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7靳德茂墓出行仪仗俑

2007年5月，焦作市中站区许衡街道办事处东王封村靳家村民在迁移祖坟时，发现了靳德茂墓。市文物工作者立即对其进行了发掘，在长8米、宽6米、深7米的墓道底部，共出土珍贵文物84件（套）。其中3件元代酱釉瓷罐；1套（2）墓碑、志（现存靳德茂墓保护区；80件（套）彩绘人物俑和车马俑，组成了一支庞大壮观的出行仪仗方队。其排列顺序为：两辆轿车居中，轿车为单马驾驭，两车之间有一马俑和一驭马俑，车厢左右两侧为单马和驭马俑；车前为两排仪仗男俑，前排9件，后排7件；车后为两排侍女俑，前排9件，后排8件；左右两侧分纵向两列持物男俑，左侧内列10件，外列9件，右侧内列10件，外列8件。这些陶俑制作精美，彩绘色泽艳丽，人物俑着装端装、华丽，面部风韵，表情生动、活泼，栩栩如生，虽历经700余年，保存比较完整，为研究元代政治、历史、文化、风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1]。

53件彩绘男俑，分别为：扛伞俑4件，背椅俑2件，单手持物俑23件，双手持物俑2件，持巾俑8件，提盆俑2件，叉腰俑1件，提物俑3件，扛物俑4件，提壶俑2件，持拂尘俑1件，持鞭俑1件。

17件彩绘女俑，分别为：捧摇钱树俑2件，捧金元宝俑2件，捧酒坛俑1件，捧蒙巾盒俑1件，捧黑盒俑2件，捧杯俑1件，捧红盒俑1件，捧瓶俑2件，捧书卷俑1件，捧红礼包俑1件，捧金盒俑2件，捧炉俑1件。

彩绘陶马俑6件；彩绘蒙古族驭马俑、汉族驭马俑、蒙古包顶车马俑、汉式车马俑等。

图1 蒙古族驭马俑

这组出行仪仗方队，有70个身份不同的人物俑、1个蒙古族驭马俑、1个汉族驭马俑、6个动物马俑和1辆蒙古式、1辆汉式车马俑组成。人物塑造生动逼真、比例匀称，有的活泼饱满，有的端庄肃穆，具有很强的写实感；陶马姿态各异、形神兼备；整个队伍人物俑、驭马俑、车马俑、马俑排列组合主次分明，疏朗有致，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又和谐统一的生活出行场景，充分展示了元代陶工高超的智慧和精湛的艺术塑造才能。

靳德茂墓出土的出行仪仗俑，是有确切纪年的元代墓葬，与之一同出土的还有1套（2件）墓碑（志）。

墓碑：青石质，长方形，高96厘米，宽54厘米，楷书，阴刻“大元故嘉议大夫怀孟路总管靳公墓”。

墓志：青石质，长方形，长90厘米，宽55厘米，楷书，阴刻，16行，满行34字，合计349字，全文如下：公讳德茂，字子安，其先河内县王封人。父讳汝辑，有名于医。母韩氏。公以大安庚午二月已卯生于故里。公自幼勉学，后潜心于医，复以为业，岁甲寅，今上潜邸，征为尚药太医。大驾渡江有扈从之劳，上即位，寰眷益厚，擢升太医院副使，出入禁闼三十余年，前后活人不可胜计。至元辛巳，公以年老乞致仕，至于再三，得遂所请。上念藩邸之旧进阶嘉议大夫、怀孟路总管以优宠焉。公促装而归，徜徉里社十有余年。至元壬辰冬十一月壬子，薨于正寝，享年八十有三。小敛大敛皆遵古制。夫人秦氏，先公而亡。有子四人：长曰起，知威州。次曰植，继为太医。次曰荣，卫辉路总管。次曰常，睢州判官。侧室生女二人：长适高氏，次适韩氏。孙男十四人，俱以读书为务。孙女四人，重孙男一人，女一人。以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于河内县清期上乡王封里之新阡。夫人秦氏附焉，礼也。公之行，实不及备记，姑志其大略云。

至元壬辰冬十二月怀孟路学正王九思志。

孝孙端友再拜书。^[2]

从志文上可知其一生：靳德茂，字子安，河内县王封村（今焦作市中站区东王封村）人。生于大安庚午年，即公元1210年，死于至元壬辰年，即公元1292年，享年83岁。从小子承父业，钻研医学；甲寅年，即公元1254年，被元世祖忽必烈征召为尚药太医，之后提升为太医院副使，至元辛巳年，即公元1281年退职，被朝廷封赏为嘉仪大夫，怀孟路总管，荣归故里，直至终老。

据《元史》卷88《百官志》：“太医院，秩正二品，掌医事，制奉御药物，领各属医职。中统元年（1260年），置宣差，提点太医院事，给银印。至元二十年（1283年），改为尚医监，秩正四品。二十二年（1285年），复为太医院，给银印，置提点四员，院使、副使、判官各二员。大德五年（1301年）升正二品，设官十六员；十一年（1307年），增院使二员。皇庆元年（1312年），增院使二员；二年（1313年），增院使一员。至治二年（1322年），定置院使一十二员，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佥院二员，从三品；同佥二员，正四品；院判二员，正五品；经历二员，从七品；都事二员，从七品；照磨兼承发架阁库一员，正八品；令使八人，译使二人，知印二人，通事二人，宣使七人。”^[3]

