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青铜神兽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家兴建丹江口水库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过程中，揭开淅川下寺楚墓群发掘的序幕。1989年10月，距下寺墓群北约仅400米的和尚岭，发现古墓群被盗现象。翌年，考古工作者又对和尚岭墓地及其北部3公里的徐家岭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1990～1991年，考古人员按照对这些墓葬的发掘顺序，从1号墓到10号墓进行编号。9号墓（图一）位于墓地中间，且形制最大，从残存的随葬品和附属的车马坑来看，该墓等级最高，应是这个墓群的主墓^[1]。徐家岭9号墓虽经被盗，但仍出土有2072件文物。在9号墓中发现了该青铜神兽，此种青铜神兽共出土一对，现分别藏于河南博物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两件神兽大小、造型、纹饰基本相同，但龙首外扭的方向相反，且河南博物院所藏神兽的后腿上部有方形插座。

图一河南省淅川县徐家岭9号墓发掘现场

该青铜神兽（图二、图三）龙头、兽身。龙张口吐舌，獠牙交错，双目圆瞪，两颌各饰一朵柿蒂形花。龙首上以六条蜿蜒纠绕的小龙构成兽角。其脊背上有一方形孔，内插带方座的曲尺形支架，架上立一只奔兽，奔兽为龙首、双角、长颈、卷尾，口中衔一条曲体吐舌的小龙的尾部，两后爪后蹬于神兽颈之上部。神兽的后腿上部立一个镂空的方形插座。其最上部的龙角上有一穿孔，腹的下部有一半圆形钮。通体镶嵌绿松石，图案有龙、凤鸟、云纹、涡纹等，精美华贵。（图四）

图二河南博物院藏青铜神兽线描图

图三河南博物院藏青铜神兽头部

图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青铜神兽及线描图

这件青铜神兽由多个部件组成，可进行拆装，且部件之间对接紧密。（图五）其铸造工艺水平之高，可谓既集先秦传统铸造工艺之大成，而又独具一格。神兽的铸造除一部分工艺受中原青铜铸造工艺的影响外，有的则是新的发明和创造，显示了楚文化在形成过程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改造、升华，具有兼容并蓄、博大精深之丰采。器身采用商周以来我国中原青铜文化外范与内模合范后一次浇铸成完整器形的方法——浑铸法（范铸法）的优秀传统。器表采用的嵌绿松石工艺，亦是对中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青铜神兽用绿松石镶嵌龙、凤等图案后所形成的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令人赏心悦目。而神兽头上蟠绕的小龙等，是春秋中后期楚国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失蜡法的创新与应用，使神兽的造型风格华丽灵动，有着与同期中原器物完全不同的美感，呈现出无法比拟、独放异彩的特点，成为一个历史时代青铜器的杰出代表。

图五河南博物院藏青铜神兽分体

青铜神兽，制作精工，创意新奇，不仅传递出生机勃勃的力量，且给人以富丽华美的极富抽象形式意味的美感，是青铜器中的上乘之作，显示了楚人浪漫丰富的想象力和逼真鲜活的生命力，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和美学鉴赏价值，反映了青铜铸造手工业的惊人成就及古代匠师的非凡艺术才能。

一个时代的艺术品所反映出来的审美情趣与审美倾向，与该时代的人文经典中所表述的审美风尚，存在着一定联系。青铜神兽，出土于春秋晚期的楚国贵族墓葬。这件凝聚着楚人浪漫与智慧的杰出作品，与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是对楚地独特的人文精神和创造性艺术思维的有力诠释。

