钺是我国古代兵器的一种，外形像斧，但比斧大，弧刃可劈砍。钺字在商代中晚期甲骨文中写作
，在商金文中写作
，是这种兵器的象形。作为“劈兵”，钺由首部弧刃、长柄构成。在古文献记载中，《 尚书•顾命》云“一人冕,执钺”，郑玄释钺为“大斧”。许慎《 说文》中亦云：“ 钺，大斧也。”《太公六韬》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钺，是钺大于斧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疏中则更加明确地言明“ 钺大而斧小”。
钺最早源于我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斧，到了晚期逐渐演变为石钺和玉钺。最初的石钺，器形比较厚重，刃部使用痕迹明显，并且崩裂的豁口很大，证明它曾被作为生产工具使用。很快石钺的刃部变薄，弧度变大，且刃部少有使用痕迹或有使用痕迹的崩裂豁口较小。钺的生产工具功能消退，作为武器和礼器使用。［3］
随着人类文明和生产力的进步，钺的材质逐渐由石料转变为金属。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铜钺（图五），为长方斧形，刃角外侈，整器残长13.5厘米，宽6.1厘米，刃宽7.6厘米，厚0.5厘米。钺身近肩部饰带状网纹一周，花纹凸起。其下有一圆孔。这是我国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铜钺。
图五 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铜钺
从墓葬发掘情况来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石钺和玉钺在墓葬中的比例明显减少，尤其龙山时期的钺一般都出自大型墓葬中，钺的使用范围已有所限制。［4］到夏商周时期，钺的数量进一步减少，青铜钺的数量相当有限。从考古发掘的商代兵器来看，近战的兵器以戈、矛为多，远射之兵器以镞为主。戈、矛有大量的出土，数以千计，而铜钺的出土量，则为数极少。有的大墓出土戈、矛成批，而出钺者一般只有一、两件。殷墟西北岗发掘的1004号大墓有成批的青铜盔和成捆的戈、矛出土，而未见铜钺。在商代墓葬中，凡墓葬出土小型钺者，大多数兼有戈、矛之类兵器，有的兼有少量青铜礼器。凡随葬30厘米以上大型钺者，墓室规模宏大，大多数都随葬有青铜礼器和兵器，随葬品比较丰富，且有殉葬人。如湖北盘龙城李家咀M2墓葬。部分墓葬大型钺、小型钺成套出土。山东苏埠屯M1、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大型铜钺通长都在30厘米以上，同时还出土数量与大型钺对应的小型钺，墓葬面积及随葬礼器、兵器配置组合均合乎墓主人显赫地位。
商代以后，铜钺逐渐摆脱实用武器的功用，与王权紧密相联。《太平御览》卷三四一引《字林》曰：“钺，王斧也。”直接说明了这一问题。据《史记•殷本纪》载：“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 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继。”《诗•商颂•长发 》云：“武王载旗，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可见商汤、周武王都曾亲自执钺征伐，并建立了王朝。
作为王权的象征，钺除了与王者如影随形，在战争中同样具有军事权力象征意义。《尚书•牧誓 》记载，周武王伐殷，至商郊牧野作誓，“王左杖黄钺，右柄白旄以麾”。对此，《司马法》一书中说：“夏执玄钺，殷执白钺，周左杖黄钺，右秉自旄，所以示不进者，审察斩杀之钺也。”按照书中的解释，在战争中对违抗军令者，即以钺斩之。商纣王兵败自焚于鹿台后，周武王率军攻破殷都朝歌，“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旗”。由此可知，钺不仅仅可以作为征伐的权杖和军事统帅的威仪象征，同时也是执行最高律令的刑具法器。
钺还有另一种军事权力的独特表现，就是将它赐给诸侯王，命其主征伐之事。《史记•殷本纪》中载，当时还是诸侯的周文王出面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许也，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在西周时期，我们从现存的《虢季子白盘》铭文中可以看到：“赐用弓彤矢其夫,赐用钺,用征蛮方。”的记载。汉代的《淮南子•兵略训》中对授与诸侯、将军的军事权力所包含的内容有具体的解释：“君子授命予将军时，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由此看来，君王授钺于军事统帅，是授予他治军制上的权力。
除此之外，钺还具备仪仗的功能。《史记•周本纪》：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
同样，在商周时期，作为一种礼器，铜钺不仅代表王权、军权以及刑罚、礼仪之功用，其使用的数量、质地、尺寸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王权政治下的等级制度。《史记》等历史文献中就详细地描述了君王、较高身份地位的诸侯对钺的使用情况。安阳殷墟妇好墓（M5）出土的青铜大钺，纹饰华丽，通长39.5厘米，刃宽达37.3厘米，重达9千克，墓葬中繁多华丽的青铜礼器、兵器彰显了妇好作为商王武丁妻子的不凡地位，以及军事统率的威仪。
作为刑具，受刑者能否获得钺刑也受到身份地位的限制。《尚书•牧誓 》中记载的周武王诛杀商纣以及其嬖妾情形来看，商周时期钺刑往往涉及身份地位高的统治阶级，且身份地位的不同，用钺的尺寸大小也随之关联。《史记 •周本纪 》：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周公与毕公地位非常接近，而所用钺仍有大小之分，说明钺的大小与使用者身份密切相关。
青铜钺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商代铜钺在造型上繁缛狞厉，尤其是大型钺，硕大的尺寸、镂雕的兽面，展现出一种恐怖恫吓的威仪。至西周时期，铜钺开始趋于小型化，数量大幅减少，造型对商代的多有继承。春秋战国时，铜钺的使用重点已移至南方。汉代，随着铁兵器的兴起，铜钺逐步被铁钺取代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