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7三彩舍利匣

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三彩舍利匣，不仅是中原地区重要的佛教文物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的重要实物见证。

古代中国佛教盛行。社会众生对佛的崇拜和信仰，最直接的表现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通过开凿佛教石窟和铸刻各种佛教造像开展礼佛活动，二是建造各种佛塔寺院供奉或迎送各式佛舍利以积攒功德。

舍利崇拜源于佛教信仰。古代印度盛行火葬，由于人们对佛的崇拜，就把佛主释迦牟尼涅磐火化后未燃尽的遗留物称为“舍利”或“舍利子”。并以此作为佛的圣物进行供奉。这种由佛陀的肉身火化之后遗留下来的舍利，包括白色的骨舍利、黑色的发舍利、赤色的肉舍利等，被称为佛的“真身舍利”或“生身舍利”。《法苑珠林》载：“舍利有其三种：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发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佛舍利。

随着佛教信仰的迅速传播、佛教徒的不断增加，佛舍利的需要也相应增大。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人们逐渐把佛陀遗留下来的佛钵、佛经等其他圣物，也作为佛舍利进行供奉，是为佛的“法身舍利”。《大唐西域记》载：“印度之法，香木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同时，人们还利用其它材料仿制或代用的舍利，也受到佛徒的尊崇，这便是“影骨舍利”。《如意宝珠金轮咒王经》载：“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玻璃众宝等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清净砂石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再后来，舍利也指高僧死后焚烧所剩的遗骨和遗物。

如果说舍利崇拜是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作为佛塔的建造就是舍利崇拜的外在体现，舍利安葬或瘗埋则是舍利崇拜的内在体现。

舍利瘗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舍利的瘗埋方式、瘗埋葬具和供养品^[2]。舍利的瘗埋方式，主要是指塔内有无安放舍利的宫室及其在塔内的空间位置和形制规格；瘗埋舍利的葬具，也即舍利容器，是指用以安置舍利的瓶（钵、罐、盒、塔）、棺椁、函（匣、箱、柜）等器具；随同舍利瘗埋的供养品，即随同舍利瘗埋的各类物品，早期主要包括金银、琉璃、车渠、玛瑙、珍珠、玻璃、琥珀等在内的佛教“七宝”，后来扩大至钱币、陶瓷器、铜器、铁器、石刻、丝织品、塔模、佛像、锡杖等生活用具及佛教法器。

河南新密法海寺塔基地宫由上下两层石函构成。上层石函内放置三彩舍利塔1座，下层石函的内壁上线刻佛传故事画四幅，函盖内刻施主姓名，函内放三彩舍利塔2座、三彩舍利匣1件、玻璃器50余件、铜佛像3件、铜钱457枚等珍贵文物。此外，还发现有瓷舍利盒2件和银舍利盒2件。它们分别是白瓷扁圆形盒、白瓷带矮足座的圆形盒、长方形银质薄胎舍利盒、圆形银盒。当初发现时，四件舍利盒中分别保存有生身舍利。由于原报告不详，据各种资料推测，四个舍利盒可能放置在三彩舍利匣内。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件舍利匣应是一件较为重要的舍利容器。它的独特造型、复杂雕刻、精美装饰和精湛工艺，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舍利的崇敬之情及对佛教的虔诚信仰。

三彩舍利匣作为多类舍利容器的其中一种，虽然用料和装饰较为独特，但这种舍利容器的造形却较为常见。值得说明的是，国内众多塔基地宫出土的此类舍利容器多数以“舍利函”命名，仅有极少数被称为舍利匣，也有的自铭为舍利箱或舍利柜。通常情况下，人们也把盛装同一舍利的不同种类的多重套装容器统一称为N重“舍利宝函”。

1987年，在著名的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内曾发现了盛装4枚佛指舍利的各种舍利宝函10余件^[3]，尽显大唐王朝皇家舍利崇拜的疯狂、气派与奢华。其中安置于后室的第一枚佛指影骨舍利，由八重宝函盛装供养（图一）；第二枚佛指影骨舍利，安置于中室汉白玉双檐灵帐中用盝顶铁函套装的、用丝绸包裹的鎏金双凤纹银棺内；第三枚佛指“灵骨”舍利，深藏于地宫后室的秘龛内，依次由铁函、鎏金四十五尊造像盝顶银函、银包角檀香木函、嵌宝水晶椁、壸门座玉棺组成的五重宝函（图二）装置；第四枚佛指影骨舍利，安置于地宫前室的汉白玉阿育王塔内铜浮屠中的鎏金伽陵频迦银棺中。