楚立国周初，植根南国，汇融夷夏。关于楚国之始创，学界多倾向于西周初年成王封熊绎于楚蛮，为楚子，居丹阳（今河南淅川）。而熊绎的曾祖父鬻熊，早在商代末年的政治危机中就投附周文王，与周人建立了最初的政治联系。至春秋楚庄王时，楚国国力日盛，拓地千里，问鼎中原。春秋战国之际，楚以席卷之势，灭汉淮间小国四十有二，现今河南的南部地区基本被纳入楚国版图。战国初年，秦将白起攻楚拔郢，楚顷襄王流亡于城阳（今河南信阳楚王城），继而退至陈城（今河南淮阳），国势日衰。在中原南部地区河南境内的信阳、淮阳等地，留下了楚人东渐的足迹。楚民族长期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既是楚国在政治、军事上结“蛮夷”文化与中原文化为一体的进程，也是在文化上熔“蛮夷”文化与中原文化于一炉的进程。随着楚国考古取得的众多成就，以考古学遗存观察楚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及衰微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楚文化分布的主要地域，在今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省。河南是楚族文化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尤其是淅川南部的丹江、淅水交汇一带，是学界普遍认可的楚都“丹阳”所在之地。受惠于这片文化沃壤浸润的楚人所留下的遗迹、遗物，皆寄寓匠师、主人之性情、追求、品性、爱好，诠释出古代文人精神境界的清高、淡雅之情，蕴含着生活哲学、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这里发现的楚人铸就的青铜器不仅镌刻着时代风云的变幻，而且浓缩了楚人的智慧。

在素有“青铜时代之称”的夏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的礼乐器更值得重视，“当时的风俗好尚、意识形态、工艺水平、文化进程均蕴蓄其中”。楚在立国之初，地处偏僻，势弱位卑。到了西周晚期，国势渐强，楚人开始与周人分庭抗礼。所以，在西周晚期以前，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以河南安阳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晚期，人们认为是冥冥之中的天帝和祖先的灵魂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于是贵族统治者便通过祭祀、占卜等形式，与神鬼沟通。《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从殷墟甲骨卜辞中亦可知，商王敬祖尚神，大小事皆要请示祖先神祗的意志。“尊神重鬼”是商代神权统治下的重要特点，也是商代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思想纽带。西周时期，中原的周王统治集团对“大邑商”灭亡的教训进行总结，认识到“天命靡常”，更重视“聿修厥德”，对主宰殷商时期数百年的“天命神权”思想进行修正、改造，总结出一套“明德慎刑”、“敬天保民”的理论，以德治国便成了周代政治的正统思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孔孟之道的兴起与发展，德治思想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时代的人文精神同时也影响着文化艺术的创作，整体上看，商代的青铜器从形制到纹样，向人们传递出一种神秘、庄严、恐怖的力量。西周时期，随着崇德思想的兴起，理性的、现实的观念日益滋长，青铜器皿也失去了神圣的光圈和威慑力量。

楚人师承夷夏，推陈出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当西周时期的中原地区以“礼”、“德”治理天下，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政治理念时，楚人仍保留着把自己的先祖作为天与地、神与人媒介的传统，因此他们的精神文化就比中原的精神文化带有较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气息、神秘意味，并注重在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浪漫性。诸多文献记载，以“蛮夷”自称的楚人，直至战国时期，仍信鬼好巫，以歌舞娱神，巫觋之风炽盛。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生活于巫教盛行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根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或加工而成了《九歌》，而且其创作的《招魂》作品，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给人以神秘的感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作为楚文化重要物质载体之一的楚国青铜器，从西周晚期开始，显露出楚文化特有的风采。到春秋早期，楚国青铜器在器物组合、造型及铭文书法风格等方面，已经摆脱周式青铜器传统的束缚，与中原周王室青铜器颇有差别，新的楚式铜器，如束腰平底的升鼎、小口带盖的罐形鼎等开始出现。并且器物的形制，也充满了巫风弥漫中蕴就的瑰丽想象，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河南博物院所藏的这件青铜神兽奇诡的造型，是楚地浓厚巫风留存在青铜器上的远古信息，实用与唯美、青铜的沉重与线条的飞扬、充满幻想的动物形象与灵动飘逸的南土旋律，在创造中融为一体。

