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青铜器（镶嵌绿松石），夏代，长16.5厘米，宽8-11厘米，1984年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现藏于洛阳市博物馆。
1984年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二里头村南进行发掘，清理了几座灰坑和十余座墓葬及一座大房基，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就出土于编号为M11的墓葬之中。该墓葬属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墓坑南北长2米，东西宽0.95米，墓口距地面0.50米、墓底距地面1.10米。方向345°。骨架已朽，但随葬品十分丰富，铜器包括：铜爵、铜铃、兽面铜牌饰各一件；玉器包括：戚壁、玉圭、玉刀、玉管状器各一件，柄形饰三件。陶器包括：盉、爵各一件，圆陶片四件；另外还有绿松石管饰两件和漆盒一件。[1]丰富的随葬品，证明墓主人不凡的身份和地位。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图一），上宽下窄，圆角束腰，弧面，整体呈盾牌状。两侧各有圆鼻一对。正面用绿松石片镶嵌出动物纹饰。其形象似兽面，其头圆吻尖长似是蛇头形。在墓中放在墓主人的胸前。[2]该器以青铜铸成主体框衬，其上饰有兽面纹，纹路间由数百块磨制好的小绿松石镶嵌而成，每块之间严丝合缝，历经三四千年仍无一松动脱落，可见制作工艺之高超。
图一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线图）
该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当时有可能缀于上衣之上，对于铜牌饰的功能，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这是巫师作法的用具，也有护身符或者身份标志的观点。同墓有铜铃出土（二里头共出土三件铜牌饰，均伴有铜铃出土），在二里头文化中铜铃与铜牌饰似乎是一种固定搭配，有学者认为两者都是巫师作法时的用具，是一种沟通鬼神的法器，因为现在在萨满教中仍有操铃施法的情况。
镶嵌绿松石器，二里头遗址中共出土了5件：一件镶嵌绿松石圆形器、三件铜牌饰、一件镶嵌绿松石龙形器，它们的出土证明镶嵌技术在二里头文化中已非常成熟。3件铜牌饰皆由数百枚大小不一、形状不一的绿松石块粘接成兽面纹，它们历经3000余年未见松动，更无散落（尤其是1987年出土的那件，在其背后失去依托的情况下，仍颗颗无松动，足见其镶嵌技术之高超）。我们以形制较简单的镶嵌绿松石圆形器入手研究其镶嵌技术：出土于在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K4（被盗过的土坑）中，沿周边镶嵌61块长方形绿松石，中间又用绿松石镶嵌了两圈十字形，每圈十三个（图二）。有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认为在铜器上镶嵌绿松石的工艺，不仅要有一定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而且由于绿松石片需要小而薄，形制多样而工整，更要求有相当高的玉石加工技艺。[3]可以说，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器镶嵌绿松石工艺成为先秦青铜器发达的嵌错工艺的先导。[4]
图二 镶嵌绿松石圆形器X光透视图
对于这些绿松石和铜器的结合模式，目前学界的意见仍不统一，石璋如认为应是器物上先铸成阴纹的纹饰，然后按照纹饰的规格制作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或块。镶嵌绿松石片、块时用粘着物，其质料有可能是一种树胶。[5]也有学者指出粘着物据观察可能有漆或桐油之类物质。[6]对于镶嵌绿松石圆形器，李京华认为用的是铸镶法，绝不是嵌镶法。[7]郑光认为圆形器是先铸造好花纹形状之后再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是先铸好镂空的框架，再在内部镶嵌绿松石。[8]通过这些复原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以铜牌饰为代表的青铜-绿松石镶嵌技术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它对青铜器铸造和绿松石的磨制都有极高的要求，可以说镶嵌铜牌饰代表了夏代青铜器镶嵌工艺的最高水平。
既然二里头文化中的镶嵌工艺已然如此成熟，那么它必然是有其渊源，王青先生认为朱封王冠饰采用的镶嵌技术是其工艺源头，[9]以目前的资料来看，这是非常正确的推论。
（一）目前国内外所见铜牌饰统计
据王青先生统计，截止2002年，现存面世的镶嵌铜牌饰共有16件左右，其中存于国内的7件，即河南偃师二里头3件，四川广汉三星堆2件，广汉高骈1件，甘肃天水1件；现存国外的有9件，即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3件，保罗•辛格医生2件，檀香山艺术学院1件，日本MIHO博物馆1件，英国伦敦古董行1件和1999年美国纽约古董市场新出现的1件。[10]16件铜牌饰具体信息和形制如下[11]：
