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铜漏壶

就青铜器而言，到汉代时，已经失去了三代铜器气势恢弘的造型和华丽精美的纹饰，变得朴素无华。该器处在汉代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和其他该时期的铜器一样，具有同样的历史命运。但是我们若能静下心来仔细观赏它，却会发现它不只带有汉代铜器的基本特点，更具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精美之处。

第一，器盖放弃此前铜器盖、身多用的链连式而采用轴连式。漏壶的主盖和正前方副筒的副盖皆采用轴连方式将盖和器物主体连接在一起，这种方式大大增加了盖与器身的链接牢固性能。通过主盖中间的半环形小钮或者盖边上下用力可以提起或扣合器盖，但盖始终与主器在同一方向上运动。而此前器盖与器身需要链接的多采用链连方式，由于链子的多方位活动性，致使盖与器身分离时会产生多方位的不定性晃动，从而有可能会导致器物碰撞损坏。这一简单的改变不仅仅是对盖与器身链接方式的一次简单的变化，而是通过固定开、合器盖的作用力方向来增大盖与器身牢固性能、防止碰撞损坏的一次科学的革新。（图一、图二）

图一盖部1

图二 2

第二，鋬多功能化。鋬作为器物的一部分，主要的功能就是为了方便提拿器物。该器的鋬也如其他器物的一样置于器物的右侧。但是该器鋬却有多样功用。首先，鋬远端为一扁环。该环的设置使得漏壶在不用保存时有了可挂置或悬系功用；（图三）其次，鋬近端有一凹槽，凹槽的设置，使在拿握该器时手部更容易着力，大拇指扣入凹槽更便于握稳器物，不宜让器内液体洒漏；再次，凹槽与主器内部相通，可做受水的通道，这一现象使得该器的功用增大，既可以做单体泄水型漏壶，又可作多级受水型漏壶。（图四）

图三鋬部1

图四鋬部2

第三，增设放置附件的副筒。在该漏壶的正前方连铸有一多半圆状副筒，该筒上有与主体器盖一样的轴连式半圆形器盖，下底与主器器底在同一平面。筒体内为独立空间不和主体内部相通。副筒内部高度与主体器身内部一致，故推测此副筒应是放置带有刻度的箭和箭舟等附件。因箭和箭舟用木质等较轻材料制作，容易腐没，现在副筒内已无实物。该副筒的设置既增添了整体的美观度又延伸了器物的功用，使箭和箭舟不用再另设装置保存，缩减了漏壶使用后保存环节，避免了因漏壶和箭与箭舟分开保存容易丢失的问题。（图五、图六）

图五副筒1 图六副筒2

第四，形象生动的三足。三兽足形态一致，皆做半蹲卧状。头下倾状，头顶竖耳朝前，双目圆睁，两颊内凹，两鼻孔清晰可见。双臂弯曲置于头下，似有支头之意。腿弯曲做半蹲状，双足各分三爪。整体看，该兽憨态可掬，头微下倾置于双臂上，半蹲着像在思考或等待，十分可爱。（图七）

图七足部

总之，该漏壶造型别致，设计巧妙，虽无精美纹饰，却不失秀美之气。盖、身轴连式结合方式和鋬部的凹槽设计都隐含有科学的力学原理；凹槽内与主体连通的构造，从表面上看可以将受水孔隐藏，达到该壶可做单体泄水型漏壶的目的，同时又能隐藏起可做多级漏壶一级的功用。当然这一功用的存在，不仅能证明该时期已经出现有二级甚至多级的受水型漏壶，而且更能说明该壶是单体向多级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足部形象生动的构思，体现了制作者高超的艺术水平，虽无三代青铜器上的夸张造型，却有灵魂附体般的思想内涵；另外，插箭的方孔开在器顶的正后方也是该壶的特色之一，一般而言，箭孔多开在器盖的正中间。

