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7小潞王朱常淓草书唐李白诗碑拓片

此石为小潞王朱常淓手书唐李白诗刻，草书6行，满行8字，为唐代诗人李白五言律诗《送储邕之武昌》，诗曰：“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湖连张乐地，山逐泛舟行。诺为楚人重，诗传谢脁清。沧浪吾有曲，寄入棹歌声。”

此诗见《全唐诗》的第177卷第33首。是李白因送朋友储邕而引起对武昌的怀念，以古风起法运作排律，自然流畅地表现了诗人对武昌的怀念和对储邕的留恋，表达出李白与友人储邕之间情意的深切。此诗中“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后原有“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送尔难为别，衔杯惜未倾”的诗句，没有写入草书诗中，这在小潞王唐诗书刻中常见。有时诗中个别字句与《全唐诗》相较亦有不合之处^［1］。

诗文前后刻印章三枚，为“言论印“和“名号印”。引首章上刻篆书2行：“潞国敬一主人中和之宝”，为其名号。压角章二枚，圆形印上刻：“忠肃共懿宣慈惠和”，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方形印章上刻柳叶篆2行4字：“潞国亲笔”。柳叶篆是篆书的一种，晋卫瓘作，因形如柳叶，故名。印文朱白交替，变化多姿。

朱常淓草书唐诗刻石草书笔法属婉转流畅，文雅柔美一路。笔画起收俱见痕迹，游丝缠绕牵连，草法正确严谨，书风是承袭东晋“二王”一脉，也有唐孙过庭章草痕迹，同时延续了元代赵孟頫的艺术传统。据传其学书时遍阅历代名家为师，尤对晋之“二王”、唐之怀素倍加崇拜。并用楷书手抄王羲之《草书百韵歌》，今存其手书石碑十二块^［2］。除了书法外，碑贴中的印章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每首唐诗加盖两枚到三枚印章，每个印章都不重复（参见相关链接一），雕刻艺术很精湛。大约有600多枚，形态各不相同。印章内容皆为修身治学的格言警句。语出《论语》《孟子》《礼记》《大学》等经书。表现出当时上层统治阶层对儒家文化思想的尊崇，具有现实教育意义。

朱常淓存世手书唐诗石刻对当代人写草书有很大的帮助。具有文学艺术价值、社会教育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传承收藏价值。同是也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篆刻史、晚明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在河南省太行山余脉凤凰山脚下，有一座依山据岭，俯瞰卫水的陵园，名叫“潞王陵”，潞王陵建成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好、占地面积最大的明代藩王陵墓。潞王陵的墓主人朱翊镠，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明穆宗朱载垕的第四子，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唯一同母弟。四岁册封为潞王，万历十七年（1589年）封藩于河南卫辉，因其身份特殊，权倾一时，被当时的朝臣称为“诸藩之首”。

1368年，朱元璋灭元建立明王朝，为了稳定和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他全面强化中央集权，封王建藩就是重要举措之一。为了确保朱家王朝长久统治，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儿子最可靠，他诏示群臣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于是将诸子分封到全国各地，以起到“夹辅王室”^［3］的作用。为“久安长治之计”^［4］，从洪武三年起，陆续分封了24个儿子就藩全国各地。这些藩王享有很高的权力，其冕服车旗邸第规制，仅次于皇帝。明朝对所封藩王实行世袭制度，亲王嫡长子立为亲王世子，诸庶子封为郡王。河南是分封藩王较多的地区之一。自洪武十四年始，朱元璋所封的周王朱木肃、唐王朱泾（水改为木字旁）、伊王朱木彝等几位皇子陆续到这里就藩。明隆庆五年（1517年），明穆宗第四子朱翊镠封为潞王，万历十七年（1589年）就藩汲县（明清两代为卫辉府，1988年改为卫辉市），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去世，其子朱常淓袭爵。朱常淓（1608—1646年）字中和，号敬一，自称敬一道人。?明太祖朱元璋十世孙，第一代潞王朱翊镠第三子，袭封潞王，就藩于卫辉府，世称小潞王。小潞王朱常淓“习文翰，嗜古玩”，精于笔墨金石。为人软弱胆怯，政治上没有建树，但在民间口碑极佳。明崇祯帝崩后，朱常淓流落杭州，被明朝遗老推为监国，清军打到杭州要屠城时，朱常淓亲诣清营投降，条件是“请勿杀害人民”。杭州人避免了扬州屠城的灾难，受其恩惠的杭州人称朱常淓为“潞佛子”。降清后，朱常淓被押送北京，清廷于1646年（顺治三年），借“金印案”为名将潞王朱常淓与荆王、衡王等十一位明宗室，以私藏金玉银印，图谋不轨之罪名杀害，潞王府也被抄没。隆武帝追谥曰“闵王”。年仅38岁的潞王伴随着明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成为王朝更替的牺牲品，他的艺术生命也随之夭折。

