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铜奔羊

1974年3月，河南偃师寇店李家村村民在挖树坑时，偶然间发现了一处古代的窖藏。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接到村民报告后，立即派人前往现场处理。这处窖藏坑长、宽、深均为半米左右，考古工作者在窖藏坑中发现了一件鎏金带盖铜尊，打开盖之后，尊腹内密集地盛放着小件鎏金铜器、铜器及铜模型器等48件^[1]，这件铜奔羊（图1）就出土于此。

图1 铜奔羊的另一侧

铜奔羊出土以后收藏在偃师县文化馆，后拨交到当时的河南省博物馆（今河南博物院）收藏。就整件器物来说，铜羊呈奔驰状，昂首竖颈，双目前视，双角向下前方弯曲呈弧形（图2），头部纹路清晰，眉目可见，嘴部为圆孔（图3），其体形丰满，四条腿蹬踏有力，右前肢腾空，右后肢与左前肢呈弧形，左后肢足尖后蹬着地，短尾竖起，并向后翘而掠（图四），造型形象生动，欢快十足，给人一种跃跃欲飞的感觉，充分展现了两汉时期的写实技法。

图2 铜奔羊卷曲的羊角图3 铜奔羊头部细节

再观察铜奔羊器物表面，体表大部分呈黑褐色，部分地方褐色斑状较为明显，并且两侧有少量的铜锈。整件器物长14厘米，高7厘米，重300克^[2]。据发掘报告可知，铜奔羊为东汉时期的遗存，其表面原来为鎏金工艺处理，通体应呈金黄色，现已经整体脱落，但作为汉代动物模型器，其造型逼真，錾刻精细，仍不失为汉代模型器中的佳作，为研究汉代的吉祥文化和冶炼铸造技术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图4 铜羊奔腾的四肢

羊，是人类最早开始狩猎并驯服的动物之一，被视为善良的化身，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则用“羊”字代“祥”字。古人习惯将羊隐寓为“吉祥”，“大吉羊”即“大吉祥”，羊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祭祀礼仪中，其地位仅次于牛，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早在8000多年前，我国原始人就开始驯养猪、狗和羊，而对于牛和马的驯养则略晚一些。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裴李岗和贾湖遗址就已经发现羊的骨骼，并发现有陶塑的羊头形象（图5），这对我国家畜的起源提供了一份实物资料。^[3]

图5 裴李岗遗址出土陶塑羊头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一件昂首匍匐的陶羊（图6），则说明了6000多年前的长江流域也已经对羊进行了驯养^[4] 。这些新石器时代文物的发现，表明了在数千年前，羊已经成为我国家畜中的主要品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羊被列入中国古代的“六畜”之中。　　

图6 河姆渡遗出土陶羊

商代以后，畜牧业的不断发展，使牛、羊的数量增多。现存的商代青铜器中以羊为造型的器物很多。著名的有双羊尊（图7 A），整件器物两只羊相背而合，背上托载一圆筒，羊身饰以鳞纹，可惜已流于国外，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另有一件形制相似的双羊尊（图7 B），现藏于日本的根津美术馆；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羊尊，在器物肩部等距离地装饰三只高浮雕形式的卷角羊头，高52厘米，口径41.2厘米，重51.3千克，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同类器物之中最大者；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晚期的四羊首瓿，器身上的四只羊首分别置于瓿的肩部，其外貌威猛，羊首的双角、双眼突出且十分醒目，羊首间装饰有一鸟形棱脊，在羊首与鸟形棱脊之间则装饰有龙纹。然而，在众多的文物中，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938年在湖南省宁乡县出土的四羊方尊。　　

A B

图7 A.大英博物馆藏双羊尊 B.日本根津美术馆藏双羊尊　　　

四羊方尊被认为是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中之一，整件器物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的肩部四角各塑有一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都伸出于器外，呈现出强烈的立体感。羊身与羊腿则附着于尊腹部和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同时，方尊肩部还装饰有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有长冠鸟纹，圈足饰有夔龙纹，平静中带着威严，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堪为稀世珍品。这种将羊与器身的巧妙结合，使原本死板的青铜礼器，变得十分生动。　　　

图8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四羊方尊

同样，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商代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祭祀坑中，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牛、羊、犬。而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也出现了“羊”形文字，甲骨文中“羊”作“”，外观是一只羊的象形。而“牧”作“”，形似一个人手拿鞭子在赶羊； “家”或“牢”在甲骨文中则表示为“”，即将羊围起来。以羊造字，足见羊在商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5]

