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玉人首蛇身饰，玉器，春秋时期文物，一对，外径3.8厘米、厚0.2厘米，1983年河南省光山县宝相寺黄君孟墓出土。

   

1983年，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宝相寺发现一座古墓，文物考古人员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大批雕工精美的玉器随之现世。这批玉器以片状玉饰为多，该对造型独特的青玉人首蛇身饰即是其中之一。

这对青玉人首蛇身饰均呈扁平椭圆环状，大小薄厚相同，玉饰呈青黄色，人首与蜷曲蛇身构成环状。人首五官清晰，覆舟式头发，在头形边廓内勾勒一道复线，以突出五官，脑后长发后卷，大眼圆睁，翘嘴；蛇身雕刻龙纹。左侧玉饰正面人首部分为剔地阳刻，蛇身部分的雕刻工艺则与后世出现的减地平钑技法相近，背面全部为阴刻，蒜头鼻，具有男性形象。右侧的玉饰两面均为阴线刻，悬胆鼻，正面为“臣”字目，背面眼睛呈圆圈形，似为女性形象[1]。（图一、图二）

 

图一  青玉人首蛇身饰局部

图二  青玉人首蛇身饰右侧玉饰正反面线描图

这对青玉人首蛇身饰器形虽小，但造型独特，形态生动，雕琢细致入微，是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体现了古人的创作和制玉水平。青玉人首蛇身饰出土于春秋早期黄君孟墓中，为研究两周时代的服饰和玉雕工艺水平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黄君孟墓出土的这对青玉人首蛇身饰通过阳刻及阴刻的隐喻的艺术表现手法区分出男性与女性，因此，推断这对人首蛇身饰表现的人物应为“伏羲、女娲”形象。伏羲女娲形象的出现，表现出当时人们对于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与祈求，从而不难看出，远古生殖崇拜意识影响之深远。由于目前并未发现早于此件春秋时期器物的成对人首蛇身形象，因此，这对青玉人首蛇身饰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伏羲、女娲”实物形象。

伏羲、女娲是我国上古时期神话传说中的人类始祖。《风俗通》称：“女娲，伏希(羲)之妹。”传说他们是两个信奉龙蛇图腾的氏族部落首领，伏羲作八卦，并作绳而网罟，制嫁娶之礼仪；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置婚姻。后世幻化出他们的形象是人首蛇身。后则有伏羲、女娲兄妹成婚创造人类的传说，并出现了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双尾交合的多种图像。

作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对偶神，他们的成婚神话在生殖方面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山海经 大荒西经》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女娲被赋予了蛇的身躯，不仅是神话的神秘性，还因为蛇本身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殖力，是永恒生命的象征。伏羲、女娲形象的出现和流行就是中国上古时代蛇崇拜的变形，而关于伏羲和女娲的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这种崇拜意识的浓缩，[2]这种龙蛇图腾崇拜的图像，广泛流布于中华大地。

在我国，蛇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龙）而存在，被认为是人类的始祖神而备受崇拜。由于古代先民对于自身的繁衍有着极大的迷惑与不解，他们观察到了蛇的外形与男性生殖器相似，对自身繁衍的不解、生殖的崇拜、对毒蛇的惧怕，于是人们给蛇赋予了性的象征意义，从而逐渐形成“蛇——性”文化，发展成对蛇的一种敬畏和崇拜，并逐渐发展成为原始宗教的一种形式——图腾崇拜，并认为自己是蛇的后代、是蛇的部落，以求取蛇的庇佑。这种以蛇为图腾的上古原始部落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多，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神话中的蛇意象，折射出中国上古时代自然和社会的一种现象，而伏羲、女娲及其形象的出现就是这巨大变迁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人首蛇身的形象在《山海经》中有着多处记载，“自单狐之山至于提山，……其神皆人面蛇身”，“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首蛇身，尾交首上。”除了有单首蛇身神外，也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黄君孟墓的年代为春秋早期，而伏羲、女娲的文字记载目前一般认为可能要晚于这一年限，由此推断，在此之前华夏大地上就有了伏羲、女娲的故事传说。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青玉人首蛇身饰的问世，体现了人类对蛇或龙这种具有神秘色彩图腾的的崇拜。先人用玉器制作他们的形象，是藉以表达他们对二神造福人类的怀念和幸福生活的祈盼[3]。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伏羲和女娲的神话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通过历代的文化遗存得以体现。下面以一组不同朝代伏羲女娲形象为例，来看看他们形象的变迁以及各种表现形式所蕴含的文化因子与内涵。

