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彩角形杯，陶器，长14厘米，高7.0厘米，口径7.0厘米，1976年河南省郑州市西郊后王庄出土。

 

三彩角形杯整体呈角形状，敞口，口为椭圆形，杯身向上弯曲成弧形，周身饰以卷草纹， 一动物的头像向后反身，头部朝向尾部，口中衔一花枝，搭于杯沿，连接动物头部与角杯口部，形成一个拿握角杯的把手。角杯为三彩，以黄、绿、白三种釉色覆以全身。角杯身部刻工精细，其构思巧妙，制作精美，色彩斑斓，堪称三彩中的精品，再现了盛唐时的繁盛与辉煌。

三彩牛角形杯不仅是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更是唐三彩精湛工艺的体现。

此杯为角形造型，早在唐以前用角做成的角形杯就已经出现。新石器遗址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已发现用陶制成的角形杯^[1]（图一），说明在新石器时人们就开始用陶器来仿制角形器物了。山西潞城战国墓出土铜匜中刻有一个佩剑武士坐着，手持角杯向上举，做饮用状^[2]。（图二）西汉时期洛阳老城西北角西汉壁画墓墓室后墙壁绘有一人“向左作跪状，赤足左手下垂似握一匕，右手持角状觥举于胸前”^[3]。（图三）这些图像说明到了战国和西汉时期当时人有用角杯饮水或酒的习惯。这种角型杯下部为弯曲和尖状，相对于放在室内而言，更容易随身携带，所以在战国铜匜上和西汉壁画墓上都是在室外的武士们使用这类杯子。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少数民族彝族还处在奴隶社会，他们用牦牛角、犏牛角、羚羊角、黄牛角、水牛角、绵羊角等做成此种类型的角杯，并在头部拴上绳子方便携带^[4]。（图四）

图一 河南禹县谷水河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角形杯

（摘自孙机：《论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玛瑙兽首杯》，《文物》1991年第6期。）

图二 山西潞城战国墓出土铜匜上持角杯

（摘自山西省考古所等：《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文物》1986年第6期）

图三 洛阳老城西北西汉墓壁画中的持角杯者

（摘自王子今：《说犀角杯：一种东西文化交流的文物见证》，《四川文物》2008年第1期。）

图四 彝族角杯

（摘自宋兆麟：《彝族的酒器和饮酒风俗》，《民俗研究》1988年第1期。）

文献上对角形杯也有不少记载，但记载的角形杯大多以珍贵的犀牛角为原料的犀牛角杯。以犀牛角做杯子，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使用，并把这种犀牛角做的酒器叫“兕觥”^[5]，《诗经》中也经常提及此物。犀牛在古代被称为兕；觥，是一种酒容器，原来本意即为用角做的酒容器，《说文•角部》上解释为“兕牛角可以饮者也”，直接将其定义为犀牛角做的酒器。《诗疏》引《韩诗》对“兕觥”进行进一步解释“兕觥，以兕角为之，容五升。”这些史料都表明在古代以犀牛角作为杯子来盛酒。直到唐代依然存在这种传统，如《太平广记》卷69“张云容”条描述有“以犀杯酌酒而进之”的情节。

古人认为犀牛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动物，其角能够解毒。葛洪在《抱朴子•登涉》记载：“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綖，自本彻末。以角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啄之，末至数寸，即惊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或名通天犀为骇鸡犀。”除此之外还有辟水犀、辟尘犀、辟暑犀、光明犀等，这些犀角在古代典籍上被描述的都具神秘色彩，但是否真的如此，还待考证。明人方以智《物理小识》卷8“犀角器”条写道：“若行蛊毒乡食，以角搅之，无患。箭中欲死，以刺疮中，即沫出而愈。”犀牛角可以解毒，这可能就是古人热衷于犀牛角为杯的原因吧。

以上所介绍的都是从考古和文献记载的中国传统具有的角杯。到了唐代，大唐以其鼎盛、开放、包容的特性，吸引了四方各族、各国前来学习和交流，所以唐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特别是经过唐高祖和太宗以及高宗的努力肃清了西北疆域突厥等的侵扰，设立了羁縻都护府和都督府，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的外来文化涌入国内，出现另一种类型的角杯，由于希腊人称之为rhyton,所以被称为“来通”。这是一种典型的外来器物，最早起源于西方，后来传到亚洲，并广泛流传于美索不达米亚至外阿姆河地带的广大区域，后传至入中国。据孙机先生考证,来通有以下几个特征:1.来通的头部都有兽头例如羊首、马首、牛首、狮首等及其他怪兽的首形。2.在兽头部位都有流，用来饮酒的时候，酒从其下端的孔中泻出，注入饮者的口中。来通被认为是一种圣物，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如果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则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6]。如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萨珊王朝的银来通，弗利尔美术馆对这个器物的描述也是装有嘴的容器（spouted vessel）。（图五）

