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梁银罐
提梁银罐，金银器，唐代，高10厘米，口径8.4厘米。1991年伊川县鸦岭乡杜沟村唐齐国太夫人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
该银罐敛口、鼓腹、圜底，下腹部直径最大。双耳用2枚铆钉铆接于口沿外侧，与提梁相勾连，提梁素面无纹饰，梁首作S形。通体由两片银块上下焊接而成，腹部有明显接痕，从内部也可看出焊接的痕迹。拼接处用六瓣花形银铆钉铆接。铆钉共30枚，环腹部有22枚，上腹部铆钉呈竖行排列，两端各一行，每行3枚。竖行铆钉一侧各有一条刻槽，或是仿银片的接缝。（图1、图2）
图1 提梁银罐俯视图
图2 提梁银罐底部图
银罐的整体工艺采用了锤揲、焊、铆等技法，铆钉做成造型优美的小花形状，简洁自然，装饰性强。上腹部铆钉侧边的刻槽，起到了对称与呼应的作用。花瓣形银铆钉把整个罐体分割5份，弧形的罐底与腹部一周的花形铆钉相呼应，增加了装饰的节奏、韵律，使人产生一种律动的美感，充分表现了唐代金银匠们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根据其铸造工艺及其特征，应为唐肃宗至宪宗时期(756～820年)的银器。[1]
河南洛阳伊川县唐齐国太夫人墓中共出土了21件金银器，包括：提梁银罐1件、双鱼纹海棠花形金盏2件、双鱼大雁纹鎏金银盏托2件（图3）、绶带纹银碗1件（图4）、绶带纹鎏金银盘1件、双鱼飞雁纹银浅盘1件、另有碗（盘）2件、双凤衔绶纹银扁壶1件、长柄单流带盖银铛1件（图5）、提梁带盖银锅1件、鎏金镂空银笼子1件、鹤首银支架1件（图6）、银箸2双、鎏金卷草纹银粉盒1件、鎏金缠枝花纹银盒1件，有学者考证，这些器物皆为唐代的饮茶器具。其中，金盏与银托可扣合紧密为两组配套使用的盏托，纹饰图案多与饮茶有关。提梁罐和银锅、银铛均为茶道之备水器和烹煮器。鹤首银支架、鎏金银笼、银箸是用来炙烤茶饼的，可在架上置笼或直接置茶饼，下置炭火，用箸夹烤茶饼，笼可视为贮茶器或炙茶器。绶带纹银碗与雷钵用途相同或相近，代替茶碾、茶槽用于碾罗饼茶成茶粉。银盘用以储水或装放茶点。[2]墓中随葬如此之多奢侈的金银茶器，一方面可以看出齐国太夫人是一个喜好饮茶之人，另一方面也与唐代饮茶风习的传播与盛行是分不开的.
图3 双鱼纹海棠花形鎏金银盏托
图4 绶带纹银碗
图5 长柄单流带盖银铛
图6 鹤首银支架
唐代饮茶风尚十分普遍，一般认为饮茶是由南至北、由上层社会向民间来进行传播的，有学者将唐代饮茶风习传播、盛行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3]:一、唐初至8世纪中叶，饮茶风习，仍局限于江南地区，但茶叶商人的足迹已踏入北方。8世纪初开始，饮茶风习通过科举、寺院僧众等渠道渐向北方流传。公元8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饮茶风习在北方广为传播，在宫廷、达官贵族、文人骚客、寺院僧侣中，人人相习茶饮；但在下层社会中传播的速度相对较缓。三、780年后，饮茶风习在北方传播更广，不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在乡村僻野已弥漫开来，南北之间的差异渐趋缩小。有关茶叶的著作亦接连出现，对唐代饮茶风习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陆羽的《茶经》《顾渚山记》、张又新的《煎茶水记》、苏廙的《十六汤品》、僧皎然的《茶诀》等。《茶经》是对陆羽之前的唐代茶文化做出系统地总结与品评，提升了饮茶的文化内涵。《茶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茶文化的成熟。
唐人喜茶，也得益于其时人们对茶叶的新认识。唐代是茶叶从药用、食用到饮用转变的重要时期。从唐初的医书上可以看出，唐人认为茶可提神醒脑、疏通经络、解热去毒、醒酒、解饥渴、消夏去暑、去腻膻、延年益寿等功效。显庆四年（659年）修定完毕的《新修本草》中多次提到茶的药用价值：“茗，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又“苦荼，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也因为茶的这些有益功效，使得道士、僧侣普遍将饮茶当做驱睡魔，助修行的良药，到处煮饮，于是推动了饮茶的普及与日常化，饮茶之风逐渐流传。唐代茶文化由此逐渐进入发展繁荣期。
饮茶的流行，与唐皇室对饮茶的狂热崇拜与推动也是分不开。“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4]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当时全国有17个郡进贡茶叶，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鄂、川、陕、苏、浙、赣、闽、皖、湘、豫等十省，头纲茶限清明节前贡到长安，谓之“急程茶”，以应皇家清明宴上尝新茶，“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茶叶的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商品贸易繁荣。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在顾渚山（今浙江长兴、江苏宜兴地区）设皇家“贡茶院”，标志着贡茶制度的确立。贡茶制度不仅刺激了茶叶生产，也客观上刺激茶叶品质的提高。贞元（785-804年）以后，每年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5]
