “于阗之西，水皆西流，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原出焉。苏林曰：‘即中国河也。’多玉石。师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

从现代地质学方面来看，昆仑山确实产玉。昆仑山是东西延伸的大山脉，其北边山麓一带，为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即现今的莎车、叶城、柯平、和阗、于田、民丰、且末和若羌等地，均产有玉石。玉石产于华力西期的中酸性岩与前寒武纪的镁质碳酸盐岩的接触带，故形成了以含透闪石为主的矿物。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有玉石，在古代被人们认识也就不足为奇。据陈性《玉纪》载：“玉多产西方，惟西北随之和阗、叶尔羌所出为最，其玉体如凝脂，精光内蕴，质厚温润，脉理坚密，声音洪亮，产水底者名子儿玉，为上；产山上者名宝盖玉，次之。”这一记述不仅指明了玉石的产地，而且还说明了玉石的成因类型。现位于莎车县西南叶尔羌的塔什库尔干，是昆仑山北麓西部出产原生软玉的主要产区，所产玉石以青玉为主。其它矿点还产白玉、青玉、青白玉、碧玉、墨玉。总之，和阗玉呈白色、青白色、青色、黄绿色、灰绿色、黑色等，具玻璃光泽或蜡状光泽，半透明至微透明，少数透明，质地致密、细腻、坚韧、光洁。这与三门峡虢国墓地所出玉器的玉质刚好吻合。在中国古书中，西域各国向皇帝进贡的玉石记载很多。周穆王西游时用车运玉石，这足以说明当时产玉有一定的数量与规模。

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玉器北有红山文化，南有良诸文化、含山文化等，经研究其玉质大部分为透闪石——阳起石类软玉，但与新疆和阗玉成分、结构明显不同，其玉料的来源可能为本地。关于中国属透闪石——阳起石一类玉料，最近几十年，又在新疆以外的地区发现了近似的玉矿。在《逸周书•世俘解》中“商王封取天智玉淡五，环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这个数字并不可信，但可以说明在商代晚期用玉的广泛程度了，表明和阗玉在殷商时期输入中原已非孤例。西周玉器出土的范围更广，数量也丰富。其中软玉制品较多，并且绝大部分材料来自新疆，这一点得到众多专家学的认同。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新疆和阗玉在周代以前已传入内地是客观存在的。长期以来在西方一直流传着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139—126BC）后，以和阗玉为代表的昆仑软玉才传入内地，但以上事实和记载应说明，昆仑玉传入内地远早于张骞通西域之时。人们是怎样从新疆将玉石运到中原来的？这要从当时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塞人、羌人，以及月氏人和匈奴人与新疆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中找到答案。在商代、西周时代、春秋时代，羌人就与中原地区发生了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联系。塞人、羌人、月氏人和匈奴人都是活动在新疆昆仑山到河西走廊一带的游牧民族，也很可能就是古代的昆仑部落的成员，他们在玉石的开采、识别、交流中一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量事实说明在西周时期，新疆的和阗玉已被运入内地。三门峡虢国作为西周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姬姓诸侯封国，世代为巩固周王室统治与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周代有着显赫的地位。西周是一个礼制化的时代，周礼用“吉、凶、宾、军、嘉”五礼来概括。在这些礼仪活动中，无处不见用玉的痕迹。玉器作为载礼的媒体，虢国又处于这么重要的地位，理应选择优质的和阗玉来制作在当时的生活和政治中起重要作用的玉器。虢国墓地的玉质经初步鉴定大部分也具有与和阗玉相似的特征，这些可以说明虢国墓地大部分软玉来源于新疆的可能性最大。

每周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