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8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割混乱局面，使人民生活相对安定，生产得到发展，并出现了新兴的商业城市，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随着北宋统治者“重文抑武”指导思想的深入，宋代文人日益活跃，整个社会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也逐渐发生变化。反映在制瓷业生产上，在宋代不仅城市中的茶肆、酒楼、饭店需要用精细的大量瓷器待客，而且当时的皇室、贵族和商贾不仅需要上等的生活用器，又要求具有观赏性的陈设品和收藏品。在多层次和多种不同用途需要下，宋代制瓷业在民窑生产大发展的同时，官府督造的专为皇室、官府烧瓷的官窑瓷器也出现并迅速壮大。总地来看，宋代瓷器在造型上强调的是表现自然韵味，追求富于变化感的自然美。在宋代瓷器各类器物造型中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就是各种瓶类器形。清劲、简洁、秀润、潇洒的宋代瓷瓶类造型之美，是其艺术形式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是其自然学与艺术的结合，亦是材料、形式美的共同结晶。宋代瓷瓶类器形具有的气魄不同于汉代陶瓷器形的野犷，但它的抒情俊秀、清新，也不同于明清瓷瓶的浓穆、华丽。宋代瓷瓶类器物主要是作为日常用具与陈设品而存在于生活之中，它的精神是通过它本身的体量，线型以及对材料运用处理和艺术表现手法而得到的。宋代瓷瓶类器形，通过局部比例尺度各不相同，而呈现出姿态的千变万化。宋梅瓶造型，形体偏高，在体量关系上，口部与瓶体明显简单，以短颈隐喻的过渡使上下两体量产生连续和秩序感。玉壶春瓶造型是由唐代寺院里的净水瓶演变而来。其造型上的独特之处是，瓶颈较细，颈部中央微微收束，颈部向下逐渐加宽过渡为杏圆状下垂腹，曲线变化圆缓。圈足相对较大，或内敛或外撇。它是一种以变化柔和的弧线为轮廓线的瓶类，是宋瓷中具有时代特征的一种典型器物。作为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的汝窑天蓝釉刻鹅颈瓶，虽然从整体形状与北宋较为流行的玉壶春瓶有相似之处，但鹅颈瓶与玉壶春瓶相比，上部开口与颈部比率相对缩小，瓶体变化的弧度比玉壶春瓶更为流畅自然，使得整体看起来更为典雅、庄重,有一种更为稳重和谐之美。宋代鹅颈瓶这种造型仅见于宋代汝窑、张公巷窑和杭州老虎洞官窑，数量也极少，更显得珍贵。（图2、图3）

图2 张公巷出土鹅颈瓶

图3 杭州老虎洞出土鹅颈瓶

北宋时期相信道教的皇帝较多，宋太祖、宋太宗等都和道士有过密切接触，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更是与道教关系密切，指使群臣上表，推尊道号，自称为“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宋徽宗对道教的尊崇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列祖列宗。他曾正经八百地研究过道教典籍，对《老子》极为推崇，认为《老子》一书“其辞简，其旨深，学者当默而深造之”。据《宋史·徽宗本纪》和《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大观二年（1108年）春三月，宋徽宗颁《金篆灵宝道场仪范》于天下。重和元年（1118年）秋八月，宋徽宗又“诏班御注《道德经》（又作《老子解》、《御解老子》、《御解道德真经》）”，在朝廷中大力推崇道教。政和年间，一班道士为阿谀宋徽宗，称他为“道君教主”，他欣然接受，还指使群臣给自己上了个尊号“教主道君皇帝”。由于皇帝的推波，上行下效，加上文人士大夫的推助。因此在宋代文化发展进程中，道家以静为依归，崇尚自然的理念影响着宋代文化的发展方向。而正是这种理念影响，使得宋代上层社会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也逐渐发生变化。体现在对瓷器釉色上，在宋徽宗时便以宫廷一直使用的定窑瓷器，因有“芒口”，（“芒口”陶瓷界通常解释是定窑采用覆烧的工艺缺陷，因瓷器口沿无釉，露出胎骨，工匠们一般会在上面镶上一圈金或银。）不方便使用，随命令改烧青瓷。而收藏家马未都在解释“芒口”则说，“芒”其实是指定窑白釉瓷器发出的光芒，宋徽宗常颂道教青词（青词，又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时上奏天神的表章，用朱砂写在青藤纸上），对幽静的青色情有独钟，看不惯定窑白瓷的耀眼光芒，才遂命大肆烧造青瓷，这也可能是汝窑青瓷替代定窑白瓷成为宫廷用器主要原因之一。