图一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第一枚佛指舍利宝函

极为引人注目的八重宝函外原有丝质包袱，发现时已朽坏。八重宝函最外层是雕刻极乐世界之类画面的檀香木函，或因包裹八重宝函时在袱内填有乳香末而水分过多使最外层檀香木函朽坏，故只清理出七重宝函。由里向外依次为宝珠顶单檐纯金四门塔，金筐宝钿珍珠装珷玞石宝函，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六臂观音纯金宝函，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素面盝顶银函，鎏金四天王盝项银宝函，各函之间缝隙很小，但仍填充乳香末以固定函体。佛指舍利即套置于宝珠顶单檐纯金四门塔中的银柱上。除宝珠顶单檐纯金四门塔外，各函均有锁钥，且以丝带系在函体司前之下。以备迎奉时开启宝函。宝函上在层层套装前均披围丝绢质带，可能是密教仪轨或为提取方便而设置。

图二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第三枚佛指舍利宝函

银棱盝项檀香木函，是盛装第一枚佛骨舍利的八重宝函的最外一重，出土时已朽成碎块。从残片观察，为檀香木，并有鎏金银包角。面上刻有“西方极乐世界”等纹样，纹样描金银。函外有银司前和锁钥。

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图三），通高23.5、边长20.2厘米，重2699克。钣金成型，纹饰鎏金。宝函作正方形，函前有司前，后有一两铰链与函盖相连。盖为盝顶，顶面錾行龙两条，四周衬以流云纹，每侧斜刹均錾两只狻猊，底衬卷草。立沿各錾两体迦陵频伽鸟，鸟侧衬以海石榴与蔓草。函体四壁饰四天王像，并分别在方框格内錾刻四天王名称：“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左手托塔，右手举剑；“东方提头顿吒天王”，双手持剑；“西方毗娄勒义天王”，左手挂弓，右手执箭；“南方毗娄博义天土”，左手拄剑。天王身侧均侍立神将、夜叉多人。该函为八重宝函的第七重。

图三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素面盝顶银宝函（图四），高19.3、函体长宽均为18.4厘米，重1999克。钣金成型，外壁抛光。盖作盝顶，函身方正。盖与身以铰链相连，司前贯有锁钥，通体素净。函外原有黄色绢带封系。此函为八重宝函的第六重。

图四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素面盝顶银宝函

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图五），钣金成型，纹饰鎏金，高16.2、长宽各14.8厘米，重1660克。该函为盝项，盖与函身以铰链相连，司前贯有锁钥。顶盖面上饰四只迦陵频伽鸟，双手合十或供物，振翅站立于仰莲座上，中有羯摩三钴杵纹的八角团花，四角之莲花上有三钴金刚铃，底衬以蔓草纹。斜刹每边有两只凤鸟、盖之立沿每面錾两体飞天，周围有如意头立云及卧云。宝函正面有说法坐佛一，作说法印，有首光和背光，结跏趺坐于经床之上。四周有合十结跏趺坐于莲台上的二体菩萨。佛和菩萨身后立有四弟子。二金刚力士及供养童子侍奉于前。佛身后两侧分别有两株菩提树和一飞天。佛顶有金色华盖，并有散落的天花。函左侧为文殊，狮身上置束腰仰覆莲座，菩萨合掌坐于莲座上。函右侧为普贤，象身上置束腰仰覆莲座，菩萨合掌跪于座上。函后侧有戴帽坐佛，应为大日如来佛，作智拳印，坐于仰莲座上。此函为八重宝函的第五重。