我国目前关于来通的考古资料主要有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镶金玛瑙兽首杯，现藏陕西省博物馆。此杯用酱红地缠橙黄夹乳白色缟带的玛瑙制作，上口近圆形，下部兽首如牛。兽首口鼻部装有笼嘴状的金帽，卸下之后可见内部有流，酒可自流中泄出。这件文物通体光亮晶莹，目前为国内所见孤品。（图五）陕西三原唐贞观四年（630年）李寿墓石椁线刻画中有手持来通类型的的牛首杯的侍女。（图六）西安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的一件玉铊尾上就雕刻了一位胡人，盘脚坐在地毯上，左手撑地，右手举角杯饮酒^[7]等。（图七）

图五 银来通^[8]

图六 何家村窖藏镶金玛瑙兽首杯

（摘自冀东山主编，韩建武卷主编：《神韵与辉煌 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玉杂器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

图七 唐李寿墓石椁上线刻手持角杯的侍女

（摘自孙机：《论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玛瑙兽首杯》，《文物》1991年第6期。）

图八 玉铊尾上的手持角杯的胡人

（摘自李炳武：《中国国宝：陕西珍贵文物集成•玉器卷》，163页，图五，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从这些出土文物来看，在中国在很早以前就以开始使用角杯，但是底部有流的来通大约唐代时传入中国。河南博物院藏此件三彩角杯底部没有流，但是在造型上前部有动物的头部，类似于来通的样式。这可能是因为使用来通时饮者须仰承自上方下注之酒，这种饮酒方式与中国传统用杯饮酒的习惯不同。所以当时的工匠者在传统角杯的基础上，借鉴了来通的特殊造型，两者相结合，造就了如此独特的三彩角形杯，可以说此物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

唐三彩的出现是伴随着厚葬之风的弥漫而盛行，唐墓中大量出土的三彩器已经成为唐代丧葬文化所特有的时代特点。在盛唐时期唐代厚葬的主要表现就是随葬各种各样精美的唐三彩制品，而厚葬的程度不仅表现在随葬品数量的多少，还表现在随葬品制作与品质的精美。厚葬的目的主要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过着安逸和不受任何鬼魅侵扰的生活。而对于生者来说，厚葬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竞相攀比随葬器物的多少，用以展示自己虔诚心意和家族的荣耀。如太极元年(712年)六月，右司郎中唐绍上疏曰：“比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请王公以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不得街路异行。” ^[9]可见，在当时埋葬死者时先将这些随葬器物在大街上竞相展示给路人，以炫耀其厚葬程度，并为此达到了倾家荡产、劳民伤财的程度。当时朝廷为了抑制这种景象攀比风气，特别是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对于隋唐器物的多少，大小，高低等都有严格的限制。《唐六典》：“甄官署：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别敕葬者供，余并私备。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已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诞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为之，其长率七寸。”^[10]按照当时的规定不同官员品级应享有不同的规格的随葬品。

唐朝虽然是一个非常注重法制的社会，当时为了厚葬，这些规定依然制止不住唐代的人们想出了各种的方法和对策，有的是不惜冒犯法规，如直到唐后期，朝廷有关部门仍在呼吁：“丧葬之礼，素有等差，士庶之家，近罕遵守，逾越既甚，靡费滋多。”^[11]也有的人巧妙地在既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又能继续满足其厚葬要求。表现在三彩器上，主要是如加高三彩俑下面的墩台（程义、郑红莉在《<唐令丧葬令>诸明器条复原的再探讨》文章中统计，俑下面的墩台有可能不算入俑的高度之内）^[12]，还有就是提高三彩随葬品的品质和精美程度等。例如这件三彩角形杯，虽然仅仅是随葬的明器，但却挖空心思地去表现其外在美，并巧妙地将实用性和观赏性融为一体。同时既吸收当时流行的西方器物的特点，又尊重了传统饮酒的习惯，不能不说它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而这正是这种在技术和艺术上的不断追求，才造就了唐三彩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目前发现类似的角杯有：

