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五凤熏炉

1989年3月，河南省焦作矿物局的工作人员在焦作嘉禾屯林场的砖窑取土时发现了一批窖藏铜器^[1]，经考古人员的抢救性清理发掘，出土铜器3类，共41件套。考古工作者推断其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这批窖藏铜器品类众多，有相当一部分精美的仿生类器具，五凤熏炉即是其中之一。这件五凤熏炉虽历经千年风霜，依然保存完整，主、附件齐备，细部刻画精美清晰，集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体。

五凤熏炉主体为凤凰形象，华冠锦羽，昂首引颈，口衔圆珠，振翅挺胸，阔翅上翘，胸前与双翅上均有阴刻羽状纹饰。凤腹中空，翅、腹连接处用穿钉连接，脊部中开，以成器盖，张合自由，可由此处向左右两边打开，用以放置香料，构思巧妙；凤体背部遍镂弧形孔，所燃香料由此袅袅而上；尾翅处亦镂有弧形、长方形小孔；胸前、双翅和尾部各饰有一只雏凤，加上主体的凤鸟形象共计有五凤，故而得名。熏炉的主体以凤凰双爪为支撑点，铆于一圆盘之上，圆盘平底、折沿、下饰三乳足。圆盘既起到了稳固熏炉主体的作用，又能盛接可能落下的香料灰烬，从美学的角度看亦不会呈现出头重脚轻的视觉效果。

两汉之前，凤鸟多以纹饰、局部装饰的形式出现在熏炉之上，如1997年在陕西凤翔雍城遗址中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凤鸟衔环铜熏炉^{[2]（图一）}。但这件熏炉的炉体仍是传统的扁圆形，只是于炉体顶端饰有一立体凤鸟，冠羽飞扬，双翅伸展，口衔铜环。凤鸟仅属熏炉的装饰部分，没有实际功用。而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五凤熏炉则是以青铜材质塑造出一只姿态矫健的大凤形象，凤体为熏炉炉身，巧妙运用凤翅锦羽为炉盖，凤腹为炉体，盛装香料，周身加诸雏凤为装饰，构思精巧，造型独特，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美的仿生型熏炉。此类体裁与工艺鲜见于实物，不仅是这批窖藏铜器中的代表器具，也是两汉时期独树一帜的熏炉精品。

图一陕西凤翔出土的凤鸟衔环铜熏炉

我国用香、熏香的历史悠久，熏香器具亦随之产生。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陶质熏炉，西周时期还设有专门掌管熏香的官职，战国时期出现了铜质熏炉，西汉中期熏炉使用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时期。

熏炉，顾名思义是用以熏香的炉具。熏炉的产生是为了迎合古人熏香的习俗，其兴衰变化是以香料的使用与变化为基础的。古人在焚烧植物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带有特殊香气的草木具有驱疫、怡情的功效，进而产生了专门焚、熏此类草木的行为，逐渐形成习惯。1983年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大墓中出土了一件竹节纹带盖陶熏炉，距今约40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熏炉。西周是我国礼制完备的时期，《周礼》记载：“剪氏掌除箜物，以攻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虫之事。”表明早在西周时期，政府已设有专司熏香的官员，熏香成为王室贵族的时尚之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对香草认识进一步扩大和深入，流行佩带香草，熬兰为膏，以郁金入酒等。《楚辞》中即有“纫秋兰以为佩”的记载。但至此，我们未见文献所记有香草类植物用于熏烧的例子。时至汉代，虽发现有香草熏烧的实例，但均与其他耐燃香料搭配使用，如马王堆一号汉墓中所出熏炉内既有茅香，又有高良姜、辛夷等香草^[3]。这一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香草因其材质的原因，可速燃，但不耐燃，且烟火之气甚大，与熏香之时的青烟袅袅之境大相径庭。所以，有学者认为：香草应为助燃之物，而非焚香的主燃物。东汉乐府诗亦有云：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其中的郁金、都梁即为助燃的香草，而苏合则是经提炼的树脂类香料，材质耐烧，香气持久。

