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袁安碑

袁安碑，石刻，汉代，全称“汉司徒袁安碑”。碑残高139厘米、宽73厘米、厚21厘米，石灰岩雕刻，1929年在河南偃师县城南辛家村发现。

袁安碑（图一）是一件极为罕见的用篆书写就的汉代墓碑。碑文共10行，满行存15字，内容主要记载袁安的生平，与《后汉书•袁安传》基本相同，但较简约。碑上有圆形碑穿在第五、六行之间，正当碑中，为汉碑之所仅见。由于该碑发现较晚，字口锋颖如新，书法浑厚古茂，雄朴多姿，线条纤细婉转，体态遒劲流畅，飘逸圆融中尽显端庄方正，是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现代书家费声骞评《袁安碑》：“此碑笔画瘦劲，纤而能厚，结体宽博，运笔圆匀，碑字清晰，可供学篆取法善本。”

图一袁安碑拓片

和那时的其他碑刻一样，《袁安碑》是一块没有署上作者姓名的无名氏作品。关于这块碑刻的篆书特色，启功先生曾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价：“字形并不写得滚圆，而把它微微加方，便增加了稳重的效果。这种写法，其实自秦代的刻石，即已透露出来，后来若干篆书的好作品，都具有这种特点。”

由此可知，为了增加稳重的艺术效果，《袁安碑》有着它“微微加方”的个性特征。如“司徒公汝南”等字，除了“公”字偏方以外，其他都以方而偏长为主，这就不仅稳重，而且又着实的有点儿峻拔了。行笔的线条，篆书崇尚“婉通”。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袁安碑》上的哪一个字的哪一笔，都显示了一种曲笔婉畅，直笔流通的美韵。值得注意的是，和以《泰山刻石》、《峄山刻石》为代表的秦篆相比较，在用笔上，汉篆还一变秦篆的圆转整饬为微微带上些提按和方折的味儿，如碑中“汝”字“水”旁中间一笔偏于中上部分的略略提起，“授”字“扌”旁短横和“受”旁“一”的转折变方，就是很明显的几处。

然而不管是字的结体也好，用笔也好，它们终究是统一于整个书法文字造型中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微微加方”的字形加上婉转流畅的线条，显得刚健中含婀娜。而婉转流畅的线条结合“微微加方”的字形，则又于流美中略见挺朗。由于《袁安碑》在线条上做了某些提按、方折的处理，因此就其总的艺术效果来说，笔画圆润，线条流畅，骨力劲拔，柔中带刚，字体方正，结构严整，端庄雍容，稳重朴素，是汉代小篆书法的杰作，在汉代小篆中堪称第一。

《袁安碑》碑文录文如下：

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授《易》孟氏(学)。

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

十一月庚午除给事谒者。五年四月乙(亥)

迁东海阴平长。十年二月辛巳迁东平(任)

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太)

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建)

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仆。元和三年五(月)

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

孝和皇帝，加元服，诏公为宾。永元四年(三)

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

袁安碑的刻立年代，学术界存在一定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袁安碑刻立于永元四年(92年)，提出这种观点的原因，是因为碑末有袁安“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之语，《后汉书》有袁安永元“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的文献记载，文物、文献两相合，这似乎也符合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另一种观点认为，袁安碑并非刻立于永元四年。质疑袁安碑刻立于永元四年的原因，主要是抓住了袁安碑中的一个关键词——孝和皇帝，孝和皇帝是东汉第三个皇帝刘肇的谥号，袁安碑中称“孝和皇帝”，说明此碑刻立时，孝和皇帝已经崩逝了，根据《后汉书•孝和孝觞帝纪》的记载，孝和帝于元兴元年（106年）崩逝。

我国自汉以来，就有写刻碑志的传统，大凡为了歌功颂德、作志纪事和保留古籍、传流书法等，无不刻碑铭志，以流芳后世。因此，碑志的文字涉及面很广，内容十分丰富。譬如有人物传记、有改朝换代、军事战争的记实，有地震、水灾、虫害的实录、有建筑物兴废历史的描述、有政府和民间制定的典章制度、法规守则的录文，还有诗赋名作的刻版等，可以说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丛书。对纂志征事、正经补史均有极为其重要的价值。除此之外，碑志中尤为珍贵的是保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书法作品。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自商周以来书体一直在发展、变化、革新、进步，逐渐形成篆、隶、草、真、行五种书体。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各个时代又有不同的特点，而且历代名家辈出，又有各自的艺术风格。因此，五种书体构成了特点不同，风格纷呈的繁花似锦的局面。年代越久远，留下来的书法真迹越少，就越显得碑志字迹的重要，只有碑志才能系统地反映古代书法艺术的历史面貌。

中国先秦时期，就产生了文字。考古学家论证是在龟甲、兽骨上刻画的甲骨文。因其是用以占卜、预测吉凶祸福，故称“卜辞”。但其已具备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用笔、结构、章法等。殷周时期，铸刻在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即金文又称“钟鼎文”广泛流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1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的汉字书写形式——小篆。小篆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约公元8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所以印章刻制，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