进入周代，羊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更是频繁出现。畜牧业发展快速，羊群众多，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小雅·无羊》中载有：“谁谓无羊，三百维群……尔羊来思，其角濈濈”。^[6]《周礼·夏官·羊人》中载有：“羊人掌羊牲。”可知周代已经设立有夏官羊人的官职。同时，这一时期的羊，作为祭祀品被大量杀牲，以羊豕作祭时被称为“少牢”。郑玄注《仪礼·少牢馈食礼》曰：少牢为“诸侯之卿大夫祭杀者之牲。”据卜骨记载，仅因发生耳鸣这种小毛病，一次就杀了158只羊进行祭祀。山西侯马的春秋遗址中曾发现130个牲祭坑，经发掘的62个坑内即有羊坑30个，祭式分为全羊和肢解切块两种，羊的数目难以统计。^[7]

出土的周代器物中也不乏羊形装饰的精品。1959年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西周羊首六涡纹铜罍(图9)，器物上所铸羊首位于其肩部，以羊头立雕作为双耳（图10），其肩部一周环列六个四合漩涡纹,颈间及腹部至圈足四面铸有立棱,其腹下一面有羊头小耳^[8]。整体器物素地,造型简洁明快，羊头纹饰清晰完整，角、耳、目、口、鼻分明，从其形制、风格中来看，整体器物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又保持了巴蜀地区独有的特征。

这一时期的羊纹，有着多层的含义，一是以羊为牲，借器物祭祀祖先神灵；二是以羊纹表现器物主人的高贵身份；三是以羊作为宗教崇信的兽畜，表达吉利吉祥之意。^[9]

两汉时期，有关羊的题材文物不仅数量众多，且质地、种类繁多，所包含的意义更为广泛。作为吉祥的象征，汉墓及其出土文物多有发现，其中不少器物上会有“羊”、“吉羊”、“大吉羊”的文字，这与当时的厚葬有关，也是后人祈祝吉祥富贵思想的表现。^[10]

图9 羊首六涡纹铜罍图10 羊首六涡纹铜罍局部

河南地区汉代墓葬同样发现不少羊形文物。济源西窑头村出寺M10出土的陶塑中，共有独立的陶塑羊18件，其中绵羊14件，山羊4件（图11）。考古发现中，羊常常与羊圈一同出土，体现出了汉代社会中蓄羊的情况，河南灵宝张湾汉墓出土绿釉陶羊圈一个（图12），羊圈整体呈折沿平底圆盆形，内有小羊6只，大羊1只，另有一牧羊人，骑在大羊身上，情节刻画的细致入微。^[11]由此可知，两汉时期陶塑制品中的羊，已经造型各异，变化多样，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图11 济源灰陶山羊卧俑图12 灵宝张湾陶羊圈

汉代的羊除了肉食外，还是力畜，可以用来驾车。1973年5月，在山东仓山元嘉年画像石墓内发现了一幅羊车图，图中的羊高大健壮，拉车紧跟在马车之后，羊角大，额下似有须，羊的神情体态与马略似，较马略矮。此图为我们研究汉代羊车，以及汉代车驾礼仪制度提供了真实资料。同样，河南偃师出土的这件铜奔羊，以及著名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铜羊尊灯，羊儿四肢盘跪，神态安祥，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六朝时期，青瓷繁盛，江苏南京象山出土有东晋青瓷羊形水注，其羊呈跪卧式，大盘角，腹部刻划双翅纹。而北朝时期，羊俑也十分多见，河北、内蒙等地的北魏、北齐墓中均发现过陶羊。隋唐时期，河南偃师唐墓出土的三彩羊，与唐三彩马、骆驼等一样，都是我国古代工艺品中的佳作。

从这些历代出土的羊形文物可知，羊在我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特别是在畜牧发展史及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概况及礼仪中有着重要地位和价值。综合各种学术分析之后，专家学者多数认为羊之所以深受古人的喜爱，主要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善良知礼。众所周知，羊生下以后，便有“跪乳”的习性，被古人视作它善良知礼的表现，甚至被人们演绎为孝敬父母的代表。二是羊的外柔内刚，《诗经·召南》中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记载，就是其外柔内刚的表现。有一种名叫獬豸的独角怪兽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

羊最通俗或最民间化的象征意义就是“吉祥”，不仅在十二生肖中有羊，而且至少从汉代开始，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就已经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而且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在这里，羊与祥不仅是通假字，而是羊这种动物被赋予的上述种种精神所在。