漏刻，古代的一种计时工具，在文明古国中，中国、埃及和巴比伦等都曾使用过。梁代《漏刻经》记载：“漏刻之作，盖肇于轩辕之日，宣乎夏商之代。”《隋书•天文志》也有“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说明早在轩辕、皇帝之时就已经有了计时工具。《周礼•夏官》载：“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凡军事，县壶以序聚柝。凡丧，县壶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则以火爨（cuàn）鼎水而沸之，而沃之。”《六韬•分兵》载：“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军之众，必有分合之变。其大将先定战地、战日，然后移檄书与诸将吏，期攻城围邑；各会其所；明告战日，漏刻有时。大将设营而陈，立表辕门，清道而待。诸将吏至者，校其先后，先期至者赏，后期至者斩。如此则远近奔集，三军俱至，并力合战。’”《史记》载“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这些记载说明西周初年就已设置管理刻漏的官员，但文献记载有关两周的漏刻多用于军事方面或者丧葬等礼节活动中，民间是否使用无从考究。《汉书•哀帝纪》：“漏刻以百二十为度。”颜师古注：“旧漏昼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南朝梁释慧皎著《高僧传•义解•释道祖》记载：“远有弟子慧要。亦解经律而尤长巧思。山中无刻漏。乃于泉水中立十二叶芙蓉。因流波转以定十二时。晷景无差焉。”宋彭乘著《墨客挥犀》卷七：“国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设漏刻、观天臺、铜浑仪，皆如司天监，与司天监互相检察......”有关漏刻三代以后的文献记述，内容涉及国家制度、机构设置以及民间计时传闻等，说明漏刻应是从此后在官方的军事或礼仪等部分活动领域逐步普及到民间使用的。

中国的漏刻又可称为刻漏、箭漏或铜壶滴漏，由漏壶和箭两部分构成，漏指带流孔的壶，刻指带有刻度的箭。漏壶用于泄水或受水，故又可分为泄水型漏壶和受水型漏壶两种。漏刻的工作原理主要是在使用时，将带有刻度的箭插入箭舟之上置于壶内水中，当壶内水体流出或者外部水体流入壶内从而引起水位变化时，带有刻度的箭就会相应的下沉或上浮，通过壶口前后显示的刻度差异计算出时间段或看壶口箭的刻度来计录时间。

水流的均匀程度决定漏刻计时的精确度。由于壶内水位的高低会产生不同的压力，从而会导致底部水的流出会有快慢的差别，一定程度上影响计时的准确性，因此，水流是否能够均匀流出是漏刻计时的关键因素。早期漏刻大多使用单只漏壶即单体泄水型漏壶，出水速度受到壶中水位高度的影响，水位高，压力增大，出水速度就快；水位低，压力减小，出水速度变慢。随着人们对计时精确度要求的越来越高，单体泄水型计时不准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能否使漏壶出水均匀。至西汉末，古人创制出了多级漏壶即使用多只漏壶，上下依次串联成为一组，每只漏壶都依次向下一级漏壶给水，这样就能极大程度保证最后一级泄水壶保持较为恒定的水位，从而有较为均匀的出水速度。这种漏壶就是受水型漏壶。因为这种多级漏壶能够保证较为稳定的出水速度，从而能够更为精确计时，所以当他出现以后，单体泄水型漏壶很快就被淘汰不用了。关于多级受水型漏刻，从文献记载来看，东汉时期张衡已经使用二级漏壶，即一只给水壶和一只受、泄水壶；（最下面的受水壶分级时一般不计算在内）晋代出现三级漏壶；唐初时吕才设计了四级漏壶。另外，北宋燕肃对多级漏壶有所创新，发明了莲花漏，即在中间一级壶的上方特定位置开孔，使上方给水壶来的水量超过特定位置的开孔时会自动将水排出，从而使中间级漏壶水位保持恒定，达到该壶出水速度均匀的目的。此莲花漏曾在北宋时风行各地。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皆藏有多级漏壶，前者为元代延佑三年的三级漏壶，后者为清代嘉庆四年的四级漏壶。此上所述皆是以水为媒介的滴漏一类，此外还有用沙的沙漏，用香的香篆钟以及用铜球的木漏（木漏、辊弹、星丸漏、碑漏皆属于木漏一类）。随着外来钟表的涌入，到清朝时，先前的各种计时工具逐渐地退出了计时舞台。