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yuàn）书，就是官书，是一种规范化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据文献记载，秦以前汉字书体并无专门名称，而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的。由于是官书，小篆只适合于隆重的场合，如记功刻石、叔量诏版、兵虎符之类。标准篆书体的体式是排列整齐，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而长，呈现出庄严美丽的风格，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字形修长，而且笔画向下引伸，构成上密下疏的视觉错感，这与自上而下的章法布局也有关系；线条匀称，无论点画长短，笔画均呈粗细划一的状态。这种在力度、速度都很匀平的运笔，给人以纯净简约的美感。加之字体结构日趋简约固定的倾向，小篆书体的章法布局更能形成纵横成行的序性。秦篆有圆笔方笔之别，圆笔以秦刻石为代表，方笔以秦诏版权量为代表，为秦篆之俗体。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如轮廓、笔划、结构等），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阅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角色。除了小篆，包含甲骨文、金文，被统称为中国字的古文字。古文字学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文化、科学技术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秦代灭亡后，秦小篆失去了政治上的强有力支持，很快消退了。

汉人在书写时打破了秦小篆形体的禁锢，增强了书写的自由性，加之汉代是一个恢宏八极、气势雄大的帝国，在文化艺术上能够广取博纳，汉代文字就其整体说，以隶书为主。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篆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产生了自己的特点。这个变化的明显之处就是所谓的“隶变”。

汉代文字中，篆隶的成份常常因书写者和书写时代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的倾向性。作为一个文字的转型期，隶书受篆书的影响很大，同样，汉篆受隶书的影响也很大。由于隶书渐渐成为主流，这个时期的篆字随着时间的推移，隶变的程度越来越大。仅从文字的线条上说，大小篆以圆柔为主，汉篆则以平方正直为主。从美学上说，前者典雅，后者雄浑，各擅其妙。

从汉代篆字本身来看，人们在对小篆严格规范的字形越来越熟悉的同时，对篆书文字的装饰性也有了更多的关注，因此篆字不断出现在日常生活和各种艺术门类中，应用范围扩大，应用的心态也显得比较轻松。在这样的情况下，“随形赋彩”的情况就大大增强了。所谓“形”，就是指文字的载体；所谓“彩”，就是要表现的文字的美。在东汉时期的篆书里面“随形赋彩”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印章，此外还有碑额、镜铭砖瓦等装饰性特强的“美术字”。汉魏之际是秦篆的强弩之末，除用于碑铭篆额和器物款识之外，难得有独立的篆书。

汉代传世篆书碑刻为数甚少，著名的除少室神道阙铭、开母庙石阙铭和祀三公山碑之外，便是袁安碑和袁敞碑这两块碑了。袁安碑为近世所出篆书碑之最完整者，字字锋颖如新，界格完好可见。

袁敞碑（图二），刻于元初四年(117年)，全称“汉司空袁敞碑”，1923年春出土于洛阳，今藏辽宁省博物馆。碑文篆书，碑上下断缺，仅存10行70余字。袁敞碑出土时因已断缺，初不知碑主是谁，立于何年。经马衡先生考证，始定为袁安之子袁敞的墓碑，据《后汉书•安帝纪》载，袁敞卒于元初四年四月，于是刻碑之年亦定。

图二袁敞碑

袁安碑和袁敞碑这两块碑的篆书均为小篆，结体宽博，书法极相近，似出一人之手。其笔画较《泰山刻石》（图三）为细瘦，骨力劲拔而有弹性，运笔圆匀，所存之字笔画皆极清晰，为学篆者取法善本。与秦代小篆相比，其特点如下：

图三秦小篆《泰山刻石》拓片

首先，结构方整取势。由于汉篆来源于小篆，其中有的字形也是长方取势，如第三行的“庚”、“除”、“事”等字。与此不同，有很多字趋于正方形，如第一行的“公”、“汝”、“南”、“阳”、“安”等字。（图四）

图四秦小篆《琅玡台刻石》拓片

其次，笔画向外向上呈拱形。与秦篆相同的是其笔画主要由横竖画与弧形笔画组成，不同点在于，其向外向上的弧度更大。如第二行的“年”、“月”、“午”、“四”字等等。（图五）

图五秦小篆《峄山刻石》

第三，婉而通的笔势。孙过庭《书谱》认为“篆贵婉而通”，《袁安碑》笔势流美，宛转屈曲，深得其意。如全碑中出现多次的“年”、“月”等字可为典型。（图六）

图六秦小篆《会稽刻石》

第四，横画或弧形笔画末尾往往转换笔锋，向下或者向外用笔，形成一个“拖尾”。这种在秦篆里面不可能出现的笔画，出现在汉篆里，一方面说明汉代书法家更加用巧，另一方面说明汉代人即使是书写碑刻也不如秦人那样刻板了。如“月”字的末笔向右下方行笔，第三行的“五”、“正”等字横画末尾向下行笔等等都是非常明显的。与此意味相同，许多字右半部末笔加长，与左半部的收缩形成对比，如第二行的“郎”字末笔下垂，第七行“元”字末笔往右下行笔等等。

第五，章法排列上采取字距、行距相等排列，横竖成行。这种格局形成了整个碑版整齐、工稳的格局。东汉的碑刻，一般都有“穿”，所谓“穿”，就是碑上的圆孔，是安葬时用于安装辘轳的。“穿”常见于碑的上部，也有的在碑的中部。从拓片看来，袁安碑的“穿”在该碑正中。为了避开“穿”的空白，第五、六行刚好空出四个字的位置。虽然有“穿”，并没有打破全篇整齐的格局，这不能说没有书家精密安排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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