总之，这件偃师出土的“铜奔羊”，不仅表现的是一件欢快的汉代“羊”形铜器，同时也保留了精美的鎏金工艺成份，作为窖藏品和精美的工艺品，它既展示羊作为财富的象征，又包含了人们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还蕴涵了“吉祥”等观念。但对于当年铜奔羊的所有者和铸造者来说，它只是一件不能说话的器物，它所表现出的涵义和寄予的希望，正是人们对吉祥如意生活的向往。

两汉时期，我国出土的羊形文物众多，各种类别中以铜器、陶器、石刻居多，但就其造型和用途而言，各不相同，现以中原地区出土羊形文物为主要对象，选取其中几件代表器，以探讨这一时期羊形动物造型的特点及其差异。

1957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三门峡市发掘出土的灰陶羊圈（图13），其中，羊圈直径长约24厘米，圈高8.30厘米，羊高14.5厘米。整件器物材质为灰陶，羊圈造型模似木制栅栏，为镂孔方栏，其底为平底，一侧有一阔大的长方门。圈内一对卷角羊（图14），口、鼻、耳、目清晰分明，且四肢健壮，形体浑圆，垂尾，嘴微微张开，形似咩咩鸣叫，形象生动可爱。

图13 灰陶羊圈图14 灰陶羊圈中的卷角羊

1984年，河南项城县蛤蟆寨出土的绿釉陶卧羊尊（图15），整件器物通体施绿釉，长36.60厘米，宽15.80 厘米。器物造型中的羊为卧姿，四足均伏在地上，呈跪卧状，其头部微微昂起，两目平视，嘴部张开微露牙齿，头上两角向后卷曲呈卷G字形，器体为空腔，背部有一短柱形口，体后有一条小尾巴,其造型温顺可爱、形态逼真。

图15 绿釉陶卧羊尊

1958年4月，河南省荥阳河王水库东汉墓出土的绘彩陶羊尊^[12]（图16），整件器物为灰陶胎，原施有黑衣朱彩，大部已脱彩，其高21.40厘米，长44.50 厘米。器物造型为跪卧式羊，双目平视前方，炯炯有神，两角前绕为半环形状，其躯干浑圆，前胸突出，臀部塑有一条凸起的短尾，背部有一喇叭式管状注口。另外，在其尾下与颈后分别有园形与长方形的镂孔，其形象略带慵懒，好似一顿饱餐之后的休憩。

图16 绘彩陶羊尊

1932年，河南周口项城小郑庄布袋冢出土的卧羊灯（图17），由项城县政府送交原河南省博物馆收藏。整件灯为铜质，通高14厘米，长13.5厘米。器物中的羊呈跪卧状，头部昂起，胡须垂直于胸前，双角向下曲卷，身躯浑圆，体腔为空状，身体从尾下分开，向上翻180度，使背部落于头顶成为灯盘，通体素面无饰，像似仍在咀嚼着美味。

图17 卧羊灯

上述四件羊形文物，均为两汉时期河南出土，其形态各异，有立有卧，但就其形象而言，主要三个方面类同：一是羊的体形丰满，身躯浑圆，充分展现了两汉时期，社会财富的充足与丰厚。二是羊的造型细节精美，追求精雕细琢，富丽堂皇，羊头和羊角的造型逼真，并非一般百姓可以使用。三是羊的整体造型注重艺术美感，以对称构图，双眼、双角以鼻梁为中心对称造型，部分文物在注重艺术性同时，兼顾与实用性相结合，对于研究我国的美术史的发展有参佐的价值。

总之，两汉时期的羊形文物，特别是河南地区出土的羊形文物，多数采用写实表现手法，同时兼顾圆雕技法，使羊头的造型生动逼真，整体形象丰满，不仅体现了两汉文化中羊所表达的吉祥、和蔼、温顺的审美特征，同时，也把羊作为财富象征的特质，以及厚葬的观念表现的淋漓尽致。

鎏金工艺

鎏金工艺，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和创造的一种在金属器物表面进行装饰的技术，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这一技术的国家。这种工艺在文献中最早见于《后汉书·祭祀上》:“检用金缕五周，以水银合金以为泥。”