关于铜质漏刻一类的计时器物，目前的资料屈指可数：文献记载的有北宋吕大临《考古图》著录的汉代丞相府漏壶和容庚《颂斋吉金图录》著录的汉银错车马铜漏；考古发现的有四件，皆是西汉时期遗物；传世的有国家博物馆藏元代三级漏壶、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康熙兽耳八卦篆铭刻漏壶和嘉庆四年的四级漏壶等。本文仅对汉代的6件器物加以介绍，以期能对我院新征集的漏壶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丞相府漏壶，北宋吕大临《考古图》记载的丹阳苏氏之物（图八）。其中有考释：“右不知所从得，高九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径五寸六分，容五升。盖铭廿有一字。”铭文为：“廿一斤十二两六年三月己亥年史神工谭正丞相府。”书中另有按语：“按此器制度，其盖有长方孔，而壶底之上有流筩乃漏壶也。视其铭乃汉器也。”^[1]

图八丞相府漏壶图九汉银错车马铜漏

汉银错车马铜漏，容庚著录《颂斋吉金图录》中记载（图九）。图录中附有考释：“壶银制，通盖高四寸九分，器高四寸二分。深三寸七分，口径一寸五分，唇广一分半；盖高八分。深六分，口径一寸五分，唇广一分半，流长八分，口径三分半，唇广一分。盖有长孔，三足作马蹄形。色灰黑，银错花纹，复画金线于花纹之上，盖顶为凤鸟之纹，旁作二兽两鸟，夹以花草，器纹凡三截：上截一人抚琴，一人坐而听之，后有二走兽相驰逐；中截二马车奔驰，一驾四马，一驾五马，与吴朝阳里镜纹相似；下截前供花果，后一人端坐，左右各有长辫，怪兽跪而侍之。形制与《考古图》所载丞相府漏壶相同。而小其半，未审何用也。”^[2]

满城汉墓铜漏，1968年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十）。该铜漏“作圆筒形，下有三足，通高22.4厘米，壶身接近壶底处有一小管外通，小管已残断”。壶盖上有方形提梁，壶盖和提梁有正相对的长方形小孔各一，作为穿插刻有时辰的标尺之用，壶中的水从小管逐渐外漏，标尺逐渐下降，可观察时辰之变化。”^[3]

图十满城汉墓铜漏图十一兴平铜漏

兴平铜漏，1958年陕西兴平县西汉墓出土，现收藏于茂陵博物馆（图十一）。该壶“圆筒形、素面、上有提梁盖，下有三足，壶底端突出一个水咀。通高32.3厘米，壶盖直径11.1、盖沿高1.7厘米，提梁梁高6厘米，梁和盖的中央有正相对应的长方形插尺孔各一个，长1.73、宽0.5厘米，用以穿插有时辰的标尺。壶身口径10.6、高23.8厘米，壶咀长3.8、口径0.25厘米，其内径圆筒形，外为圆柱形，与壶壁连接，呈漏斗状，水即从此咀水平流出。此外，在筒内出水咀处，有一紧贴在筒壁上的云母片，直径约4厘米，呈不规则的圆形。”^[4]

千章铜漏（图十二），1976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沙丘内偶然发现的，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通高47.9厘米，壶身作圆筒形，壶内深24.2、径18.7厘米，容量6384立方厘米。近壶底处下斜出约25°的一断面圆形流管，管上面斜长8.2，下斜7.2，根径2.4、端径1.8厘米，近管端处有一周凹槽，管端有径0.31厘米的小圆孔。壶身下为三蹄足，高8.8厘米。壶盖高3、径20厘米。盖上有双层梁，通高14.3、边框宽2.3厘米。自盖顶至第一层梁距6.5厘米，第一层梁厚0.9厘米，自第一层梁至第二层梁距6.1厘米，第二层梁厚0.8厘米。壶盖和两层梁的中央有上下相对应的三个长方孔。用以安插沉箭，盖孔为1.75×0.9.第一层梁孔为1.8×0.93，第二层孔为1.9×0.97厘米。壶盖重2千克，壶身重6.25千克，全壶共重8.25千克。”^[5]壶内底铸阳文“千章”二字（图十三），壶身外表阴刻“千章铜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四月造”（图十四）。二层梁上阴刻“中阳铜漏”。

图十二千章铜漏图十三壶内底铸铭图十四壶身外铭文

巨野铜漏，1977年山东巨野县红土山西汉墓出土。现藏于巨野县文化局（图十五、图十六）。“器作圆筒形，素面。高79.3、口底直径各47、壁厚0.7厘米。重74千克。腹中部饰有两个对称的铜环，环直径11.5厘米。距器底5厘米处有一圆孔，孔周外壁捎厚方形，另铸一筒形杯状器，长5.8、口径4.8、底径3.3、底壁0.3厘米，甚是光滑。筒形杯状器由筒形器内壁插入圆孔，横置，口在筒形器内，有衔接痕迹，底在器外。筒形杯状器与器孔外壁浑然一体，甚是牢固。筒形器一侧近底部的外壁有修补痕迹二处，附不规则的铜板二块，用铜汁浇灌连合；器身还散见多处修补的小方块状痕迹。” ^[6]