据《元史·百官》记载：“诸路总管府，至元初置。二十年定十万户之上者，为上路；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当冲要者，虽不及十万户，亦为上路。上路秩正三品。······下路秩从三品。”但从“公促装而归，徜徉里社十有余年”及当时怀孟路管辖范围不足十万户且其退职已年过七旬来看，靳德茂当时的嘉议大夫（元代文散官阶）、怀孟路总管应为虚职，是政府对他的褒奖和荣誉称号。墓志载：靳德茂出入禁闼三十余年。从1254年被召为尚药太医，至1281年退职荣归故里，不满三十年，不是墓志记载有误，而并非确指。但也说明靳德茂当朝为官时间长，传播汉文化的同时，也深受蒙古文化的影响，从其墓中出土的出行仪仗俑就可以看出：这些陶俑是典型的蒙汉二元文化特征的有机结合。

从出土陶俑的装束来看，彩绘男俑：多为头戴黑色圆帽，帽顶打一软结于双耳后，垂于双肩。内着右衽衣，外着黑色（白色）方领开襟窄袖短袍。下着白色褶状短裙和黑色（红色）围护。腰束革带，足蹬白色长筒靴。彩绘女俑：多为额上有一花饰，黑色发髻垂于脑后，中间有一个红色发卡，双耳佩戴圆形耳饰。短颈削肩，内着红领白（红）袖内衣（或窄袖衫），外着白色开领半臂衣，下着红（白）色曳地长裙，微露白色尖头鞋。蒙古族驭马俑：头戴无檐宝珠顶软盔，双辫搭肩。上穿绿色右衽半臂小衣，胸前系软结后垂于两边，腰系红色围护，下着白色褶状宽短裙。足蹬翻沿短靴。汉族驭马俑：头戴黑色圆帽，帽顶打一软结垂于双耳后至双肩，内着右衽衣，外着白色方领开襟窄袖短袍；下着白色褶状短裙和红色围护，腰束革带，足蹬白色长筒靴。面、颈等处皆涂粉彩。

从出土陶俑的相貌、着装和修饰来看，既有代表汉族文化的陶俑，如17件女俑：额前花饰，挽发髻于脑后，面、颈等涂粉彩，唇涂朱红色，佩戴圆形而饰；面颊丰韵，端庄秀丽，仪态大方。又有代表蒙古族文化的陶俑，如蒙古族驭马俑、车顶带有蒙古包形制的车马俑等。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汉、蒙结合的陶俑形象，如53件男俑：头戴黑色圆帽，帽顶打一软结置于双耳后，垂于双肩；高鼻、大耳、大眼，络腮胡子；内着右衽衣，外着方领开襟窄袖短袍，下着短裙和围护，腰束革带，足蹬长筒靴。是典型的汉、蒙民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结果。

图2 持巾男俑、扛伞男俑、捧摇钱树女俑、背椅男俑（从左至右）

蒙古族人在入关之前，服饰基本上没有太严格的定式。冬戴帽，夏戴笠，披发椎髻。其皮帽、皮袄、皮靴等多用貂鼠、羊皮制成，这与其“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有极大的关系。直到元英宗1321年，参照汉族朝祭服饰制度，结合蒙古族服饰元素，制定了天子和百官服饰：上衣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衣，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也称“一色衣”）。《元史·舆服志》记载：天子质孙，冬之服，凡十有一等；夏之服，凡十有五等。百官质孙，冬之服，凡九等；夏之服，凡十有四等。

这组出行仪仗俑的制作方式，是采用模制和捏塑相结合的方法。陶俑的主要部分是模制，配饰和其他部分用手捏塑，然后组合在一起，这是汉唐陶俑制作以模制为主要技法的继承和发展。施彩手法为：先在陶俑通体施白色底粉，然后在其主要部位施粉彩，再用毛笔在人物脸部、手部、脚部等处画出细节，在女俑鞋头点红彩，在马俑僵绳上、女俑手捧的元宝、宝瓶等涂金粉，出土至今，色泽依然鲜丽。

陶器是随着史前人类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而出现的，而陶俑的出现至迟在商代已开始，并且是作为陪葬品应运而生的，是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愚昧时代用活人为主人殉葬逐渐被取消的一种特殊的替代品，是人性自然升华的一种标志，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