图五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

六臂观音纯金宝函（图六），长、宽、高均为13.5厘米，重973克。钣金成型，花纹平錾，人物模冲，鱼子纹底。盖为盝顶，盖与身以铰链相连，司前贯有锁钥，子母口扣合。盖面錾相向翱翔之双凤，四隅饰西番莲，以单相莲瓣饰四边。盖刹每面饰飞翔于云端的鸳鸯一对，其边栏为柳叶纹样。盖之立沿錾冲天飞翔的四只引颈鸿雁，底衬蔓草。宝函正视中部錾六臂观音。观音高花蔓冠，首、背、身光俱全，头稍右侧，六臂有执莲花、转法轮、执念珠、捧首、拄膝或作手印等。两侧有六体胁侍合掌跪于蒲团之上，侍奉观音周围。前有童子二，坐于莲台上，双手捧盘献物。观音前置香案，身后有四株菩提树。后侧中部为着双领袈裟之坐佛，结枷趺坐于莲台之上，双手当胸，手印不清。火焰纹身、首、背光，两侧有四胁侍，二金刚力士，二童子胡跪于前，捧物献佛，佛身后有四株菩提树；左侧中部有坐佛，佛有白毫，蚕节颈，着袈裟结跏趺坐，右手执锡杖，左手托钵，有首、身光，头部出两道金光，上有华盖，有四菩萨，二弟子，二金刚，二童子侍奉周围，佛前置香案，顶有徐徐散落的天花；右侧与左侧图形大同小异，只是佛右手施无畏印。本函为八重宝函第四重。

图六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六臂观音纯金宝函

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图七），高13.1厘米，长宽各11.3厘米，重973克。纯金雕铸，锤击铆接成型，花纹以金筐宝钿、嵌镶珍珠之手法作成，普遍使用炸珠技术。宝函为盝顶，前有司前，后有铰链，以备盝顶盖与函体封闭与开合。出土时锁母、锁公、锁钥齐全。盖顶中央有绿宝、红宝、珍珠组成富贵华丽的一朵宝相团花。在盝顶之叠涩的四角及中间，粘贴有四出团花八朵，工艺手法与盖项团花相同。盝顶立沿除司前一侧为一朵外，其余三面均有红绿宝石及珍珠组成的四出团花各二朵。函体四侧均有红绿宝石及珍珠组成的团花一朵。宝函底为方座式。本函为八重宝函第三重。

图七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

金筐宝钿珍珠装珷玞石宝函（图八），高10.2厘米，长宽各8厘米，重1022.5克。挖空成型，以金筐宝钿、嵌镶珍珠手法制作贴花。盝顶，宝函前、后有司前及铰链。函顶四边及函体四棱均粘贴有珍珠，函体每面都有以金筐宝钿炸珠边镶嵌红、绿宝石的一朵团花。每朵团花内层有四瓣绿松石，处层有八瓣红宝石。顶盖立沿每面以金筐鸳鸯一对。为八重宝函的第二重。

图八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筐宝钿珍珠装珷玞石宝函

八重宝函最里面的一重实为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也是第一枚佛指舍利直接存放保藏的地方。

1964年12月，河北省定县城内东北隅夯土塔基中发现了北魏舍利石函^[4]。函盖的盝顶上刻“大代太和五年”（公元481年）。这是我国迄今最早的有纪年的舍利塔基。石函内放盛舍利的琉璃钵、铜钵和琉璃葫芦瓶，还藏有金银、铜、琉璃、玉、玛瑙、水晶、珍珠、贝、珊瑚、货币等。

1987年9月，河北省正定县发现隋代舍利石函一合（图九）^[5]。石函位于地下1米左右深处，函外四周砌有砖圹，函盖与函体吻合并用石灰封闭，函中遗物保存较好。该函由青石凿成，为正方形，边长52、通高43、腹深13厘米。盖为盝顶式，平口与体吻合，顶面阴刻方格线，格内阴刻铭文：“大业元年二月廿八日绍禅师奉内舍利”4行16字。

图九河北省正定县发现的隋代舍利石函

1969年4月，在陕西耀县隋神德寺塔基地宫中发现的隋代舍利石函^[6]。函内塔铭记“大隋仁寿四年（604年）”。石函内分别套以盝顶鎏金铜函、圆铜盒、鎏金方铜函、琉璃瓶及喇叭口铜瓶，内放舍利。供养品有金银玉环、水晶料珠、水晶、玛瑙饰物，铜质簪、锥饰物及小刀等25件，隋“五铢”27枚，波斯银币3枚。