1.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三彩龙首杯^[13]（图九），高8厘米，长13.8厘米，口径5.5-7厘米，1982年征集。这件三彩龙首杯似横置的牛角。杯的一端饰龙首，龙曲颈回顾，口吐浪花，巧妙地形成环柄。造型奇特，制作精美，彩釉瑰美。

图九 陕西博物馆藏三彩龙首杯

（摘自冀东山主编，董理卷主编：《神韵与辉煌 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陶瓷器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

2.湖北省郧县唐代李徽墓出土的三彩角形杯（图十）器身满饰浮雕状草叶花纹。角杯把为一龙首上卷而成。器内饰黄绿釉，器外施黄釉。由于受潮，器外的釉已出现银化现象^[14]。

图十 湖北省郧县李徽墓出土三彩角形杯及线图

（摘自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8期。）

河南博物院所藏三彩角形杯与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郧县李徽墓出土的三彩角形杯，形制上大致相同，但仔细辨认上面的花纹，郧县李徽墓所出和河南博物院所藏较为一致，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并不是卷草文而是花纹。由于李徽墓中出土有墓志铭，上面有其明确的去世和埋葬时间，因此李徽墓出土的三彩角形杯为其此种类型三彩杯的断代提供了依据。李徽是李泰的次子，李泰是唐太宗李世明的第三子^[15]。由于储君之争，李世民最终选择了晋王李治接替皇位，而李泰则被远黜均州郧县（今湖北郧县），李徽跟随其父一起来到郧县，“永淳二年（683年）九月寝疾薨于均州郧乡县”，“嗣圣元年（684年）三月十四日迁窆于马檀山”^[16]和其父李泰葬在一起。从这里可以判断这三件器物的大致年代为唐高宗和中宗时期。这段时期正是唐三彩进入辉煌时期。但为什么李徽墓出土的三彩角形杯和河南地区的出土的三彩角形杯相似，而与西安地区出土的却不同呢？笔者认为李徽墓出土三彩角杯可能和河南地区出土的三彩角形杯为同一地区生产。目前依据考古发现，唐代主要制作唐三彩的窑址有：河南巩义的大、小黄冶窑址，陕西铜川黄堡窑址，河北内丘的邢窑址、四川邛崃县尖山子窑。山西浑源县介庄唐代青瓷窑遗址也发现有唐三彩残片。在这些窑址中从窑场规模和产量来说，当属巩县的大、小黄冶窑和黄堡窑最大。当时唐代东西两都城西安、洛阳及其周边地区都是使用这两个地方的窑址制作的唐三彩。河南博物院收藏的三彩角形杯出土地点为郑州，其最近的生产窑址应为巩义的大、小黄冶窑。李徽墓位于湖北省的郧县，唐代高宗和中宗时为均州所辖，其与西安和洛阳的距离相差无几。永淳元年（682年）关中地区发生大饥荒，以至于“以年饥，罢朝会。关内诸府兵，令于邓、绥等州就谷。”^[17]高宗与武则天等率领众多臣子就食洛阳。此后高宗和武则天一直在洛阳，直至高宗病死。李徽则是永淳二年（683年）逝世，在当时洛阳应是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那么李徽墓中的三彩品由巩义窑制作也就不为奇了。但不管怎样，这三件器物是如此相似，应是当时经验交流和借鉴的结果。

对于此件文物的定名，陕西历史博物馆认为应是龙首，而河南博物院藏三彩角形杯由于身上的卷草纹和杯身颜色加之头后的翘起，看起更像是一只优雅的绿孔雀。当然这些都只是简单从外形上判断而命名的。只是关于孔雀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由于孔雀的珍贵和美丽，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孔雀一直被喻为高贵和圣洁之物，成为文人雅士们讴歌的对象。因此在唐以前的对于孔雀的印象都是富贵和吉祥的象征。而后代对孔雀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内涵。明万历时成书的《广志绎》记载：“孔雀食蛇，毛胆俱毒，最自爱其尾，临河照影，目眩投水中。”^[18]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禽部》记载“孔雀辟恶，能解大毒、百毒、药毒，服食孔雀后药必不效，为其解毒也”。宋代李卫公《续博物志》云：“孔雀辟恶，厌火。”^[19]这些文献有的记载孔雀吃毒蛇，能够解毒和辟恶。在云南地区出土的一些文物上的纹饰孔雀经常和蛇一起出现。