明代帝王从朱元璋开始到仁宗、宣宗都极爱书法，尤其喜摹“兰亭”，神宗自幼工书，不离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虞世南临写的《乐毅传》和米芾的《文赋》，留下了不少艺术作品。朱常淓继承了明代皇家喜书的传统，一生中下工夫最多的是书法，五体皆能，尤擅长草书，其风格也随“二王”遗韵。他还将平时学习历代名家书论的个人心得、随笔等集录成册，著成一本《述古书法纂》，刊印传世。清朝初年，汲县知县把一批朱常淓手书石刻镶于崇圣祠的墙上，使得这批石刻得以保存下来。经调查整理，朱常淓手书唐诗原始石刻目前存世290多块，保存于卫辉市徐家祠堂（卫辉博物馆），石刻规格一般为50×40厘米，这批原始石刻中字迹、印章较为完好的101块，字迹完整，印章不完整的72块。朱常淓草书唐诗融唐诗、书法、镌刻于一体，汇集了唐代近百位诗人的297件书法作品，碑帖以朱常淓本人书唐诗作品的形式摹刻上石，刻工精妙。

朱常淓身兼藩王和艺术家双重身份，集中精力如此大规模的用草书写唐诗在历史上比较罕见。此举可以透视当时一部分宗室阶层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对艺术的热爱与专注。明代朱元璋设立宗藩制度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明建文年间，建文帝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严重威胁藩王利益，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此后，明王朝为了防止宗室作乱，对他们监控日严。明代宗室“世世食岁禄，不授职任事”，“贤才不克己见，知勇无所设施。”^［5］不能有作为于朝廷，又不允许他们从事四民之业，成为靠傣禄养活的庞大寄生食禄阶层。他们在地方强取豪夺，荒淫无耻，或为贪鄙之徒，或敲诈勒索，或掠夺民舍，强娶民女，完全是国家经济生活的蛀虫。顾炎武曾评价说：“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然而宗室藩王也非一无是处，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不仕不农的悠闲的生活环境，也给他们提供了从事文化活动的条件，涌现出不少杰士俊才，在刻书、史学、医学、书学和乐谱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可谓人才辈出。如郑藩王子朱载堉(1536-1611年)，创建了十二平均律。此理论被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包括钢琴，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圣人”。小潞王朱常淓也非游手好闲之辈，他的存世草书唐诗石刻在当代不仅具有书法艺术价值、学术研究价值，还具有社会教育价值和传承收藏价值。另外，值得称道的是朱常淓不仅习书，还精于弹奏，并创作琴曲、制作古琴。明代宗室藩王善造琴，可称空前绝后，值得称道的为“四王琴”。“四王”，即明代宁、衡、益、潞四王。《琴学丛书》说：“明宁、衡、益、潞四王皆能琴，潞琴最多，益次之，宁、衡最少。” 潞王府所制之琴，称为“潞王琴”，有统一的形制，且每张琴都有编号。崇祯帝把“潞王琴”视作珍品，作为赏赐给诸王的礼物。“潞王琴”的相关文献记载较为多见。清初王士祯著《池北偶谈·谈艺九》云：“明潞藩敬一主人，风尚高雅，尝造琴三千张。予犹见长安市上售其一，有隶书‘中和’二字。”清代张道《临安旬制纪》卷三《潞王佚事》云：“潞王好鼓琴，其所制前委两角，材特精良。崇祯年，明帝尝出宫中古琴赐之，后流落人间。” 在流传至今的三十余部明代琴谱中，皇室宗亲所制的琴学著述有六部之多。潞王著有《古音正宗》，传于后世，收有琴曲五十首。明代皇室宗室在制谱、度曲、著述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也是明代琴史的一大特点。

综观小潞王一生作为与结局，使人想起“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的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年），也让人慨叹他与宋代艺术全才却被史家评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宋徽宗赵佶有“异曲同工”的相似。