1975年4月，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土台子大队村南发现的唐代舍利函（图十）^[7]，由石函、铁函、铜函、漆函、银函、银瓶、玻璃瓶共九层套合组成。其中漆函、银函表面都满布具有佛教色彩的纹饰。漆函虽然已经朽烂残存碎片，但仍可分辨出原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漆函为银平脱，四壁与盖均嵌银丝贴银片，布以飞鸟、莲花、缠枝忍冬花纹，纹饰繁缛华丽，线条柔细流畅。银函高8.5厘米，底边长7.5厘米。四面各刻四组人象，每组正中的主要人物为一面目各异的天王。天王披甲戴胃，手执各式兵器，形象生动逼真，刀法娴熟细腻。该组舍利函的发现表明，渤海同唐王朝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是一脉相承的。

图十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出土的唐代舍利银函

1997年8月，位于渤海上京宫城以西(应为内城西垣以外)的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白庙子村，发现一组完整的七重舍利函（图十一）^[8]。舍利函由石函、漆函、铜函、鎏金铜函、银函、金函、琉璃瓶组成，瓶内盛装有舍利子。出土时发现自铜函到琉璃瓶皆有丝织品包裹。金函底部和盖上尚存有网状丝织物。外层石函由6块粗加工的玄武岩拼合而成，长40、宽38、深30厘米。玄武岩内壁平整，外壁未经加工。第2层为漆函。漆函为深紫色，有饰金质莲花图案，每组6朵莲花。工艺精巧，但破坏较严重。第3层为铜函。铜函腐蚀严重，盖已变形，长14、宽7. 2、高9厘米。第4层为鎏金铜函。函长13、宽6. 45、高7. 4厘米。第5层为银函。银函呈浅灰色，口沿处呈银白色，长9. 2、宽4.6、高5. 13厘米，重77. 29克。以4片银板铆焊加工而成，板之问有3枚铆钉，四角内有焊痕，铆钉直径1毫米。第6层为金函。颜色呈金黄色，无锈蚀，略有光泽。函长8. 6、宽4. 38、高4. 87厘米，重139克。金函以折角冷加工制成，只有一个角留下焊痕，内外皆有打磨痕迹。

图十一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上京宫城以西发现的一组舍利函

1988年，由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发掘的邓州福胜寺宋代塔基地宫内，曾出土有一件方形石函（图十二）^[9]。福胜寺塔为七级仿楼阁式砖塔，平面呈八角形。地宫位于塔心室之下，宫室平面呈六角形。该地宫未遭盗扰，保存完好。宫室南部正中有砖砌方台须弥座。其上置白色石质须弥座。该石函就放置在石须弥座上的凹槽内。该石函长宽各60、高34厘米。上部为覆斗形盖，盖和函体扣合处有子母口。函上放有铁塔、玻璃葫芦、手炉、铜瓶等物。函内放置制作精致的银椁和金棺。银椁内放置金棺、玻璃舍利瓶等珍贵文物。银椁外用带花的丝绸方巾包裹。“佛骨”、“舍利”分别置于金棺和玻璃瓶内。

图十二河南邓州福胜寺宋代塔基地宫剖面图及石函发现情况

1956年，在江苏苏州虎丘塔第三层方窟中曾发现北宋初年石函和铁函各一件（图十三）^[10]，铁函置于石函内，铁函内置金涂塔、舍利瓶、小木塔和小玉幢。石函为砚石制作，为正方形，上狭下广，分五节套叠而成，器表素面无雕刻。底边长27厘米、顶边长22.4厘米、通高44.1厘米。铁函由底座与函罩组成，整体为盝顶方形。底板函座边长为20.1厘米，函罩顶部边长为10厘米，通高34.2厘米。

图十三江苏苏州虎丘塔第三层方窟中发现的石函

1978年发现于苏州瑞光塔第三层天宫的宋代彩绘四大天王像舍利木函（图十四）^[11]，为两层木函的内函，内置真珠舍利宝幢，幢内安放有佛舍利。该舍利函宽42.5厘米，高123厘米，用银杏木制成，为五节套叠式。其内壁书有“大中祥符六年四月十八日记”字样。木函外壁画有彩绘佛教护法之神四天王像。彩绘画面比例均匀，天王面部表情夸张生动，形象威武，气势雄壮，足踏小鬼，小鬼姿态不一，神情各异。丰富的天然色彩，流畅笔墨线条，使画面显得五彩斑斓，也更具真实感和运动感。

