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墓碑主要有三种形制，圜首碑、圭形碑和少量的方首碑，圜首碑基本都有穿，圭形碑大多有穿，方首碑很少有穿。

麃孝禹碑（图二），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刻立，通高约1.90米(碑身高约1.32米，埋入土中部分高约0.58米)、宽0.46—0.32米、厚0.26米，圜首长方形，面宽不到体厚的两倍，显得面窄而体厚，通体修长。碑额特别短小，与碑身无明显分界线。碑的正面有朱雀画像和竖线界格，碑文书于两边界格之内，右行刻“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左行刻“平邑成里麃孝禹”，两行共15字。清同治九年（1970年）出土于山东省平邑县，现存山东省博物馆。[9]

图二 麃孝禹碑

袁安碑（图三），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刻立，碑上下皆残，碑残高139厘米、宽73厘米、厚21厘米，石灰岩雕刻，碑穿位于碑身中央碑文的第五、六行之间，碑文为小篆体，共10行，每行存15字，每行各缺1字，共139字。1929年在河南偃师县城南辛家村发现，现存河南博物院。

图三 袁安碑

王孝渊碑（图四），东汉永建三年（128年）刻立，碑高255厘米、上宽91厘米、下宽96厘米、上厚24.5厘米、下厚27.5厘米，上端正中有一长17厘米、宽12厘米、高9厘米的榫头，下端有—长26厘米、宽16厘米凹进的浅窝，由此可见此碑上端应有碑额，下端应有基座。碑身正面、背面及两侧均施以雕刻，正面上半部刻朱雀、男女立像、女人跪坐像，下半刻碑文。碑文为隶书，十三行，除第四行与最末行不满外，其余每行二十二至二十五字不等，共约计三百七十字。1966年在四川郫县出土。[10]

图四 王孝渊碑拓片

景君碑（图五），又称“景君铭”，全称“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刻立，碑高223厘米、宽109厘米、厚19厘米。碑额刻“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12字，篆书，碑文为隶书，17行，每行33字。碑穿在中间八、九、十三行间，在第八字以下，三行每行废2字。原在济宁文庙院内，现存济宁市博物馆。[11]

图五 景君碑

孔谦碑（图六），又名“孔德让碑”、“孔谦碣”，东汉桓帝永兴二年（154年）刻立，高83厘米、宽52厘米、厚22.5厘米，圆首，有穿，穿上有晕，无额字。碑文正文八行，满行十字，隶书。该碑原在孔林，清乾隆时移入孔庙同文门下，1978年移入孔庙东庑，1998年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12]

图六 孔谦碑

孔宙碑（图七），又称“汉泰山都尉孔宙碑”，东汉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刻立，碑高302厘米、宽107厘米、厚24厘米。圆首，有穿，穿上有晕，有额，额题“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篆书，两行，分别位于穿两侧。碑文有题，题为“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碑文14行，满行28字，隶书，记述孔宙生平事迹。碑清初由孔林移入孔庙同文门下，1978年移入东庑，1998年移存汉魏碑刻陈列馆。[13]

图七 孔宙碑

鲜于璜碑（图八），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高242厘米、宽81—83厘米，碑呈圭形，碑首有穿。碑文为隶书，碑阳16行，每行35字，有界格，碑阴15行，每行25字，有界格，共827字，额阳刻篆书10字。1973年天津市武清县兰城村出土，现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14]

图八 鲜于璜碑拓片

墓碑作为人们纪念先人的神圣之物，其形制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范和神圣的寓意，人们不大可能仅仅为了模仿下棺之碑而在墓碑上遗留碑穿，并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在墓碑上刻制碑穿也不是很简单的事，再者象麃孝禹碑等早期的墓碑根本就没有穿，所以认为墓碑的碑穿是下棺之碑碑穿的遗留的说法有点牵强。

袁安碑和袁敞碑的穿的位置和“神主”穿的位置一致，“神主”的形制大多和圭形碑一样为圭形[15]，圭本来就被人们认为是沟通天地神的媒介，因此早期墓碑以及圭形碑的穿所起的作用可能和“神主”的穿的作用相仿，作为逝者的灵魂与天、神等联系的通道。圜首碑由于还被赋予了“天圆地方”的概念[16]，所以圜首碑上的碑穿不仅沿袭早期碑穿的作用，还有了新的寓意。较晚一点的圜首碑，碑穿上移至碑首的下方，穿的上方出现了作为纹饰的晕，圜首碑的圆首象征着天，碑穿象征日、月，而晕纹则象征日月的光环。

总体而言，把墓碑的碑穿作为下棺之碑碑穿的遗留的说法有点牵强，似乎墓碑的碑穿来源于“神主”的穿作为“天人感应”思想的体现这一说法更有道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