河南博物院藏的这件青铜神兽以龙形象为要素，造型曲中有直，装饰题材富于幻想，这种奇幻而华丽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春秋战国时期楚人青铜器、漆木器、丝织品等不同质地的遗物中，可见一斑。与青铜神兽时代相近，出土于淅川下寺楚墓中的“王子午升鼎”（图六）、云纹铜禁（图七），在器物的主题部件上均攀附有极具动感的透雕夔龙。楚人沉浸在以“巫术文化”为主导的属于原始宗教的狂热的自然崇拜中，即把自然万物都看作神，故其图腾崇拜具有多样性。楚人“崇龙尊凤”，除龙外，凤、鹿、鹤等珍禽异兽也是他们刻画的题材。由于河南信阳、湖北、湖南特殊的地质条件等，使得这一带战国时期的漆木器、丝织品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漆木质地的龙、凤、鹿、鹤等，或飞、或卧、或立，姿态各异，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丝织品上的龙飞凤舞、龙蛇蜿蜒等各种动物的生动图案，一方面体现了楚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寄托了当时楚人借这些神灵实现升天成仙的愿望。（图八、图九）

图六河南省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王子午升鼎

图七河南省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云纹铜禁

图八湖北省九连墩战国古墓群2号墓出土的漆木卧鹿

图九湖北省九连墩战国古墓群1号墓出土的漆木龙座飞凤

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战国人物驭龙帛画（图十），画面表现的是一佩剑男子（即巫师）侧身驭龙，上方的华盖、人物颌下的系带都随风飘荡，烘托出巫师凌虚遨游的快感。

图十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战国人物驭龙帛画

1949年，湖南省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的龙凤引魂升仙帛画（图十一），画中描写一端庄高髻的妇女双手合掌，侧身而立。妇女的上方画一只展翅飞舞的凤和一条蜿蜒向上升腾的龙。

图十一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龙凤引魂升仙帛画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龙的起源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中，不仅有龙不同形象的具体描述，而且有许多历史人物“乘龙”的记载，如“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曰：龙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据有关专家考证，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那么，在原始社会时期的先民心目中，龙到底是什么形象呢？考古发掘材料表明，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龙形象，是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辽宁查海遗址中的一条长约19.7米用红褐色石块堆砌、摆放的龙。（图十二）辽河流域是我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这里还发现了距今66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时期的C形、猪形等不同形态的玉龙。在中原的黄河流域，最为典型的龙之形象是河南省濮阳西水坡的一处距今65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墓葬一具用蚌壳摆塑的“龙”图案。长江流域发现的最早的龙形象是黄梅焦墩卵石摆塑龙，距今约6000～5000年。龙全长7米，侧面全身，头东尾西，鹿头、鱼尾、蛇身、兽爪。龙首高昂，扬角张口，腹下四足，背部有鳍，尾端上卷，宛作腾飞状。这些重要发现不仅为我们了解龙在原始先民心目中的形象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而且为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多元化提供了重要佐证。

图十二辽宁省查海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

夏王朝“定鼎中原”。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公认的夏代都城遗址。2002年，在该遗址一座高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一件距今3700年前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图十三）这条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证明了夏人崇龙的历史事实。自此，龙一再被历代统治者神化，最终成为华夏民族共同崇拜的图腾。商周时期，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人们把龙作为青铜礼器上的纹饰、附件，并且以龙为题材制作了形制各异的龙形玉佩，不胜枚举。观察以河南、陕西、山西等地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商周时期青铜器、玉器上的龙之形态，多具规整厚重之感^[2]，这与中原作为夏、商、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严格的礼制有关。然而，进入春秋时期，天子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尤其是如前所述，楚地独特的人文精神，造就了无拘无束、个性张扬的艺术风格。楚文化漆木器、丝织品、玉器、青铜器中的龙奔腾飞扬，充满着想象力及浪漫主义的情怀。

图十三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龙形器

河南博物院藏的这件高48厘米的青铜神兽，不仅头作龙形，角、背部插件等以多条小龙装饰，且器身用绿松石镶嵌各种龙凤纹等。（图十四）楚人对龙的喜爱与崇尚，都集中于此。楚人好龙，楚地“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的故事流传至今。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作品中，提到龙的辞句多达20余处。其《离骚》中的“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真切表达了楚人渴望驾蜿龙以周游八极的心灵自由之美好境界，这表明一方面龙作为一种主要的装饰题材受到楚国贵族阶层的崇拜，另一方面楚人对龙有着更为奇幻的想象。

图十四河南博物院藏青铜神兽背部龙、头部龙及颈部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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