第1件，1981年于偃师二里头遗址Ⅴ区的M4中出土（属于二里头二期偏晚），编号81YLVM4：5，墓中骨架已朽。铜牌饰长14.2厘米，宽9.8厘米，放置于墓主人胸部略偏左。同墓出土铜铃、绿松石管、陶盉、圆陶片、漆鼓、漆觚、漆钵、玉柄形器、玉管等物。[12]
第2件，赛克勒美术馆藏品a，长17.2、宽11.3厘米。
第3件，1984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Ⅵ区的M11中（属于二里头第四期），编号M11：7，墓中骨架已朽。铜牌饰长16.5厘米，宽8-11厘米，放置于墓主人胸前。同墓出土铜铃、铜爵、玉圭、玉刀、玉戚璧、玉管状器、贝类、圆陶片、玉柄形饰、陶爵、陶盉、绿松石、漆盒等物。[13]
第4件，保罗•辛格博士藏品a。[14]
第5件，伦敦埃斯肯纳齐行藏品，长15.5厘米。[15]
第6件，1987年出土偃师二里头遗址Ⅵ区M57中（属于二里头第四期），编号M57：4，墓中骨架已朽。铜牌饰长15.9厘米，宽7.5-8.9厘米，出土时位于墓中东侧中部。同墓出土铜铃、铜爵、铜刀，玉柄形饰、玉铃舌、玉刀、月牙形玉器、玉戈、绿松石珠、陶簋、圆陶片、陶盆、陶罐、陶爵、陶盉、石铲、贝壳及漆觚等物。[16]
（第1件至第6件铜牌饰造型、纹饰见图三。）
第7件，日本MIHO博物馆藏品，长15厘米，宽8.5厘米。[17]
第8件，四川三星堆真武87GSZJ：36，长13.8厘米，宽5.2厘米。
第9件，四川三星堆真武87GSZJ：16，长14厘米，宽4.9厘米（未镶嵌绿松石）。
第10件，檀香山艺术学院藏品，长16.5、宽8.6厘米。
第11件，甘肃天水博物馆藏品，长15、宽10厘米。
第12件，四川广汉三星堆高骈出土，长12.3、宽5厘米。
（第7件至第12件铜牌饰造型、纹饰见图四。）
图四 铜牌饰
第13件，赛克勒美术馆藏品c，长26.6、宽12.2厘米，铜牌饰顶端为圭首形。
第14件，1999年美国纽约新展出的1件，长14.8厘米。
第15件，赛克勒美术馆藏品b，长15.9、宽9.8厘米。
第16件，保罗•辛格藏品b。
（第13件至第16件铜牌饰造型、纹饰见图五。）
图五 铜牌饰
（二）铜牌饰的分类研究
面对如此丰富的铜牌饰，研究者首先是按照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将其进行分类，然后依次判断各类型表达的内容以及各类型间的关系。
王青先生是目前对铜牌饰研究最为系统的学者，他将这16件铜牌饰中的10件分为3型[18]（下文中“第n件”，n指上图中的铜牌饰编号）：
A型，眼上为弯月眉及T形冠，眼下有表现口部的弯弧线。共5件。以眼睛的差异分2亚型：Aa型圆形眼（第1件）。Ab型梭形眼。T形冠较简单，弯月眉细长内卷，绿松石镶成上下走向的辅助纹饰。共4件，分3式：Ⅰ式（第2件）；Ⅱ式（第3、4件）Ⅲ式（第5件）。
B型，弯月眉较宽，眼以下有明显表现鼻和须的纹饰，眉以上为鳞甲纹。绿松石上下嵌于主纹饰内。共2件。以眼睛不同分2亚型：Ba型圆形眼（第6件）。Bb型梭形眼（第7件）。
C型，眼为多层，眼以上也为多层的几何形纹饰。绿松石镶嵌较散乱，或不镶绿松石。共3件。以眼睛的不同分2亚型：Ca型梭形眼。（第15件）；Cb型圆形眼。共2式。Ⅰ式（第8件）；Ⅱ式（第9件）。
朱凤瀚先生按照冠角（铜牌饰上半部分）形式，将铜牌饰分为五种类型（除去三星堆的铜牌饰）：
A型：冠角作四竖列，每列分歧枝（第10件）。抽象的歧枝连成横列，使上半部冠角呈网格状。（第6、7件）
B型：冠角作
形。（第1、14件）。
C型：冠角作
形。（第2、3、4、5、16件）。
D型：冠角作
形。（第13、15件）。
E型：冠角作
形。（第11件）。
日本学者量博满先生将铜牌饰分为四类：[19]
A类——脸面的轮廓由左右相对的两个C字形组成(圆脸)，圆眼。
B类——眼睛的上面有从左右两侧伸出内卷的云纹，兽面似狐狸，梭形眼。
C类——眼睛的上面没有B类中所见内卷云纹。兽面。眼睛为椭圆形或梭形。
D类——重叠图案和简化图案。
叶万松、李德方先生对偃师二里头出土的3件铜牌饰进行了类型学的研究，按眼睛的形式不同分为圆目和臣字目两型，圆目铜牌饰又分为两个亚型。 [20]赵殿增将二里头和三星堆的铜牌饰划分为两个类型，二里头的铜牌饰又可分为满嵌式卷云纹状兽面和分块镶嵌式兽面两个亚型，三星堆的牌饰可分为分块镶嵌式、几何纹镂空式、素面长方牌式三个亚型。[21]另外，陈国梁先生按铜牌饰的整体形状也对其进行了分类。[22]
用类型学的方式对器物进行分类往往是依据它们共有的某一特定为分类标准，不同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就会得到不同的分类结果。由于艺术品不同于一般的器皿，它的艺术特征点较为丰富，所以各位学者的分类模式也就多种多样。分类这种在无序的例子中找规律或规则的活动往往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没有对错之分，究竟哪种分类更科学，要看其对学术研究的推进作用。笔者较为赞同朱凤瀚先生的分类模式，因为它抓住了铜牌饰纹饰结构的最主要特征。
（三）学界对于铜牌饰纹饰意义的研究
对铜牌饰作用和意义的研究是铜牌饰研究的重点，直至当下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目前学界已有多位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下文就对这些观点进行总结，希望能对各位读者更好地认识铜牌饰予以帮助：
李学勤先生是学界最早对铜牌饰展开系统研究的学者，他认为铜牌饰上的兽面均为饕餮面，上部是T形冠或高耸冠。兽面纹所表现的实质是龙，并且是龙山文化和商代饕餮纹中间的链环。[23]