唐代中晚期，饮茶习俗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都十分兴盛，齐国太夫人生当晚唐之时，又居住在饮茶风尚普遍的东都洛阳，喜茶、尚茶亦是情理之中，墓中随葬大量金银茶具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代由于饮茶兴盛，己经形成了成熟的茶叶加工、制作与烹煮技艺。饮茶时所用主要是圆形或方形的“蒸青饼团茶”。烹饮的过程十分繁复：首先要“炙茶”，即把运来的茶饼复烘干燥，然后将焙燥的茶饼用纸袋包着保香，侯冷，打碎，入茶碾碾成茶粉。碾后过罗（筛细）罗下茶即成茶粉，放入茶盒中暂存。烹茶时，先烧一锅开水，加食盐、椒粉或姜末，调成咸香味，再用茶匙取一定量的茶粉，先用竹刷或长柄茶匙“环激汤心”，随即缓缓洒下茶粉，搅拌均匀，谓之“击拂”。接着沸煮成稀茶汤，趁热连汤带茶粉一道喝下去，谓之“吃茶”。 因流程繁复，唐人为饮茶生活特制了一系列配套的茶具器物，采茶、制茶、煎茶、品茶等过程都有相关的配套器具，从通用饮食器皿中分离出来，成为专用茶具。陆羽首创“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笼统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6]据此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饮茶程式，并逐渐上升到艺术审美层次，为茶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内涵。
唐人用来饮茶的器具材质丰富，有金银、陶瓷、竹木、琉璃等，尤以金银器为贵重。在一些唐代墓葬及窖藏中，如陕西何家村窖藏、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河南伊川齐国太夫人墓等都曾出土大量的金银茶器。根据文献记载，这些器具可分为烹煮器、点茶器、碾罗器、贮茶器、贮盐器、饮茶器等。[7]金银茶具种类繁多，其中烹茶盛汤的用具就有锅、罐、鍑等，《茶经》中云：“鍑，以生铁为之，……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8]从出土器物来看，锅、罐之类大多为银制器具，丁卯桥、何家村、齐国太夫人墓中皆出土有相类器物，也与史料记载相印证。
何家村窖藏中出土了5件银锅，分为两种类型。其中一件为素面双耳银锅，通高13、口径28.2厘米，为锤击成型，侈口，腹部向外鼓出一周突棱，平底。锅沿铆接双耳，耳上立环状把手，每耳上可见三个铆钉，口沿上有使用的痕迹，锅底可见同心旋纹及抛光的痕迹。（图7）何家村出土的另外4件银锅为提梁银锅，其中一件通高17.1、口径19厘米，为平底，锅口铆接双环，连接提梁，锅底内墨书行楷直书“四两一分”字样。（图8）另三件提梁银锅，为宽沿平折，敞口，弧腹下收为圜底。宽沿上铆有环形立耳，连接提梁。[9]何家村出土的一件单流金锅内有墨书“旧泾用十七两暖药”（图9），又因古文献中记载熬药用金、银器具，因此有学者将金、银锅推测为医药工具，应是暖药或熬药的器物。[10]
图7 何家村出土素面双耳银锅
图8 何家村出土提梁银锅及锅内墨书
图9 何家村出土单流金锅及其内墨书
丁卯桥窖藏中出土了两件银锅，其中一件为提梁银锅(图10)，通高10、口径25.6厘米。宽沿，敞口，直腹下收为圜底，宽沿上铆有对称的圆纽，与提梁相钩连。通体光素，钣金成型。另一件为无耳银锅，通高10、口径27厘米，侈口，宽沿，平底，通体光素，钣金成型。两件银锅沿外均刻“力士”二字。关于“力士”二字，一说为银器主人的名字，有推测或为润州地方官吏为高力士制作的礼品。[11]另一说，据《新唐书·韦坚传》天宝年间有“豫章力士瓷饮器、茗铛、釜”和李白的诗《襄阳歌》中“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的记载，推测“力士”或许为一种品牌。窖藏中还出土了银注子、银酒瓮、银碗、酒筹等，可知，这应是一批成套设置的酒具，银锅或许为煮酒之器。
图10 丁卯桥出土提梁银锅
齐国太夫人墓除前文所述的提梁银罐外，还有一件带盖提梁银锅（图11）。锅盖径18.9～19.2、盖高6厘米，锅通高14、口径21.5～21.8厘米。锅敞口，宽折沿，腹微鼓，与罐的制作工艺一样，同为锤揲焊接而成，但通身光素，无装饰。圆底略平，双耳立于折沿上，与提梁勾连，一耳为银丝，一耳为银片，提梁用扁银片制成，梁首作S形，盖周围高隆，中部平坦，中心铆有宝珠形钮。[12]
图11 齐国太夫人墓出土提梁带盖银锅
上文所述的银锅，其用途无论是煎药、煮酒或是烹茶，都可确定一点，这些银锅都是烹煮器具无疑。齐国太夫人墓中出土的多为饮茶器具，提梁罐与锅的用途相似，应为烹茶备水的器具。这些银制茶具，不仅反映了唐代贵族茶道文化的历史风貌，也对唐代茶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齐国太夫人墓的相关情况