鎏金也称为镀金，火镀金或汞镀金，它是把金箔碎片在400°左右的温度下熔融在水银中，制成银白色的泥膏状金汞剂，俗称“金泥”。将金泥涂抹在所要镀的金属器上，在炭火上烘烤，使汞蒸发逸走，于是黄金滞留于器表，其颜色亦由银白转变为金黄色。如果要使鎏金层厚，则可多次反复。鎏金只适用于银器、红铜器和含锡、铅量不超过20%的铜器上[13]。这种工艺不仅在大件铜器上广泛出现，而且鎏金、鎏银、错金银往往出现在同一器物上。

鎏金器物的制作，在我国冶铸史上出现较晚，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出现在我国战国时期。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战国时期的鎏金铜、银器出土的数量是很有限的，且分布地比较零散，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南、浙江均有，较为集中的，只有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14]从这些出土的文物证实，在战国时期古人已掌握了鎏金技术。

河南地区出土的鎏金器主要集中在东周洛阳城址内外的墓葬中，据不完全统计，有鎏金铜、银器11件（组），是目前发现这一时期鎏金器最集中、最多的地区。同时，在河南的北部辉县及南部的楚文化分布区散见6件（组）。[15]如洛阳烧沟附近战国墓[16]中和信阳长台关楚墓[17]中，都曾出土鎏金铜带钩。特别是烧沟战国墓中的鎏金铜带钩（图18），其长16.1、宽2.7厘米，勾头呈鸭嘴形，两端作阳纹兽面，钩体宽大，有两道等距的凸棱，棱两侧形成三道较宽的凹面。

图18 烧钩战国墓鎏金铜带钩

到了汉代，鎏金技术愈趋成熟，鎏金器传世品及考古发掘数量相当多。《汉书·外戚传》中记载“……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铜沓（昌）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缸……”陕西茂陵一号从葬坑出土的鎏金竹节熏炉，炉盖外侧及圈足均刻有与“外戚传”大致相同的铭文。铭文中“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卢（炉）一具。”这两个可看出称谓基本一致。只是“黄金涂”与“金黄涂”之差。河南满城中山靖山王刘胜夫妇墓出土的两中鎏金铜豹、鎏金“长乐饮官”铜灯、鎏金“长信宫灯”（图19）以及鎏金镶嵌鸟形器等[18]同样，河南辉县百泉地区出土有鎏金车马饰和小件鎏金饰品。

图19 鎏金“长信宫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鎏金器不多。1970年，山西大同北魏京都平城遗址出土鎏金高足银杯四件。1973年，山西寿阳县西南贾各庄发现一座北齐时期墓葬，出土有鎏金瓶、盒、碗以及鎏金熨斗等六十余件。

隋唐时期，鎏金称作镀金。《唐六典》中称金有十四种，即销金、拍金、镀金、披金等。鎏金一词出现较晚，就目前所知，鎏字最早见宋代丁度等人修定的《集韵》中，“美金谓之鎏”。现在的传统修复中“火镀金”也称“鎏金”与“黄金涂”、“金黄涂”，只是称谓上不同，其制作工艺则是一致的。这一时期，许多地方均有发现鎏金器。1958年，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了一批唐代银器，其中有鎏金刻花四曲银盌、鎏金刻花银碟、鎏金刻花银盘和鎏金刻花三足罐[19]。

到了宋、辽时期，现有出土发掘的鎏金品为数不多。1966～1967年，浙江瑞安仙崖慧光塔发现一批宋代珍贵文物，基保有鎏金银质舍利瓶、鎏金银质六瓣葵花式盂、其中有一件鎏金银塔，全部用银片制成，塔四面七层，每层的四角系有小铃[20]。1972年，在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中出土鎏金银带饰和鎏金菱形银饰各一件，其中鎏金菱形银饰的四解为荷叶状，外绕繁密的茎，叶片上划有清晰的细线，饰件底部补以鎏金铁片。[21]

元代的鎏金器出土和传世均不多。1959年，江苏苏州市虎丘发现元代吕师孟夫妇合葬墓，出土有鎏金八棱银果盒和鎏金银樽。

明清两代的鎏金器较多，其中以故宫博物院收藏两代文物居多，在墓葬发掘中也有部分鎏金器出土。1982年，在江西省抚州地区南城县明代益定王朱由木棺中出土了一件鎏金银发簪和一件鎏金银插。同时，在他次妃王氏棺中出土一件鎏金银凤冠，出土时已溃散，仅存展翅凤鸟和宝钿花等饰件，另有一对凤钗和一支金簪。[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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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许智范，李放，刘诗中，霍质彬，周华.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8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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