汝窑与汝州张公巷窑青瓷器。汝州张公巷窑是2000年发现的一处古代瓷窑遗址，位于汝州市区东南部，遗址中心区面积约3600平方米，全部被居民住房和城区道路所压。由于它出土了一种全新的青釉瓷器，釉色莹润，质量上乘，既与宝丰清凉寺汝窑产品有很多相之处，但在某些方面又有明显区别，遂引起中外古陶瓷研究人员高度重视。2000～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三次在汝州张公巷配合民房改建工程进行小范围的考古发掘，清理不同时期的灰坑79个，计有20个灰坑内出土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或素烧器。这三次发掘所揭示的地层堆积复杂，遗物种类繁多，从唐宋到金元，直至明清各个时期的文物标本都有出土，但只有类似汝窑的青釉瓷器，才是张公巷窑烧制的唯一产品。从整体上看，张公巷窑青瓷器既不属于临汝窑的豆青釉色，也有别于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天青釉色。釉色可分为卵青、淡青、灰青和青绿等。常见的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釉面玻璃质感强。胎骨有粉白、灰白、洁少量浅灰，胎质细腻坚实。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葵口折沿平底盘、盘口细颈瓶、椭圆裹足洗、四方平底盘、鹅颈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和器盖等10余种。其花口折腹圈足盘、葵口折沿平底盘、椭圆裹足洗和四方平底盘等则为汝窑所不见。带圈足的器物以平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器底有支钉痕的呈非常规整的小米粒状，支钉分别为三、四、五和六枚。从窑址中出土的大量素烧器残片看，张公巷生产的青釉瓷器与汝窑一样，都是先经过素烧，然后再施釉入窑二次烧成。张公巷出土的窑具以匣钵、垫饼、垫圈和支钉为主。匣钵有浅腹漏斗状、深腹漏斗状、浅腹筒状和深腹筒状四种。这些匣钵的外壁多涂有一层耐火泥，此种做法仅见于宝丰清凉寺汝窑，支钉多是单独制作后再捺接于圆形垫饼之上。因些出土时两者多相分离，但垫饼之上的圆形印痕清晰可见。汝州张公巷窑与宝丰清凉寺汝窑地域相近，南北相距约30公里，在北宋时同属汝州管辖。从两窑出土标本来看，两窑的制瓷风格相近，皆烧制青釉瓷器，产品比较单一，造型庄重大方，相当部分器类属陈设用瓷。器体胎釉润，釉呈乳浊半失透状，器表不注重装饰钉，大部分器物使用支钉支烧，支钉都较小。表明两窑有一定的承袭关系。但是两者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区别，具体表现在：首先，宝丰清凉寺汝窑青釉瓷器的釉色大多呈纯正的天青色，器物表面开片分为两种，一种为冰裂纹，另一种呈鱼鳞纹。张公巷窑青釉瓷器的釉色多浅淡，釉面玻璃质感较强，手触有光滑感。器物表面的开片较宝丰清凉寺汝窑瓷器细碎。其次，宝丰清凉寺汝窑瓷器的胎体呈香灰色。汝州张公巷窑瓷器的胎体较薄，胎色泛白，一般呈灰白色。第三，宝丰清凉寺汝窑瓷器中支烧的器物以外裹足为主，支钉细长如芝麻粒状。支钉数量除水仙盆为6枚外，其余均为3或5枚，支钉一般为单数。张公巷窑瓷器多为平直圆圈足，外裹足者较少，支钉呈圆形的小米粒状（图4），支钉数量有3、4、5、6枚，既有单数也有双数。第四，张公巷窑青釉瓷器中的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堆塑莲纹熏炉、盏托、套盒等器形，与宝丰清凉寺汝窑同类瓷器均有一定的差异；而花口折腹圈足盘、葵口折沿平底盘、椭圆形圈足盘、四方平底盘和敞口小壶等器形，则为宝丰清凉寺汝窑所不见^[1]。

图4 汝窑（左）与张公巷窑（右）支钉痕对比

在2004年5月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张公巷窑烧制的产品独特，制作讲究，古朴雅致，质量上乘，显然不是一般的民间用瓷，它的性质应属官窑，综合这些特点，当时任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汪庆正先生，副会长兼秘书长王丽英女士在研讨会上宣布，张公巷窑就是国内外陶瓷界潜心寻找半个多世纪的“北宋官窑”^[2]。专家研讨会初步确定汝州张公巷窑就是北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专为宫廷烧制御用青瓷的“北宋官窑”遗址。尽管这一结论至今仍也有不少专家存在质疑，但从目前的发掘资料来看，与宝丰清凉寺汝窑有许多相似之处，并有一定的承袭关系。