小潞王存世唐诗碑贴皆是草书刻石，草书作为中国书法艺术中表现力最强、感染力最深的一种书体，始于东汉末期，东汉和帝十二年（公元100年），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汉兴有草书”，产生的根源是人们实用书写的要求。由于古代军事文书的传递、佐吏文书奏章的书写以及尺牍往还等需要，为了“趋急速”而快速书写，由隶草至章草、今草最后至狂草（见相关链接二），最终逐渐脱离文字实用范畴，而以艺术性、表现性为旨归。明代晚期是草书创作的辉煌时期。特别是明万历后书法中的行草书再次走向历史的高峰，面目焕然一新，群星璀璨，各具风貌，涌现出以祝允明、张瑞图、王铎、傅山等为代表具有豪放特征的浪漫书家，给书坛带来了奇歌异彩，代表着明中叶后至清初书坛的主流意识。而小潞王的草书与他们相比显得平淡无奇且风格始终如一。下面选取与小潞王同时代或稍早的草书名家作品进行纵向的比较研究。

一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这种艺术所赖以生存的时代无法脱钩，他要承受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各种影响。明代中叶至清代初期，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工商业的发达、资本主义萌芽，承袭数千年的封建思想道德体系开始崩溃，个性解放的洪流不断冲击着传统大一统的精神文化统治。表现在书法上，就是“目空古人”，追求个性发展和改变师路，从学习“二王”而改学宋人，如明中晚期祝允明、张瑞图、王铎、傅山等浪漫主义书法大师。他们放浪笔墨、狂放不羁、愤世嫉俗，或标新立异，或独辟蹊径，把艺术个性发挥到极致，代表当时草书主流风格，和他们相比可知小潞王书法艺术风格的独特性。　　　

1、小潞王书唐陈子昂《夏日游晖上人房》（图1）

图1 小潞王书唐陈子昂《夏日游晖上人房》

此石草书诗文6行，满行8字。诗曰：“山水开精舍，琴歌列梵筵。人疑白楼赏，地似竹林禅。对户池光乱，交轩岩翠连。色空今已寂，乘月弄澄泉。”出自唐陈子昂《夏日游晖上人房》。

引首章刻1行6字：“当仁不让于师”，语出《论语·卫灵公》。压角章二枚，一刻篆书2行4字：“敬一道人”，为其名号，另一枚篆刻3行20字：“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客敬”，语出《礼记》。

小潞王书唐曹邺《霁后作》（图2）

图2 小潞王书唐曹邺《霁后作》

此石草书诗文6行，满行8字。诗曰：“新霁辨草木，晚塘明衣衿。乳燕不归宿，双双飞向林。微照露花影，轻云浮麦阴。无人可招隐，尽日登山吟。”末行刻二枚印章，上篆书3行8字：“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下刻“中和”2字，阴阳互辅，书体纵长，“中”字写法属潞王自创。

2、祝允明(1460—1527年)草书《前后赤壁赋卷》（图3）

祝允明，字希哲，因右手六指，故自号枝山。苏州人。据《明史文苑传》载：“弘治五年举于乡，久之不第，授广东兴宁知县。”中年以后，因仕途失意草书为之一变。其狂草颇受世人赞誉，流传有“唐伯虎的画，祝枝山的字”之说。他的草书用笔、结字受黄庭坚草书影响最深，狂草最值得称道，不论是长卷还是大轴，都豪放自如，晚年“点”的运用更是出神入化，陆时化赞其行书：“天姿超绝，学力深沉，遂为有明书家第一。”^［6］其草书《前后赤壁赋卷》为明中期狂草书法经典之作，笔势从张旭、怀素中出，感情充沛，如脱缰骏马，纵横奇绝，一气呵成，奇幻多变。^［7］

图3 祝允明(1460-1527年)草书《前后赤壁赋卷》

释文：“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

明祝允明草书《前后赤壁赋卷》（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3、张瑞图(1570-1644年)《五绝诗》轴（图4）

张瑞图，字长公、无画，号二水、芥子、白毫庵主等。福建晋江人。万历年进士，后因案坐徙，赎为民。年轻时即以擅书名世，时人将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并称为晚明“善书四大家”。此轴款钤“张长公”“瑞图”印2方，引首钤“文学侍从之臣”印。书法从钟、王入手，折笔侧入，形体尖锐，最引人入目的是用笔的方折被极异的夸张。起止转折倔强，力量饱满，笔墨酣畅。清秦祖永《桐阴论画》评曰：“瑞图笔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　　