熏炉之所以在两汉时期得到较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是熏香材料本身的改变与完备。自西汉武帝时，传统的熏香从材质到使用方法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汉武帝时，拓土开疆，沟通中西，随着对西域地区的开发，沟通了从中原经甘肃、新疆，直至中亚、西亚，并连结地中海各国的贸易通道，史称丝绸之路。除了陆地丝绸之路外，西汉的商人还经常出海贸易，进而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即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丝绸之路不仅将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带往世界各国，也将西方的香料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因此，一些学者也称之为香料之路。通过香料之路，西亚、南海等地的树脂类香料被国人所喜爱，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制香、焚香习俗。如南海地区的龙脑香、苏合香等传入中原，即被制成香球或香饼，下置炭火，以高温熏之^[4]。这种方法使香料徐徐而燃，不仅香味浓厚，而且没有什么烟火之气，青烟袅袅而上，缭绕于室，平添不少生活情趣。香料种类的扩大，使用方法的迥异，使得熏香用具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汉以前传统的佩带香草已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生活、文化追求，用香之盛，使得熏炉随之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其二是精神思想上的深刻影响。秦汉时期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得道升仙活动盛行，熏香除具传统的驱疫健身之用外，更被赋予了宗教思想的内容。除了传统的豆式熏炉与像五凤熏炉这样的仿生型熏炉之外，两汉时期还流行一种极具时代特色的熏炉形式——博山炉，充分体现出当时统治阶级笃信神仙方术、追求升仙不老的时代特色。

博山是指道家文化中的海上仙山。传说东海上有三座仙山，是为蓬莱、方丈、瀛洲。早至秦始皇时期，即派人向东海寻访仙药，以祈求长生不老。汉武帝时期神仙思想依然盛行，除遣人向东海寻仙问药外，武帝自己亦三次亲身至东海边，以期得见仙人。在这种神仙方术思想的影响下，秦汉社会在方方面面都反映出了强烈地求仙意识，熏香亦成为时人追求得道成仙的活动方式。焚香甚至被认为是君王秉受神谕，沟通天人的方式之一。熏香活动一旦融入了宗教思想的内容，就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无怪乎有学者说香具的发展与使用是香文化的外形身躯，而宗教文化及世人对香的感受与品鉴无疑为我国香文化的精神内核。

博山炉作为汉代的香具代表，究竟是什么样的？又是如何体现秦汉时期人们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的呢？古诗有云：“请说铜炉器，崔嵬像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纹各异类，离娄自相联。”由此可见，博山炉是在传统的豆式熏炉的基础上，将炉盖加以装饰，制成高耸如山之状，更有繁者，其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将自然山川惟妙惟肖地浓缩在小小的香炉之端，可谓匠心独运。加之山形炉盖镂空，香料燃时，烟气升腾，仿佛是仙气缭绕，直如人入仙境一般，心旷神怡。炉体下设承盘，使用时贮有热水，以助蒸香气，且象征东海，以衬仙山。当熏炉中焚起香料时，青烟缭绕，水气蒸腾，一派海上仙山，云雾盘绕之象，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秦汉时期神仙思想的盛行。

两汉时期不仅有五凤熏炉类的仿生型熏炉，更是博山炉的大流行时期。博山炉是我国汉晋时期常见的香具，不仅形制繁复，工艺也不断发展，从初时的铜质素面逐渐融入鎏金、错金银等技术，极尽华丽装饰之功用。