叶万松、李德方先生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3件铜牌饰代表了为“虎龙纹”和“虬龙纹”，并推测兽面牌饰的功能是配饰、神徽和巫具。[24]
赵殿增先生认为铜牌饰是一种精致珍贵的兽面神像，是神圣的信仰、礼仪或宗教专用物品，以兽面纹（饕餮纹，实质上也是龙）作为主题图案，被绑扎悬挂在胸前衣襟处的显要位置。可能是一种神灵的标志或崇拜对象。[25]
杜金鹏先生对比了二里头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龙形器，认为铜牌饰是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夏人崇拜龙的表现。[26]而三星堆的铜牌饰是“夏人亡国后逃难到四川的遗民或其子孙把这种把这种工艺带到了巴蜀，使其得到发展”。[27]
王光尧先生认为铜牌饰所属墓葬的“墓主是佩带饰有‘蚩尤’像青铜质嵌绿松石牌饰、手握青铜铃来执掌天下兵政、以制八方的人物”。[28]
王金秋先生认为铜牌饰是“用以‘明尊卑，别上下’的一种重要礼器”上的兽面纹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先河。[29]
郭伯南先生认为铜牌饰是虎纹护身符。[30]
陆思贤先生认为二里头出土的“狐面纹”牌饰，本于夏代对尾宿星座的观察与交会男女的认知；“熊面纹”牌饰源于黄帝、鲧、禹对北斗星座的星占；“鳞体兽面纹”牌饰，是龙兽合体纹饰。[31]
顾万发先生认为二里头铜牌饰上的兽面纹直接来源于新砦陶器盖上的兽面纹。[32]
叶舒宪先生认为二里头出土的三件铜牌饰分别代表了鸮形神徽（第1件）、熊形神徽（第3件）和虎形神徽（第6件），并通过民族志材料来对同出的铃、柄形器等器物进行解析。另一篇文章中，叶先生结合《周礼》的“熊虎为旗”以及鲧禹神话来解析铜牌饰的意义。[33]
王青先生认为A型圆眼为鸟面，梭形眼为兽面或人面；B型牌饰主要表现龙，两个亚型分别代表雌雄两性；天水铜牌饰则“可能为羌人表现神羊的神徽”[34]，之后王青先生对比了二里头出土的镶嵌龙形器，更倾向于铜牌饰上表现的是龙的形象。[35]2012年，王青先生整合了自己观点，认为铜牌饰可以分为三类：一为夏人表达神祖崇拜的铜牌饰（包括具有夏人自身文化传统，表达的是龙的形象，如第2、3、4、5、16件；具有晋南文化传统，表达鼍崇拜的内容与形象，第6、7件；具有海岱文化传统，表达鸟崇拜及形象，如第1件）。二为古蜀人表达神祖崇拜的铜牌饰（表现虎崇拜的形象，如第8、13、15件；表现鸟崇拜，如第9件）。三为古羌人表达神祖崇拜的铜牌饰（表现羊崇拜的纹样，如第11件）。[36]
总结上述看法，我们看到学界的意见大致如下：一、铜牌饰与宗教信仰相关（可能是巫觋作法的法器，平日还有“别尊卑”的作用）；二、铜牌饰应是系于胸前（因为出土的三件有两件皆在胸部）；三、大多数学者认为兽面表现的是龙（其他尚有虎、熊、狐、鸮、鼍、羊等看法）；四、三星堆的铜牌饰应是由二里头文化传过去的。
可以看到，通过不懈的研究，学界在铜牌饰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也打成了部分共识。但也应看到在这些研究中尚存在部分不规范之处，铜牌饰的研究尚有较大空间。笔者认为对铜牌饰进行系统研究，首先应从铜牌饰的图像结构特征入手，确定兽面之上的部分究竟是“身”还是“角冠”之类，这是讨论其内涵的基础，如果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那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次，应该与同时代或相近时代的动物纹进行比较，而不是主观的判断其兽面究竟像何种动物，比如文献中有关于夏禹化熊传说的记载，那么就将铜牌饰的兽面解读为熊，这种迎合文献的作法不可取。第三，应重视同出器物的考察，在二里头发掘出土的三件铜牌饰墓中，有些固定的器物组合，如铃、柄形器、玉刀（两墓）等物，通过对它们的综合研究必定有助于铜牌饰内涵研究的深入。第四，注重历时性的考察相互关系，目前对于第1件铜牌饰（M4：5），各家都认为它较为特殊，同时它又是属于较早的类型（二期，有学者认为属于三期），那么这件铜牌饰与其他铜牌饰是否具有原型与演变的关系呢？第五，要将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如果我们确定铜牌饰表现的仅是兽面与羽冠，那么其身躯会不会在铜牌饰之外呢？比如下文中的龙形器，如果仅发现头部的情况下，可能会遇到与探索铜牌饰一样的难题。
（四）相关器物
与铜牌饰具有密切关联的器物还有两件，一件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一件是新砦遗址出土的兽面纹陶片。这两件器物对于解析铜牌饰的意义和形式来源均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绿松石龙形器
2002年，在二里头宫殿区内发现了一座二里头二期的贵族墓葬,编号为M3，墓中出土了一件绿松石龙形器（图六，复原图[37]），该器“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合而成，原粘嵌于木、革之类的有机物上……这件龙形器应是被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拥揽状，一件铜铃置于龙身之上，原应放在墓主人手边或系于腕上。”[38]
图六 绿松石龙形器（复原图）