南宋时文献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及”^[3]。由于文献对汝窑窑址记载不详，传世品也很少，汝窑窑址在何处？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古陶瓷研究者。为解决陶瓷史上这一大悬案，按中国古代瓷窑址多以地为名的思路，从在二十世纪20年代开始，国内外考古专家及文物工作者开始在河南省临汝县（现在汝州市）境内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工作。据日本文献记载，1931年日本人大谷光瑞就曾委派日本西本愿寺驻汉口的布教师原田玄讷到临汝县诸窑址实地调查。原田玄讷在临汝县及附近窑址采集了一批瓷器残片，大部分为青釉器瓷，认定“汝窑就是北方青瓷”。1950年，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相结合进行古陶瓷研究的第一人，北京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专家陈万里开始调查汝窑窑址。陈万里先后到了临汝、宝丰和鲁山三县共9处窑址现场，最早发现了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他在1951年发表的《汝窑的我见》一文中，曾给予清凉寺窑址的青瓷产品以较高评价。认为宝丰清凉寺窑在为北宋宫廷烧造汝窑瓷器以前,已受唐代越窑青瓷的影响开始烧青釉瓷器,在接受为宫廷烧造青釉瓷器任务时,工匠已掌握较高的青瓷烧造工艺,这也就是汝窑青瓷水平在北宋最高的条件之一。同时在政和宣和期间烧造的官窑瓷器也是在先前为宫廷烧造汝瓷的技师主持下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汝瓷和官窑瓷器一脉相承的原因所在。1964年3月，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专家冯先铭等4人在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有关人员等陪同下，重点复查了严和店、大峪店两个窑区的11处瓷窑遗址，按照采集遗物划分为三处汝窑系遗址和8处钧窑系遗址。但是经过半个世纪努力，考古工作者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临汝县境内的各处古代窑场，却始终没有发现与传世汝窑相同的产品。虽没有找到汝窑具体窑址，根据所采集的标本，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调查报告中提出了“汝窑是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瓷器（即现在所称的汝窑，本文所提及的汝窑及汝窑器，也是特指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这一阶段），生产数量少，而质量精；一部分是为民间烧制的瓷器，现在称它为临汝窑，这是汝窑的主要部分，其烧造时间长，生产数量多，质量也比较好。解放前后对汝窑遗址进行过的几次调查，都是接触的后一部分”^[4]。1977年冯先铭等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再次对河南南部几处窑址进行调查，并在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窑址采集到1件天青釉瓷片。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这件天青釉瓷片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汝窑天青釉盘的测试数据基本一致。考古工作者开始把调查烧制宫廷用瓷的汝窑窑址的方向重点转向宝丰清凉寺一带。1986年，宝丰县清凉寺一位村民在挖红薯窖时，发现了一个完整的青釉汝窑洗（图5）。这件青釉汝窑洗的发现，引起了在原宝丰县清凉寺陶瓷厂从事陶瓷研究工作并一直也在关注汝窑窑址调查工作的王留献重视，并花钱买下了这个汝瓷洗。1986年，王留献将宝丰清凉发现的汝窑洗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西安年会上进行了展示。经众多与会专家鉴定，它应属为宫廷烧制的汝窑产品。根据这一线索，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专家汪庆正两次派有关人到宝丰清凉寺附近窑址调查，这两位专家在清凉寺附近捡了许多汝窑瓷碎片，带回了上海。1987年王留献受王庆正邀请带着汝窑洗到上海，在王庆正劝说下把汝窑洗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根据现场捡到的汝窑瓷片和那件汝窑洗，上海博物馆后来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首次向世人宣布，为北宋皇宫生产御用青瓷的汝窑遗址就在宝丰清凉寺。在此基础上，1987年10月至12月，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宝丰清凉寺窑址进行了考古钻探与试掘，确认宝丰清凉寺窑址规模在25万平方米以上，发掘区在清凉寺村南的河旁台地上。在200平方米的试掘范围内，出土了大批窑具、瓷片和各类较为完整瓷器300余件，这次发掘虽没有找到汝窑遗址中心烧造区，但在一个直径不到1米的灰坑中，意外挖出了较为完整的瓷器30件，内有10件较为完整的宋代汝窑器^[5]，其中就有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图5 汝窑青灰釉汝窑洗

与天蓝釉刻花鹅颈瓶一同出土的汝窑器主要还有：粉青釉折肩瓶（图6），高23.6、盘口径8.4、底径8.5厘米。盘口，长颈，折肩，直筒腹，平底。器表施满粉青釉，釉质滋润，粉青釉色纯正，釉面有稀疏的开片。满釉支烧，底部有五个细小支钉痕。该瓶制作规整，造型端庄，线条圆润。在其后的汝州张公巷窑和浙江杭州老虎洞窑都有仿此造型的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