1968年河北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图二），是汉代博山炉的典型代表^[5]。这件错金博山炉出土于一号墓后室，通高26厘米，腹径15.5厘米，圈足径9.7厘米，盖高12.3厘米。炉身为豆形，敛口，炉盖作博山状。炉身的盘与座为分铸，然后以铁钉铆合。炉身通体错金，纹饰自然流畅。炉座圈足，饰错金卷云纹。座把透雕，作三龙腾出水面之态，恰好以龙头托住炉盘，构思十分巧妙。炉盘饰错金流云纹，线条活泼生动。炉盘上部和炉盖铸出高低起伏、挺拔峻峭的多层山峦，盖部因山势镂孔。神兽、虎豹奔走于山峦之间，另有小猴蹲踞于峰峦间或骑于兽身之上；猎人持弓逐猎……勾勒出生动的狩猎场景、秀丽的山川景色。工匠又在细处以错金工艺渲染，使人更觉生意盎然，华美之极。这件错金博山炉的出土展示出汉代铸铜与错金银工艺之精，令人叹为观止，恰如《西京杂记》中所载：“长安巧工丁缓者……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

图二错金博山炉

1981年陕西省兴平市茂陵东侧出土的鎏金银竹节铜熏炉^{[6]（图三）}，通高58厘米，底径13.3厘米，口径9厘米，盖高6厘米。炉体为博山炉形式，炉体、长柄、底座均为分铸，而后铆合在一起，通体鎏金银，华美异常。熏炉底座上透雕着两条蟠龙，昂首张口咬住熏炉的长柄；长柄巧妙的仿竹节形制，共分五节，节上刻着竹叶，柄的上端有三条蟠龙将熏炉托起。熏炉炉体为博山形制，炉体下部雕饰蟠龙纹，底色鎏银，龙身鎏金，炉体上部浮雕有四条金龙，龙首回顾，龙身从波涛中腾出，线条流畅，造型奇妙。该件铜熏炉炉盖口外侧有一周铭文，共计35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宫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底座圈足外侧亦有一周铭文，计33字：“内者未央尚卧，黄金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一斤，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输，第初四。”这些铭文显示，该件熏炉为西汉皇家未央宫所用，为了解西汉时期宫廷生活用器的铸造及其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与文字资料。

图三西汉鎏金银竹节铜熏炉

除了极尽华美的宫廷用熏炉外，博山炉流行于两汉时期的各个阶层。

河南博物院收藏的汉代铜博山炉（图四），是博山炉常见的型制。熏炉通高27厘米。炉体豆形；炉盖作高耸山峦状，中有镂孔，炉顶山峰处置一飞鸟，以象征山峦间遍布飞禽走兽；熏炉的柄部设计为骑着异兽的人形，头部支撑着熏炉的主体，下置圆盘。这种造型几乎成为当时博山炉的基本型制，十分成熟与完善，反映出汉代浓厚的神仙道家思想流行。

图四汉代铜博山炉

从所出土的各类汉代熏炉中我们可以看出，熏炉这一用具发展至汉代已臻成熟，工艺性与装饰性甚至大过其实用性。充分说明在两汉时期，熏香已成为社会流行的习俗，不仅单纯具有祛疫健身的功能，更兼具了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含义，各阶层对这一活动的喜欢，使得熏炉的发展进入了空前高涨的时期。贵族富户在使用熏炉进行熏香这一活动时，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与装饰相结合的愿望。加之两汉时期经济鼎盛、文化繁荣，科学技术与思想艺术都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各种工艺繁复、制作精良的熏炉应运而生，在保有其实用性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装饰性。虽然根据大量的出土资料与文献记载，两汉时期博山炉无疑是熏炉形式的主流，但统治阶级对奢华品的追求是全方面的，于是在工艺精美、鎏金错银的博山炉之外，五凤熏炉等仿生型熏炉亦为时人喜爱。从五凤熏炉所出的同批窖藏铜器来看，其中不乏如天禄尊、兽形口衔耳杯砚滴、跽祭熊灯等精美的造型器具，这批铜器虽无铭文，但从形制等多方面综合推断，其相对年代上限不超过西汉中期，下限定为西汉晚期，最晚到东汉早期。它们的主人非富即贵，地位超然。以五凤熏炉为代表的这批青铜器可以帮助我们得以窥见两汉时期贵族阶层的喜好及当时丰富而奢华的生活。