图十四苏州瑞光塔发现的宋代彩绘四大天王像舍利木函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出土于瑞安仙岩寺慧光塔的北宋描金堆漆檀木舍利函（图十五）^[12]。通高41.2、底边长24.5厘米。函以檀木为胎。方形，盝顶，由上盖与基座两部分扣合组成，间有子母口。函盖金描堆漆缠枝菊花纹，围以折枝牡丹纹，嵌小珍珠。函身四面各堆塑开光，边缘嵌小珍珠，开光内工笔金描绘出二护法神将侍卫舍利瓶，二飞天飞翔于三道舍利金光的两侧虚空中；大梵天、帝释天及眷属礼佛护法场面对称布局的画面两幅和神将侍立、乐器环绕、水云飘荡的礼乐图一幅。开光外布以识文描金堆漆折枝牡丹纹。基座为束腰须弥座。束腰处四壁中间堆塑麒麟，形态各不相同，或回首而立、或低首翘尾、或翘尾扬足、或昂首奔跑，四角施折枝牡丹纹、卷草纹。函内底有金丝栏金字11行180字题记，具录施主名位。末署“大宋庆历二年壬午岁十二月”，以此可知该函制作于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舍利函装娈考究，描金堆漆，图案精致，极为精美，反映了当时精湛的工艺水平，是宋代漆器标志性器物。

图十五浙江瑞安仙岩寺慧光塔出土的北宋描金堆漆檀木舍利函

2001年浙江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五代铁舍利函（图十六）^[13]，由底板和覆盖其上的铁罩两部分组成。铁罩方形，中空，盝顶，底座为二层须弥座。底板方形，亦为双层须弥座。铁罩和底板的须弥座上各有小圆孔8个，每边2个，上下对应，中间用铁轴穿连。铁函内最下层为两件丝织品拜垫，垫子下面、两条垫子中间铺撒少量“开元通宝”钱；镂空鎏金银垫覆压其上；方形委角铜镜安放在银垫上，铜镜上放置鎏金银盒，盒内盛放绿色小玻璃瓶1个；银盒的四周环绕一条鎏金银腰带；内藏金棺的纯银阿育王塔安放在倒扣的银盒内。而雷峰塔所奉安的“佛螺髻发”舍利就瘗藏于塔内。

图十六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五代舍利铁函及函内相关文物

关于佛家舍利崇拜，后人能够看到的多是地面以上的舍利塔建筑实体，包括建筑造型、高度、层数、用料、色彩等。而瘗埋于塔基正面地宫里各种舍利和舍利子，才是被崇拜和信仰的真正对象。而舍利崇拜的丰富内涵，更多则是通过舍利的包装、安放和埋葬体现出来的。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实物和仪式，才充分展示出舍利本身的无比尊贵和神圣。

舍利瘗埋源自印度。在古代印度佛教中，人们主要利用罂坛瘗埋舍利。随着佛教东渐，舍利瘗埋之法也随之传入中国，并逐渐与中国传统的丧葬制度相结合。中国舍利容器包括函、瓶、盒、罐、罂、匣、塔、棺、椁等多种造型。制作材料多样，其中舍利函尤以石质、铁质和铜质最为常见。

北魏至隋代以前，舍利容器较为简单，通常所见到的是将瓶放置于函内的二重函瓶结构。隋代以后，舍利容器出现了瓶、盒、函甚至同塔、棺、椁等重重相套的多重函瓶结构，而且舍利函本身还分石、木、铜、银、金等多种材质。

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三彩舍利匣，正是舍利函中非常独特的一种类型。它把佛教信仰同中国传统的雕塑、建筑、陶瓷、色彩艺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既营造出佛家的庄严气氛，也显示出舍利安葬之所的尊贵富丽，不仅展示出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同样散发着中国三彩艺术的无穷魅力。

三彩器是低温铅釉陶的一种，主要盛行于唐、宋、辽三代，多用作随葬明器。唐代用高岭土作胎，在素烧的胎体上施以铜、铁、钴、锰等着色剂，并用氧化铅作助熔剂，经过700℃～900℃的低温焙烧，呈现出黄、绿、褐、蓝等釉色，俗称“唐三彩”。