图4 张瑞图(1570-1644年)《五绝诗》轴

释文：“与君青眼尽，共有白云心。不向东山去，旦旦春草深。”^［8］

张瑞图《五绝诗》轴，纸本 172.7×43.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4、王铎（1592-1652年）草书《秋日西山上》长卷（图5）

王铎，字觉斯，号嵩樵、痴樵，河南孟津人。清顺治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王铎50岁之后，由于官场的矛盾，生活的困惑和心理的彷徨，其书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宗晋变为张旭、怀素的率意与野道。书体荒幻奇崛，狂放不羁，与正统的书法格格不入，字里行间已经没有了“二王”的影子，字中隐含的是情感的宣泄、情绪的放纵和血液的奔腾，可谓抒情写意的最高境界。成为明末清初崇尚狂狷之美的浪漫主义的中坚。启功评王铎书法：“王铎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此作为王铎草书《秋日日西山上等诗六首》长卷的一部分。

图5 王铎（1592-1652年）草书《秋日西山上》长卷

释文：“秋日西山上，一床衡绝壑,其奈野萧何。但有孤阳入，就中秋色多。猢狲同饮食，枒枿助吟哦。恻目怅诸郁，宁知嗃老萝。”

王铎草书《秋日西山上》等诗六首（局部），河南博物院藏

5、傅山（1607-1684年）《草书五言古诗立轴》（图6）

傅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又有真山、浊翁、石人等别名，山西太原人。于医学、诗文、金石书画无不精深。他生活在改朝换打之际，清操自守，拒不入仕，是著名的明代遗民之一。傅山论书主张：“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此作录五言古诗一首，款署“傅山书”，下钤“傅山之印”，用墨干渴，飞白之笔居多，字型欹正自然，章法不落俗套，布局平稳，行笔奔放自如。是他思想、性格的反映。

图6 傅山（1607-1684年）《草书五言古诗立轴》

释文：“娟娟青柳外，春山与争姿。组之以青云，句嫩不胜思。心目亦何极，收视而置之。三韵十二章之一书为惠介文兄粲。侨老傅真山”^［9］

傅山《草书五言古诗立轴》，绫本，纵201.5厘米，宽50.9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纵观明末清初草书名家的墨迹，祝枝山恣肆纵横、墨气淋漓；傅山骄健流畅，连绵缠绕；王铎奇险跌宕，狂放不羁；而张瑞图另辟蹊径，“于古法为一变”。这四人皆官场失意，仕途坷坎，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可以说走了“拙、丑、支离、真率”的道路，把“巧、媚、轻滑、安排”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笔墨行间反映了他们内心的焦灼、苦闷和颓丧。这一切揉合在一起，只抒胸臆，情感丰富，层次复杂，让我们徜徉墨海，如品美酒，或酣或醉，因而审美价值极高。值得一提的是王铎和潞王平时吟诗唱和，书画互赠，是频繁交往的挚友，王铎有时也到潞王府居住，与其切磋书艺。但二人书风迥异，可以说一个优美，一个崇高；一个尚意，一个尚法；一个传统，一个狂放；实乃冰火二重天。这和小潞王的生活遭际有极大关系。上述草书家风格的形成皆在五十岁以后的晚年，如傅山评王铎书说：“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以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10］而小潞王年仅38岁艺术生命就终结了，所以他留下的草书墨迹还处在临习古法阶段，没有转折和高潮。与炉火纯青的其余草书名家相比显得谨守法度，较为保守传统，充满了“书卷气息”。保持着优雅闲淡，宁静详和，疏放自然的意境。

第二世潞王，生活在明朝晚期政治衰退的大动荡时代。就藩期间及至南明监国，政治生涯中未有很大建树，死得也很惨，但他生前在文化思想方面做出的成就则是巨大的，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遗憾的是翻开中国古代书法史^［11］，没有他的一席之地，谨借本文为大家进一步了解晚明书风打开一扇窗口。

小潞王朱常淓草书石刻七品

小潞王朱常淓草书石刻是以刻贴的形式存世，有290多方。所写唐诗有五言绝句和七言律诗，大部分唐诗刻石皆刻有印章，极具个性化。现择选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许浑、杜牧、李白、杜甫、陆龟蒙、钱起等人诗作刻石7方与大家一起深入品鉴。

1、唐杜牧《润州》（图7）

图7 唐杜牧《润州》

此石草书诗文8行，满行8字。诗曰：“句吴亭东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 为唐杜牧《润州》诗文。