那么，不管是外来的“来通”也好，还是中国古代的犀牛角杯也好，它们共同有一个功用就是能够解毒。孔雀也恰恰具备了这个功能。当然，要想真正弄清三彩角形杯头部到底是龙首或孔雀还是其他，这需要从隋唐时期器物或纹饰，如龙形和孔雀纹等加以佐证和系统地研究，

与河南博物院藏三彩角形杯较为相似的杯子还有：

3.河北省安新县出土的唐代三彩鸭形杯（图十一），高7厘米，现藏于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该杯胎呈白色，杯作卧鸭回首衔尾状，鸭长嘴，弯颈，尾作荷叶状杯口，姿态优雅柔美。杯口内外和鸭身施黄、白、绿、褐色釉，色调淡雅柔和。

图十一 唐代三彩鸭形杯

4.1988年，河南省巩义市二电厂89号唐墓出土的唐鹅衔梅花杯^[20]（图十二），高7.2厘米，巩义博物馆藏。鹅尾部作六瓣梅花形，花瓣形成杯口。鹅颈扭向背部，口衔花形杯沿，鹅颈可作杯柄。鹅腹部遍饰珍珠纹作为绒毛，背部两侧饰成排卷纹以作羽毛，卷须纹下端以突起弧线形成鹅翅。颈、背部施浅黄釉，梅花形杯口施黄、白、绿釉。

图十二 鹅衔梅花杯

（摘自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唐三彩与唐青花》，科学出版社，2006年。）

5.四川省邛崃市出土的唐代邛窑点彩鸭式杯^[21]（图十三），高3.8厘米，邛崃市邛窑博物馆藏。该杯褐色胎，头部捏塑一小鸭回头咬尾的动作，小鸭侧颈，头部略上扬，双羽覆身，蹼足伫立，鸭身成荷叶状，鸭身交织黄绿点彩，釉型浑然一体。

图十三 唐代邛窑点彩鸭式杯

（摘自杨正波：《唐代邛窑鸭式杯的形式意匠及文化内涵探析》，《装饰》2013年第4期。）

6. 1957年，西安市南郊唐墓出土的唐三彩象首杯^[22]（图十四），高6.7厘米，长10.5厘米，口径4.6-7厘米，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杯底呈象首形，杯口因两端尖而似船形。口沿外雕饰花草纹，象眼圆睁，象鼻上卷而成为环形把手，象首上饰以绳索挽成的笼头。内壁施浅赭、黄绿、白等釉色，色泽鲜艳明快。外壁以深绿色釉为主，色调与象的毛色颇为接近。三彩象首杯虽外形轮廓与角杯或来通相仿，但造型已转化为杯。

图十四 三彩象首杯

（摘自冀东山主编，董理卷主编：《神韵与辉煌 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陶瓷器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

7.湖北省郧县唐李徽墓出土的唐三彩龙首杯^[23]（图十五），口径7厘米，高7厘米。杯身由一个浮雕状的龙首构成。从龙口中伸出上卷的长舌，搭于口沿，形成杯把。器内外施釉呈绿、黄、白三色。造型别致新颖，釉色绚丽。

 

图十五 湖北省郧县唐李徽墓出土的三彩龙首杯及其线图

（摘自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8期。）

8.河南省洛阳苗湾出土的唐代三彩龙首杯（图十六），高6厘米，口径7厘米。

图十六 河南省洛阳苗湾出土的三彩龙首杯

（摘自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唐三彩》，河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

9.河北沧县前营村唐墓出土的三彩龙首杯^[24]（图十七），杯高6.7厘米，通长11厘米，宽7.2厘米。该杯略有残损，但器身堆塑成龙头形，怒目圆睁，口衔杯柄。龙头以外的杯壁上，布满戳印的珍珠底纹。

图十七 河北沧县前营村唐墓出土的三彩龙首杯

（摘自沧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沧县前营村唐墓》，《考古》1991年第5期。）

前面3、4、5所介绍鸭形杯的类型都是以鸭回首和尾部相连形成把手，于我们所说的角形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角形杯的形状并不明显，外来因素也并不明显。后面6、7、8介绍的此类型的杯子国内主要有四个，除了西安唐墓出土的为三彩象首杯以外，其余三个都相差无几为三彩龙首杯，特别是李徽墓和洛阳苗湾的相同，更加印证实了我们前面的推测，即郧县李徽墓的唐三彩可能是洛阳地区生产制作的。这种类型的杯子虽然明显看出是仿角杯制作，但其角形杯或来通相比，其器形已经基本接近杯子。