安徽省宿县褚兰镇墓山孜出土的东汉时期伏羲女娲汉画像石[4]（图三），横100厘米，纵55厘米。伏羲女娲首尾颠倒，做腾蛇之状，伏羲戴进贤冠，女娲梳髻簪饰，皆着花边衣，束腰，广袖，围绕画面中心一朵盛开的生命之花,飘然飞舞，神态优美。

图三  安徽省宿县褚兰镇墓山孜出土的伏羲女娲汉画像石拓片

敦煌莫高窟285窟中的伏羲、女娲为西魏时所作。画面中，伏羲、女娲南北相对，均为人首蛇身，头束鬟髻，着交领大袖襦，肩披长巾，双袖飘举，奔腾活跃。周围天花飞旋、云气缭绕，烘托出神灵仙境氛围。伏羲一手持矩，一手持墨斗，胸前圆轮中画金乌，象征太阳；女娲单手握一交叉状物，胸前圆轮中画蟾蜍，象征月亮，围绕生命之树作飞舞状。

图四 敦煌莫高窟285窟壁画局部

吉林省通化市集安五盔坟的高句丽晚期（相当于北朝时期）壁画墓也绘有伏羲、女娲形象[5]（图五）。4号墓藻井东部绘伏羲，做飞舞状。伏羲浓眉、丹凤眼、高鼻、小嘴、留八字胡，面色红润；蛇身修长，上着青灰色开襟羽衣，下着蛇状羽裤；双手过顶，举一红边圆盘，上绘一三足鸟，象征太阳。4号墓藻井北部有女娲图，与伏羲对称，做飞舞状。女娲面孔白皙，黑发披肩，柳叶细眉，丹凤眼，樱桃小口；身着猩红的对襟羽衣，清绿短裙，白色羽状下摆，一双龙爪；双手过顶，举银白色圆盘，上绘蟾蜍，象征月亮。二者之间绘以墨为骨，填红黄蓝三原色的生命花树，伏羲、女娲环绕生命花树飞行。

图五  高句丽晚期壁画墓中的伏羲女娲形象

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人伏羲女娲图轴（图六），唐佚名作。绢本，设色。纵220厘米，横80.9-116.6厘米。画中男女二人，人首蛇身，上下相攀，下尾相交。女娲手中拿一叉状物 ，伏羲手中拿矩，下有月亮，上有太阳，周围群星环绕，绘画手法和赋彩上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但女子的丰颊垂耳又似佛教壁画中的菩萨，且人物脸部和手臂均有晕染，具有西域绘画特点。

图六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伏羲女娲图轴

通过对流传下来的人面蛇身的各式造型我们可以发现：伏羲女娲形象流传时间久远，流传区域广泛，各时期、各地的文化面貌和艺术特征都存在差异。

通过流传的伏羲女娲形象可以看出：其形象通常采用人首蛇身形象，并且其中一部分以男女独立的形象出现，隐喻阴阳；通过图案上绘制的太阳、月亮、生命之花的图案隐喻阴阳合和，表达了古人对于生命繁衍与轮回的朴素认识；部分伏羲女娲形象还手持道具，一般伏羲持矩，女娲拿叉状物。

在汉代造像中，伏羲女娲不仅出现的频率极高，并且造型别具一格，呈现出明显的程式化和对称型的特点。两者在整体画面中不仅位置对称，其肢体动作和身姿形态以及手臂动态，从构图上也是对称的，通常靠服饰、发式和面部特征分辨男女性。

汉魏之际，由于中原战乱频发，大批汉人迁移至辽东地区，盛行于中原的墓葬文化随之流传过去。高句丽的壁画墓中出现了中原墓葬绘画中的主题内容和装饰纹样，如伏羲女娲、东王公和西王母以及羽人、奇兽等形象。说明了中原地区信奉的神人形象已远传至高句丽[6]。从西魏时期莫高窟的壁画来看，伏羲、女娲手捧日月的形象也代表着一男一女阴阳的相合。隋唐时期，伏羲女娲崇拜在偏远的新疆吐鲁番地区屡见不鲜，如上世纪60年代前后，在阿斯塔那北区出土了高昌至唐西州时期伏羲女娲绢画，二神已具备了深目高鼻、卷发络腮、胡服对襟的“胡人”形象特征，这些图大多出现在夫妻合葬的墓穴中，一般用木钉钉在墓顶上，画面朝下，少数画则折叠包好放在死者身旁，象征祥瑞，表示夫妻和顺，至死不渝。