印章三枚，皆为“名号印”。末行圆形钤印：“敬一”2字，方形钤印“潞国亲笔”4字，右上角长方形钤印：“中和父”3字。

2、唐无可《新年》（图8）

图8 唐无可《新年》

此石草书诗文6行，满行8字。诗曰：“燃灯朝复夕，渐作长年身。紫阁未归日，青门又见春。掩关寒过尽，开定草生新。自有林中趣，谁惊去岁频。” 唐无可《新年》诗句。末行后刻印章一枚，为“言论印”，篆书3行6字：“明四目达四聪”，语出《尚书· 舜典》。

3、唐于良史《冬日野望寄李赞府》（图9）

图9 唐于良史《冬日野望寄李赞府》

此石草书诗文6行，满行9字。诗曰：“地际朝阳满，天边宿雾收。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北阙驰心极，南图尚旅游。登临思不已，何处得销愁。”为唐于良史《冬日野望寄李赞府》诗句。

末行下刻二枚印章，上刻篆书3行3字：“中和甫”，为其美称，下刻篆书3行6字：“漱六艺之芳润”，为当时文人雅士常见闲章。

4、唐代杜甫诗《雨》（图10）

图10 唐代杜甫诗《雨》

此石草书诗文6行，满行8字。诗曰：“始贺天休雨，还嗟地出雷。骤看浮峡过，密作渡江来。牛马行无色，蛟龙斗不开。干戈盛阴气，未必自阳台。”此作为唐代杜甫诗《雨》。

左下刻印章一枚，篆书3行9字：“敬一主人中和甫之宝”。

5、皮日休《病中庭际海石榴花盛发，感而有寄》（图11）

图11 皮日休《病中庭际海石榴花盛发，感而有寄》

此石草书诗文8行，满行8字。诗曰：“一夜春光绽绛囊，碧油枝上昼煌煌。风匀只似调红露，日暖唯忧化赤霜。火齐满枝烧夜月，金津含叶滴朝阳。不知桂树知情否，无限同游阻陆郎。”此为皮日休《病中庭际海石榴花盛发，感而有寄》诗句。末行下刻二枚印章，上枚方形印章篆书3行7字：“非正心诚意不言”。下枚方形印章刻4行16字：“皇明潞国敬一主人中和甫美心宫之宝”，美心宫当为王妃宫室，此印当为此宫所用。此方印文书体为“鹄头书”，源于汉代简牍文字，又称“鹄书”，在潞王印章中十分罕见。

6、唐刘禹锡《九日登高》（图12）

图12 唐刘禹锡《九日登高》

此石草书诗文5行，满行5字。诗曰：“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此为唐刘禹锡《九日登高》5言绝句。末行草书“敬一”二字，下刻印章，篆书4行4字：“敬一道人”。皆为其名号。

7、唐朱湾《九日登青山》（图13）

图13 唐朱湾《九日登青山》

此石草书诗文6行，满行8字。诗曰：“昔人惆怅地，系马又登临。旧处烟霞在，多时草木深。水将空合色，云与我无心。想见龙山会，良辰亦似今。”此为唐朱湾《九日登青山》。

左边钤印二枚，分别为：“敬修其可愿”、“潞国亲笔”。右上角钤印：“敬一主人中和父宝”。

8、小潞王书唐许浑《蒙河南刘大夫见示与吏部张公喜雪酬唱敢攀和》（图14）

图14 小潞王书唐许浑《蒙河南刘大夫见示与吏部张公喜雪酬唱敢攀和》

此石草书诗文6行，满行8字。诗曰：“风度龙山暗，云凝象阙阴。瑞花琼树合，仙草玉苗深。欲醉梁王酒，先调楚客琴。即应携手去，将此助商霖。大明崇祯九年书，敬一。”此石特殊之处是落款处有明确纪年，说明其草书石刻皆在明崇祯九年前后所书。

参考文献

［1］王日新刘卫东：《潞王陵石刻文献与《全唐诗》字句异同研究——兼论家教的重要教材及唐诗碑刻的家教榜样》，《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11月。

［2］傅山泉：《论二世潞王朱常淓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11月。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四《开国规模》。

［4］《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

［5］《明史诸王传赞》卷120

［6］见《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二《祝枝山古诗十九首册》

［7］陈燮君主编：《上海博物馆》，长城出版社，2007年4月。

［8］［9］纪江红主编：《中国传世书法》（下），北京出版社。2004年9月。

［10］傅山《霜红龛集》卷二十五《家训字训》。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11］朱仁夫：《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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