由于这件龙形器由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同墓也出土了铜铃，这两点对铜牌饰的解读有较大的启发，不少学者将铜牌饰与龙形器进行对比，认为铜牌饰表现的也是龙，但究竟铜牌饰只表现了龙头与冠角，还是冠部其实是身躯的表现，这点在学界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笔者较为赞同铜牌饰仅是兽首与冠角的表现这一观点。另外，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的与墓主人的位置关系也耐人寻味，它是“被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拥揽状”，这就与《山海经》中的诸多“操蛇”形象较一致。夏代的首位君王启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被描述为：“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这里，启珥蛇、乘龙（践蛇）、并掌握早期音乐的特征，与该墓中表现的“操蛇”、持铃的形象体现出了观念上的一致性。那么，铜牌饰的意义是否也与“操蛇”相关呢？这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的问题。
2.新砦遗址出土的陶器盖
1999年，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出土了一件兽面纹陶器盖[39]（编号99HXXT1H24:1），纹饰有残缺，有学者尝试对其进行了复原[40]（图七），新密新砦遗址时代略早于二里头，但通过将此兽面与二里头的铜牌饰和龙形器进行比较，能发现较多的共通性，如兽面整体布局、臣字目、面下的獠牙，鼻的形制（基本与龙形器几乎一致）等等。此陶器盖的出现，对探索铜牌饰的形象渊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图七 新砦遗址出土的兽面陶片
在夏代，镶嵌铜牌饰的用途与用法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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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中的蛇（龙）
现在学界大都认同铜牌饰的纹饰内容与龙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通过镶嵌绿松石龙形器那蜿蜒的蛇身，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在二里头文化中，龙就是蛇的神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了诸多蛇的形象，而且这些形象或是突破常理（双首或双身），或是装饰于祭器（透底型器、大陶盆），明显与当时的宗教信仰相关，对这些蛇形象的考察（图八），将有助于深化对铜牌饰的认识。
图八 二里头文化中的蛇（龙）纹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发现：首先，蛇的形象在二里头文化中充满了诡异和违于常理的表现，如双身蛇纹（1）、双首蛇纹（7）；其次，蛇的形象常出现在非一般日常用具的陶器上，如透底器、大陶盆；第三，比较蛇首陶片和铜牌饰上的陶片，我们能发现二者形式、手法、特征都非常相近；第四，陶片上蛇首的菱形额饰（1、7）与保罗•辛格藏品a铜牌饰上的完全一致。通过上述种种线索，我们能发现蛇在二里头文化中非同一般的地位，同时，蛇的形象与铜牌饰也呈现出诸多相似之处。蛇与铜牌饰所体现出的相关性，应是今后铜牌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J]．考古，1986（4）．
[2]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文物出版社，1996．
[3] 北京市玉器厂技术研究组．对商代琢玉工艺的一些初步看法[J]．考古，1976（4）．
[4]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 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782．
[5] 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二十六本，1955．
[6] 叶小燕．我国古代青铜器上的装饰工艺[J]．考古与文物，1983（4）．
[7] 李京华．《偃师二里头》有关铸铜技术的探讨——兼谈报告存在的几点问题[J]．中原文物，2004（3）．
[8] 郑光．二里头遗址与我国早期青铜文明．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191．
[9] 王青．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神徽饰纹的复原研究．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
[10] 王青．国外所藏五件镶嵌铜牌饰的初步认识[J]．华夏考古，2007（1）．