图十五巨野铜漏图十六巨野铜漏局部

从上文六件漏壶来看，可分为两种类型，丞相府漏壶、汉银错车马铜漏、满城汉墓铜漏、兴平铜漏和千章铜漏为单体泄水型漏壶一类，造型基本相似，皆为直壁圆筒状，提梁连盖，盖、梁皆有置箭方孔，近底侧壁带流，三矮蹄足；巨野铜漏为另一类，形体较大，斜壁筒状，无梁和盖，近底侧壁有流，无足，通体素面。从此壶的造型来看，应是一只给水壶。河南博物院藏漏壶与丞相府漏壶等五件漏壶相比较，不同之处是改提梁为鋬，加设副筒藏箭和变正中开孔置箭为侧顶开孔置箭。但此几处不同并未改变单体泄水型漏壶各部位的功用，故该壶可做为单体泄水型漏壶。然值得注意的是，鋬部凹槽内通主体器内，这一特点为其他五器所不具有。因该孔至于器物上部鋬内，可做为受水孔使用，据此又可认为该器又能做多级受水壶中的中间一级。而多级受水壶考古发现的只有巨野漏壶，作为给水壶，它下方最少应有一只受水浮箭壶，是否还有中间一级无法考究；文献记载东汉时期张衡使用二级漏壶是最早的多级漏壶记载。由此来看，河南博物院藏铜漏壶虽具有西汉时期单体漏壶的特点，但它可作为二级甚至多级漏壶的一级特征证明，其应是东汉时期的遗物。该漏壶是目前发现的漏壶中既可做单体泄水型漏壶又可作多级受水型漏壶的唯一一件。作为中间一级漏壶，它直接可以证明多级漏壶在此时已经开始使用，是研究漏壶计时发展史十分重要的实物材料。

我国古代的一些计时工具

我国古代的计时工具有很多种类，以阳光为媒介的日钟，如土圭、表、圭表和日晷等；以水、沙等流质为媒介的水钟、沙钟，如箭漏、马上刻漏、盂漏、灯漏和沙漏等；以铜球为媒介的木漏，如辊弹、碑漏；以特定材料为媒介的，如香篆钟、更烛等。

土圭，是最古老的计时仪器，构造简单，以直立在地上的杆子来观察太阳光投射的杆影，通过杆影移动规律和影的长短定来定时间、分季节，求得全年的日数，推算历法。文献记载土圭使用于尧帝时期。《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春官·典瑞》：“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

表，简单而言，就是一根直立的木柱，高度一般为古尺八尺。太阳照射表会产生表影，通过观察表影的方位变化，可以计时；通过观察表影的长短变化，可以定节气；通过测量表影，可以定方向。

圭表，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和石柱，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是由早期的土圭和表结合演变而来。中国现存最早的圭表出土于江苏仪征石碑村1号东汉墓。该圭表为铜制，由轴将圭和表连为一体，可以开合。圭尺长34.5厘米，宽2.8厘米，厚1.4厘米；表高19.2厘米，宽2.2厘米，厚1.3厘米。（图十七）

图十七仪征圭表

日晷又称“日规”，是观测日影测定视太阳时的天文仪器。由晷针和晷面两部分构成，按晷面放置的方向，可分为赤道、地平、竖立、斜立等型式。日晷是用来观察日出、日没以及通过测量日影的位置来指示当下的时刻。世界上最早的日晷诞生于六千年前的巴比伦王国。中国有关日晷的最早文献记载是《隋书·天文志》中提到的袁充于隋开皇十四年发明的短影平仪即地平日晷。赤道日晷的明确记载初见于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中的晷影图。

马上刻漏，北魏道士李兰创制，后耿询也曾制作。古代文献中有记载，仅有两条。《北史·耿询传》记载：“询作马上刻漏，世称绝妙。”唐徐坚《初学记·器物部·漏刻》记载：“李兰《漏刻法》曰：以玉壶玉管流珠，马上奔驰行漏。流珠者，水银之别名。”因无实物及图片，具体形制不详。有学者推测其大小如汉银错车马铜漏，内分上下两层，可短时计时。