由此可见，各地伏羲、女娲的形象既有共同点，也有相异之处，各地对于伏羲、女娲神话的理解并不是单一的，伏羲、女娲神话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演变出了不同的形象，不同地域的人根据本地域习俗对伏羲、女娲神话有了地域化的色彩。因此，伏羲、女娲形象的存在与沿续充分反映出古代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并成为所处时代社会风尚的缩影。

黄君孟墓出土的青玉人首蛇身饰，作为目前可考证的最早的伏羲女娲形象，也饱含着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

在敦煌莫高窟285窟壁画和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伏羲女娲图轴中，伏羲与女娲手中各持物品，学术界一般认为是规与矩，您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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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故城及黄君孟夫妇合葬墓

黄国故城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城西约六公里的的隆古乡，其始建于周成王平定东夷之后。黄国是周代嬴姓诸侯国，公元前648年为楚所灭。是江淮诸小国中实力相对较强的国家，城内面积2.8平方公里。

黄国故城城址位于淮河南岸，小潢河之西，平面呈长方形。其城东墙1650米，西墙1550米，南墙1800米，北墙1720米，周长6720米。墙宽10－25米，基宽59米，残存高5－7米。可确认的城门遗迹有3处，其中西墙中门墙体加宽，且内凹呈“U”字形，应与春秋时期战争频繁，加强城门防御有关。城墙系夯土筑成，夯土中包含有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遗物。城墙四周有护城壕，东墙外的城壕遗迹尚清晰可辨，壕宽约36米，低于现地表一米许。2006年5月25日，黄国故城作为周朝古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黄君孟夫妇合葬墓位于河南省光山县城郊宝相寺北侧，墓主是春秋早期黄国君主黄君盂夫妇。黄君孟的夫人孟姬，姬姓，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之女，故死后陪葬的规格与国君相等，这也说明黄国在春秋前期与姬姓国的联姻关系。1983年4月发掘的黄君孟夫妇墓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上原有7.8米高的封土，墓坑长7.9—9.1米，宽12.2米，深4.2米。夫妇墓都是三重棺，即内椁，外椁和内棺。墓中出土青铜器、玉器、竹木漆器，丝织物近200件文物，其中鼎、豆、壶、盘、刀等36件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轻巧美观，大方实用，纹饰古朴，有云纹、涡纹、三角形纹、波纹、蝉纹，虎纹、虺(huǐ)纹等。黄君孟墓中的随葬器物70件，其中玉器54件；黄夫人的墓中随葬物169件，其中玉器131件。玉器不但多，而且非常精致美观，其中以佩玉为主，造型有人首、虎、鱼、蚕等形状，非常生动写实，还有兽面纹、窃曲纹等繁复古朴的玉器，十余件色彩艳丽的玛瑙串饰。这些精巧玲珑的玉器，可以使人看出古黄国具有极高的琢玉水平。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玉器185件，玉质良好，透明度亦佳，器形多片状，小而薄，因料施工，造型优美，个别立体圆雕如玉雕人头、玉雕兽头、玉鸳鸯等是不可多得的玉雕工艺品。墓中出土的6件紫色绣绢，是蚕丝纺织史上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竹排箫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竹质管乐器。

该墓的年代在公元前648年之前不久，墓内随葬礼器成为春秋中期考古的标准器。

注释：

[1] 周南泉．古玉器38-伏羲、女娲与人首蛇身玉器．1993．

[2] 范立舟.伏羲、女娲神话与中国古代蛇崇拜．烟台大学学报，2002(10)．

[3] 古玉艺术鉴赏．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4] 王步毅．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4）：515-549．

[5] 李殿福.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1）：121．

[6] 刘萱堂，刘迎九．集安高句丽古墓壁画的装饰特色、纹样演变及与汉文化的联系．北方文物，2006 (2):33-46．

王苏佳，女，华中科技大学汉语言文学硕士，现就职于河南博物院信息管理处，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