[11] 图像顺序依照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J]．文物，2004（5）；并补充王青．记保罗•辛格医生所藏第二件镶嵌铜牌饰．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7日．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1984（1）．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J]．考古，1986（4）．
[14] Max Loehr， Relics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Collection of Dr. Paul Singer， Arno Press 1976.
[15] 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文物出版社，1995：图一．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1992（4）．
[17] http://miho.or.jp/booth/img-big/00001188.jpg．
[18] 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J]．文物，2004（5）．
[19] 量博满．浅谈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 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180．
[20] 叶万松，李德．偃师二里头遗址兽纹铜牌考识[J]．考古与文物，2001（5）．
[21] 赵殿增．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研究．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2] 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
[23] 李学勤．论二里头文化的婆餐纹铜饰．中国文物报，1991年10月20日．
[24] 叶万松，李德．偃师二里头遗址兽纹铜牌考识[J]．考古与文物，2001（5）．
[25] 赵殿增．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研究．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6] 杜金鹏．中国龙，华夏魂——试论偃师二里头遗址“龙文物”．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 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
[27] 杜金鹏．广汉三星堆出土商代铜牌浅说．中国文物报，1995年4月9日．
[28] 王光尧．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中国文物报，1992年8月9日．
[29] 王金秋．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J]．中原文物，2001（3）．
[30] 郭伯南．镶嵌艺术的起源——虎纹护身符．文物纵横谈．文物出版社，1990：55．
[31] 陆思贤．二里头遗址出土牌饰纹饰解读[J]．中原文物，2003（3）．
[32] 顾万发．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J]．华夏考古，2000（4）．
[33] 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人类学视角——以二里头与三星堆铜铃铜牌的民族志解读为例[J]．文艺研究，2007（9）；叶舒宪．二里头铜牌饰与夏代神话研究——再论第四重证据．民族艺术，2008（4）．
[34] 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J]．文物，2004（5）．
[35] 王青．记保罗•辛格医生所藏第二件镶嵌铜牌饰．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7日．
[36] 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寓意诸问题在研究[J]．东方考古，2012（9）．
[37] 李存信．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的清理与仿制复原[J]．中原文物，2006（4）．
[38]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149．
[39] 顾万发．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J]．华夏考古，2000（4）．
[40] 王青．浅议新砦残器盖纹饰的复原[J]．中原文物，2002（1）．
[41] http://ushimachi.web.fc2.com/newpage63.htm．
[42] 王青．纽约新见两件镶嵌铜牌饰辩伪．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16日．
韩鼎，男，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从事美术考古方向的科研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