凤，即凤凰，也作“凰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祥瑞之鸟，也是百鸟之王。雄者名凤，雌者名凰。《山海经•大荒西经》记“有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7]。《山海经•南次三经》则说：“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现则天下安宁。”东晋学者郭璞在《尔雅•释鸟》中对凤凰的形象作了具体的描述：“鸡头，蛇颈，燕颌，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由此可见，凤凰是一种传说中的神鸟，它的形成与中华图腾——龙一样，是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提炼升华，在精神层面上想像而成的一种复合型动物，反映出古代人民对美好事物的精神追求。传说中的凤凰性格高洁，非晨露不饮，非嫩竹不食，非千年梧桐不栖。又因其身上有五种像字的纹饰，即“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腹文曰信，膺文曰仁。”更是被古人引为正义祥瑞之兆，是天下太平的象征。《韩诗外传》中记黄帝向天老问凤凰之事时，天老说凤凰是“戴德、负仁、抱忠、挟义，小音金，大音鼓。延颈、奋翼、五彩备举，鸣动八风，气应时雨。食有质，饮有仪。往即文始，来即嘉成。唯凤为能通天祉、应地灵，律五音、览九德。”古人认为太平盛世之时，便有凤凰来仪，是为吉征。《韩诗外传》中亦记之为“天下有道，得凤象之一则凤过之，得凤象之二则凤翔之，得凤象之三则凤集之，得凤象之四则凤春秋下之，得凤象之五则凤没身居之。”

关于五凤熏炉中五凤的解释，有人引《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五四辑《乐纬叶图徵》说“五凤皆五色，为瑞者一，为孽者四”。以至我们对五凤熏炉的文化含义产生了怀疑。按此引之说，那这件五凤熏炉究竟是祥瑞之征，还是妖孽之兆呢？所引者含糊未明。我想，答案依然要从《乐纬叶图徵》中找，该书中又云：似凤有四，并为妖。一曰鹔鹴，鸠喙圆目，……至则役之感也；二曰发明，鸟喙，大颈大翼大踵，……至则丧之感也；三曰焦明，长喙疏翼圆尾，至则水之感也；四曰幽昌，锐目小头，大身细足，踵若鳞叶，……至则旱之感也”。也就是说，凤凰是祥瑞之鸟无疑，所谓孽者，是四种类似于凤凰的妖鸟。这与我们今天所见的这件五凤熏炉中的五凤不是一个概念，五凤熏炉中的五凤是一个数字的概念，与文献中所记的五类禽鸟不可等同。但所谓似凤的四种禽鸟，历代学者也有不尽相同的研究。宋代王应璘在《小学绀珠》卷十中说“五凤，赤者凤，黄者鹓雏，青者鸾，紫者鸑鷟，白者鹄，五凤皆瑞而无一妖也”。是以颜色来分别定名，将其全部列为祥瑞之代表。无论是《乐纬叶图徵》、《小学绀珠》所记，还是其他文献所载，虽均为秦汉以来学者的附会之言，但凤凰在古代无疑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不仅流行于历朝历代，更是成为封建王朝中皇后的专用代表。今天收藏于河南博物院的这件汉代青铜五凤熏炉，命名当是源于器物主体为一只凤凰，另附四只雏凤，以数字计。这件汉代珍玩，寄托了汉代先人崇尚祥瑞，祈求福祉的美好愿望。

注释：

[1] 焦作市文物工作队.河南焦作嘉禾屯出土汉代窖藏铜器[J].华夏考古，1995（2）.

[2] 凤翔发现战国凤鸟衔环铜熏炉[J].文博，1996（1）.

[3]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M].文物出版社，1973.

[4] 杨岗.先秦以至秦汉的薰香习俗文化[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1980.

[6] 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J].文物，1982（9）.

[7] 山海经[M].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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