盂漏，元代陶宗仪《说郛》卷109下，阙名《漏刻经》记载：“其法以铜盂二隻，大一小一。大者，贮水初无定制，但寛大过于小者足矣，如无以磁盂代之。小者，重五两，髙三寸四分，面底并阔四寸七分，上下四直造之。恐度量差殊，当以太平钱五十文准其轻重。造毕，于盂底微鑚一窍如针眼大，浮于水盆上，令水颠倒自穴外逆通上入于盂中。用筹探之水，至子则子时，至午则午时，至一更则一更矣。他皆仿此。”《古今图书集成》和《说嵩》也都有转载，且《说嵩》里指为祖暅（gèng）所传，但并为列引据何典。也有人说为唐朝僧人发明。

灯漏，记载于《元史·天文志一·大明殿灯漏》：“灯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为之。其曲梁之上，中设云珠，左日右月。云珠之下，复悬一珠。梁之两端，饰以龙首，张吻转目，可以审平水之缓急。中梁之上，有戏珠龙二，随珠俯仰，又可察准水之均调。凡此皆非徒设也。灯球杂以金宝为之，内分四层，上环布四神，旋当日月参辰之所在，左转日一周。次为龙虎鸟龟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跃，铙鸣以应于内。又次周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执时牌，至其时，四门通报。又一人当门内，常以手指其刻数。下四隅，钟鼓钲铙各一人，一刻鸣钟，二刻鼓，三钲，四铙，初正皆如是。其机发隐于柜中，以水激之。”大明殿灯漏是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创制的大型漏水计时仪器，其造型似灯，因放置于皇宫大明殿，故名大明殿灯漏。

沙漏，最早记载见于元代。明游潜《博物志补》：“五轮沙漏：北方水善冻，壶漏不下，新安詹希元以沙代水，人以为古未有也。”又《明史·天文志一·仪象》：“明年，天经又请造沙漏。明初，詹希元以水漏至严寒水冻辄不能行，故以沙代水。然沙行太疾，未协天运，乃以斗轮之外复加四轮，轮皆三十六齿。厥后周述学病其窍太小，而沙易堙，乃更制为六轮，其五轮悉三十齿，而微裕其窍，运行始与晷协。天经所请，殆其遗意欤。”由此可知，明詹希元创造了五轮沙漏，后周述学改进为六轮沙漏。

称漏，北魏道士李兰制造，唐徐坚《初学记·器物部·漏刻》记载“李兰《漏刻法》曰：以器贮水，以铜为渴乌，状如钩曲，以引器中水。于银龙口中吐入权器，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时经一刻。”即受水壶里受水的重量通过重一斤时间为一刻的换算方式转换为时间计量。

辊弹（gǔn dàn），唐代僧人文诰发明。南宋薛季宣《浪语集》记载：“辊弹漏刻始於唐僧文诰，行於中军，其制度在《十国纪年》简略不可稽。据走官东鄂始於戍将得之。其制为二尺屏风，纵横正等。以七尺五寸之竹，斜倚屏中，隐其机括、盖以铜华，承以芙蕖。为铜弹十有二铢者十珠，投其一於，历筒道四折而下，堕芙蕖中，其声铿焉。以次发其九弹。”

碑漏，相传发明于五代十国时期。《元史》列传第五十九齐履谦下记载：“都城刻漏，旧以木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内设曲筒，铸铜为丸，自碑首转行而下，鸣铙以为节，其漏经久废坏，晨昏失度。”

香篆钟，记载于宋代洪刍的《香谱》。香篆，“镂木以为之，以范香尘，为篆文燃于饮席或佛像前，往往有至二三尺径者。”百刻香，“近世尚奇者，作香篆，其文准十二辰，分一百刻，凡然昼夜乃巳。”

注释：

[1][2]王振铎．西汉计时器“铜漏”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2）．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J]．考古，1972（1）．

[4]兴平县文化馆，茂陵文管所．陕西兴平汉墓出土的铜漏壶[J]．考古，1978（1）．

[5]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伊克昭盟发现西汉铜漏[J]．考古，1978（5）．

[6]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J]．考古学报，1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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