在唐代，唐三彩只被作为明器吗？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您对这件文物还有更多的疑问和猜想吗？河南博物院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的解读，《每周一品》栏目将对参与者的答案择优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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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陕西两地出土唐三彩之不同^[25]

目前根据考古发掘河南地区的唐三彩主要是巩义的大、小黄冶窑烧制。陕西地区主要是铜川黄堡镇耀州窑烧制。目前两地出土了大量的唐三彩，虽然在整体上都十分相似，相差无几，但仔细观察两地的唐三彩在造型、装饰、釉色等方面具有各自的特点。例如：

1. 胎质上：洛阳唐三彩是由瓷土烧成的白胎，而西安唐三彩则是用一般陶土烧成的红胎[26]。河南地区唐三彩胎吸水性要略低于陕西地区，而强度则明显要大于陕西地区。有学者曾对两地的已有学者对陕西、河南地区出土的三彩器胎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对样本作了化学分析及对比，发现其所含化学成分的多少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2. 釉彩的比较

陕西、河南出土的唐三彩都有黄、白、绿、褐、青、红、黑、蓝等颜色，并且都以黄、绿、褐三种颜色为主。但从釉彩上来看陕西地区出土的三彩器在蓝色釉的应用方面要广于河南，并且陕西地区有纯一蓝色俑出土，如安元寿墓出有一件单色蓝釉俑；河南地区尚没有单色蓝釉俑类发掘出土，目前只有单色蓝釉器皿出土。从釉彩整体风格上来看，陕西地区出土的三彩器主要有三种风格：第一种釉色清淡，光润自然，如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乐舞俑；第二种色彩鲜艳浓烈，如凤翔县南郊唐墓出土的唐三彩；第三种釉厚，色彩较为暗淡、温润，釉色相互浸润明显，并且釉色并不是很靓丽，如耀县柳沟出土的唐三彩。而河南地区出土的三彩器釉彩的整体风格只有前两种，并没有第三种。有学者对河南、陕西两地出土三彩器的釉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两地三彩器釉彩化学成分差异较大。

3. 器物类型上：经过对比目前出土的唐三彩，陕西地区的种类会较多些，而河南地区相对来说种类少些。天王俑、镇墓兽、骑马俑、女侍俑、马、砚、枕、盘、罐、碗、狗、猪等陕西和河南两地都有出土。榻、驴、杂技俑、耳环、牛车、洗、龙头饰、住宅模型、象首饰、舂米机等只有陕西地区有出土，河南地区没有出土；侏儒俑、跪拜俑、牛、豆、盏、盒、水桶只有河南地区出土，而陕西地区没有出土。

总的来说，陕西地区三彩器给人整体感觉是浑圆、有气魄，河南地区三彩器给人整体感觉是精巧、艳丽。两地区三彩器的生产应该是在相互借鉴、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的。

注释：

[1]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79（4）.

[2]山西省考古所等.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J].文物，1986（6）.

[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觉报告[J].考古学报，1964（2）.

[4] 宋兆麟.彝族的酒器和饮酒风俗[J].民俗研究，1988（1）.

[5]《广州汉墓》上册.

[6] 孙机.论西 何家村出土的玛瑙兽首杯[J].文物.1991（6）.

[7]李炳武.中华国宝：陕西珍贵文物集成•玉器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63页，图五.

[8]此图片来于http://www.asia.si.edu/collections/singleObject.cfm?ObjectNumber=S1987.33

[9]《唐会要》卷38.

[10]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大唐六典》，三秦出版社影印，卷23，第425页.

[11]《唐会要》卷38.

[12]程义、郑红莉.<唐令丧葬令>诸明器条复原的再探讨[J].中原文物，2012（5）.

[13]冀东山主编，董理卷主编.神韵与辉煌 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陶瓷器卷.三秦出版社，2006.

[14]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7（8）.

[15] [16] 据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7（8）.

[17] 刘昫.旧唐书•高宗下》卷5.

[18]（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19]（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卷49，引李卫公：《续博物志》.

[20]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唐三彩与唐青花.科学出版社，2006.

[21]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2002.

[22]冀东山主编，董理卷主编.神韵与辉煌 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陶瓷器卷.三秦出版社，2006.

[23]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7（8）.

[24]沧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沧县前营村唐墓[J].考古，1991（5）.

[25] 此知识链接主要依据肖新琦的《陕西、河南地区出土唐三彩比较研究》硕士论文成果.

[26] 王维坤.中国唐三彩与日本出土的唐三彩研究综述[J].考古，1992（12）.

 

        黄林纳，女，古代史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河南博物院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