辽代也出现有仿唐三彩的低温釉陶“辽三彩”，釉色有黄、绿、白、红、黄褐等，颜色十分鲜艳。器类多为鸡冠壶、海棠口盘、八角盘等，具有鲜明的契丹族特色。

“宋三彩”通常是指宋、金时期生产的仿唐三彩的低温彩色铅釉陶（也有学者分别称为宋三彩和金三彩）^[14]。陶质胎体主要用刻划方法进行装饰。在第一次烧成涩胎后，按纹饰需要填入彩色釉，再经第二次烧成。宋三彩釉色丰富，在唐三彩、辽三彩的基础上，除黄、绿、白、褐四种主色，还有酱色、艳红、黑色，并新创一种色泽青翠明艳的翡翠釉。与唐三彩相比较，宋三彩画面生动，填色规整。

宋三彩是承袭了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发展而来的，因此与唐三彩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如坯体原料都是用高岭土制成，器物都是两次入窑烧造，釉色较为丰富等等。尽管如此，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15]，概括起来至少存在以下方面的差异：

从窑址方面来看。烧制宋三彩的窑址数量明显增多，范围扩大，如已发现的有河南登封曲河窑、密县西关窑、巩义芝田窑、禹县扒村窑、修武当阳峪窑、鲁山段店窑、宝丰青凉寺窑、河北观台窑、成都琉璃厂窑等等。各窑烧制的彩色品种各异，色彩缤纷。而烧制唐三彩的窑址仅发现有河南巩义黄冶窑、陕西铜川黄堡窑、西安西郊机场窑、河北内丘邢窑等。

从胎体方面来看。宋三彩的胎料一般呈白和灰色，少量呈灰黄或红褐色。第一次入窑素烧的温度较高，胎质已经瓷化，较唐三彩质地坚硬，吸水率更低。为了增加釉面的光洁度，胎体外部通常施有一层白色的“化妆土”。

从釉色方面来看。宋三彩更多地采用涂彩和填彩技术，重视彩釉的自然交融和浓淡变化，绝少使用唐代的单彩散点装饰。整体效果上虽不及唐三彩那样斑斓绚丽、鲜艳夺目，却呈现出一种浑厚凝重、沉静素雅的艺术风格。

从装饰图案方面来看。与唐三彩主要以釉色取胜不同，宋三彩更注重器表装饰效果。宋三彩器物表面，常用线条刻划或彩笔描绘花卉、人物、动物图案，有的还采用模印、贴花和浮雕技法。

从器物种类方面来看。宋三彩器类上主要以枕、炉等生活实用器为主，与唐三彩盛行镇墓兽、动物俑和人物俑等陪葬明器有明显不同。

从器物题铭方面来看。宋三彩的一些器物上刻划或墨书有铭文题记诗文等，唐三彩中则极为罕见。

河南博物院藏三彩舍利匣，从匣身内壁刻有“咸平元年……张家记”的题记来看，这是北宋初年的一件三彩器，不仅落有明确的纪年款，而且留有相应的商业款和施主款，为考察北宋时期的陶瓷烧造及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从其较具晕散流淌而又沉静素雅的釉色效果来看，显示出这是一件由唐三彩向宋三彩过渡时期的代表作品，在文物鉴定中当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J]．文物，1972（10）．

[2] 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等编著．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74-276．

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J]．文物，1988（10）：1-37．

[4] 河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J]．考古，1966（5）．

[5] 赵永平，王兰庆，陈银凤．河北省正定县出土隋代舍利石函[J]．文物，1995（3）．

[6] 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J]．考古，1974（2）．

[7] 梓筠．宁安县发现的唐代舍利函[J]．学习与探索，1979（4）．

[8] 徐秀云．渤海故地再次发现舍利函[J]．北方文物，2008（2）：16-17．

[9]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邓州市福胜寺塔地宫[J]．文物，1991（6）：38-48．

[10] 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虎丘塔出土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7：21-24．

[11] 吴琴．苏州瑞光塔出土真珠舍利宝幢考略[J]．苏州大学学报，1993（3）；

苏州博物馆编著．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0．

[12] 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J]．文物，1973（1）：48-60．

[1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发掘简报[J]．文物，2002（5）：4-32；

浙江省博物馆官网：http://www.zhejiangmuseum.com/collect.do?status=detail&cid=32

[14] 汪庆正主编．简明陶瓷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93．

[15] 孙新民．综论宋三彩[J]．中原文物，1998（3）：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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