唐齐国太夫人墓位于河南伊川县城西北约10公里的鸦岭乡杜沟村，1991年4月至8月由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会同伊川县文管办联合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单室土洞墓，由墓道、过洞、天井、雨道、墓室组成，长45.5米。墓道位于墓葬南部，长斜坡式，坡度12度，墓道由南向北逐渐加宽。过洞3个，位于墓道北侧，拱顶，已坍塌。过洞壁和墓道北端贯通，亦为上窄下宽。甬道长5.5、宽1.5～1.8米。南部略窄，两壁不甚规整，顶已完全塌陷。南端石门两扇，靠在甬道壁上，无边框。石门上线刻人物花草。墓志出在甬道中部，被盗后移于第二过洞内。墓室位于北部，长方形土洞，形状不很规则。墓室与甬道相接处，有木质墓门，已朽，留有木痕和铁门饰。棺椁在墓室西侧。[13]
由出土墓志得知：墓主人是齐国太夫人濮阳吴氏，是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之母，王士真之妻。生于公元763年，卒于824年，生前曾两次被诰命为太夫人。子王承宗与夫王士真及志文中提到的王武俊、王承元，新旧唐书均有传。不仅王氏家族在晚唐时地位显赫，吴氏娘家地位也非一般，其父吴希光，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上有载，为唐时重要将领。[14]
齐国太夫人墓的规模较大，结构复杂，虽两次被盗扰，破坏严重，但仍清理出文物1618件，加上县武装部移交的21件和县公安局移交的20件，共计1659件。[15]其中金银器21件，金银饰300件，玉石器36件，宝石饰1200件，骨雕35件，铅饰24件，铜器6件，铁器12件，钱币12枚，陶瓷器9件，石刻4件，随葬品十分丰富，特别是出土的金银器在洛阳地区至今为止是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座墓葬，它对晚唐金银器的断代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这些出土的金银器造型别致，纹样纤细流畅，采用焊接、切削、抛光、铆、镀、錾刻、镂空等方法，包揽了唐时所有的金银器制作工艺，而且往往是一件器物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制作而成。它们大都胎体较薄，具有晚唐时金银器的典型风格。但绶带纹银碗胎体厚重，采用浇铸成形的方法，和同出器物有明显差异，或许它们不是同一次制作的器物。[16]
参考文献
[1]陈娟.河南博物院藏唐代银器赏析[J].中原文物，2010（05）:106.
[2]梁子，谢莉.伊川齐国太夫人墓出土金银器用途考[J].文博，1997（04）：51，52.
［3］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唐代茶叶史研究之三[J].中国农史，1989（04）：72.
[4]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
[5]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二十五
[6]陆羽.《茶经·九之略》
[7]韩伟.从唐代饮茶风尚看法门寺等地出土的唐代金银茶具［J］.文物，1988（10）：46-55.
[8]陆羽.《茶经·四之器》
[9]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编著.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56.
[10]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6.
[11]刘建国.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J].文物，1982（11）：24.
[12]陈娟.河南博物院藏唐代银器赏析[J].中原文物，2010（05）：106.
[13]严辉，杨海钦.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J].文物，1995（11）：24，25.
[14]王金秋.唐齐国太夫人墓出土的银器[J].收藏家，2003（09）：2-5.
[15]严辉，杨海钦.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J].文物，1995（11）：24，25.
[16]王金秋.唐齐国太夫人墓出土的银器[J].收藏家，2003（09）：2-5.
唐代金银器多件纹饰繁复的造型，为何银罐、银锅多为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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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睿，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硕士，现就职于河南博物院陈列部。
邵丹，女，设计艺术学硕士，现就职于河南博物院陈列部，文博助理馆员，从事陈列形式设计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