陶俑以人物俑和动物俑为主。人物俑分男俑和女俑，其中有奴仆俑、伎乐俑、天王俑、仪仗俑、武士俑、文吏俑等等；动物俑有鸡、马、狗、猪等家禽、家畜类，也有狮、虎、骆驼俑等。陶俑作为替代品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墓葬随葬器物的种类，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表现，陶俑随葬在秦汉至隋唐时期盛行，在众多的考古发掘中，从出土的陶俑来看，无论是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还是数量、质量等各个方面，陕西临潼秦始皇陵秦俑坑出土的兵马俑堪称首屈一指，最为壮观。秦俑制作运用塑、捏、堆、贴、刻、画等技法相结合，把人物俑、动物俑的造型特征，揉合于艺术形象，奠定了中国陶俑制作的基本规范。

汉代，丧葬崇尚“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习俗，厚葬之风盛行，陶俑随葬种类增多：既有侍俑、乐舞俑、杂技俑、胡奴俑、镇墓俑，也有各种动物俑；这一时期，焦作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发达。这从大量汉墓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在众多的随葬器物里，以造型宏大、古朴，制作规整，装饰华美，彩绘丰富的陶仓楼最具代表性，数量超过百余座，其中更以多层及连阁式陶仓楼为代表，集储粮、居住、防御为一体，是汉代庄园经济的真实写照，是汉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缩影，也是汉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伴随着陶仓楼出土的还有许多陶俑，多为墓主人、背粮俑、抬粮俑、奴仆俑及狗、鸡、鸭等动物俑，也有杂技俑、舞蹈俑、镇墓俑等，说明汉代陶塑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隋唐王朝以宽广的胸怀、开阔的思路、兼收并蓄的气度，吸纳外来文化，创造了盛世文明。《旧唐书·舆服志》：“······王宫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煽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这里的“偶人”指的就是“俑人”，随葬的陶俑不但数量、种类繁多，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组合和特色，而且在造型、制作、彩绘艺术上精美绝伦，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由于王公贵族官僚的相互竞攀，所使用的陪葬明器的数量、品种、规格，都大大超过了官府规定的标准。盛唐时期，唐三彩的盛行，极大丰富了陶塑产品，彰显了唐代社会的开放和创造精神。唐俑承继了秦俑的写实、汉俑的写意，将写实与写意完美地结合起来，既重视作品的整体效果，又注重把握作品的神韵，从中折射出唐人的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

元代为蒙古族人所统治，因民族的差异，蒙古族本身并不用陶俑随葬，元代的典章制度中也没有陶俑随葬的规定，随葬陶俑只在汉人和少数契丹人墓葬中出现。元代墓葬发现较少，随葬陶俑就更少，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纸质明器非常流行，逐步取代了陶俑；另一方面也因为蒙古人流行墓葬深埋。元代陶俑多为黑陶、灰陶，其陶质坚硬细腻，从已知的材料来看：四川华阳元墓出土陶俑10件^[4]；西安玉祥门外元墓出土陶俑15件^[5]；西安南郊曲江池西村的元京兆总管府奏差提领经历段继荣夫妇合葬墓出土陶男女俑、马共32件；西安曲村的耶律世昌夫妇合葬墓出土包括陶俑在内陶质明器95件；户县秦渡贺氏墓出土陶俑82件^[6]。而河南元代墓葬出土随葬陶俑的也不多，洛阳文物二队在洛阳道北发掘了一座元延祐四年墓葬，出土陶女俑2件、武士俑1件、陶马2件^[7]。从为数不多的元代墓葬出土陶俑来比较，当以焦作靳德茂出土的排列有序的大型仪仗方队俑为最具代表性，其中彩绘驭马俑参加了2010年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展”，这是该馆继2004年举办“走向盛唐”展览后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以中国艺术为主题的展览，也是汇聚全球各地的元代艺术精品的一次划时代展览，之后又在内蒙古博物院参加了归国回报展。

宋金元时期，随葬陶俑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镶嵌于仿木结构砖室墓壁的杂剧、散乐、表演民间社火节目的雕砖俑与壁画、二十四孝人物故事相伴出现。此种杂剧、散乐雕砖在中原一带比较盛行，始于北宋，盛于金，元代仍很流行，它是继汉代百戏、唐参军戏逐渐演变而来，它集唱、念、做、打并综合各种技艺，奠定了中国戏曲艺术的基本形态，这个时期，焦作也正处于这一区域。1982年温县前东南王村宋墓，在墓室东北面嵌有两幅画像砖，左边一幅是由六人组演奏乐器的散乐图，右边一幅是五人侍女庖厨图；西北面嵌着五个杂剧人物^[8]。1991年温县西关宋墓，出土了10块杂剧散乐人物雕砖^[9]。2007年，河南焦作小尚宋冀闰壁画墓，壁画有“侍女劳作图”、“庖厨图”“饮酒图”等八幅^[10]。2011年焦东墓地宋代二十四孝壁画墓。1973年修武史平陵出土的金代人物画像石棺。右侧棺板为杂剧表演场面，共12人；左侧棺板为行孝故事^[11]。1973年焦作王封乡王庄邹复画像石墓，画像石所刻内容包括散乐图、温酒图、侍奉图、祭祀图、孝行故事图等^[12]。1975年，武陟县小董金墓，在其西北壁和东北壁各有一幅人物雕砖组成的画面^[13]。1978年在焦作市中站区老万庄金代壁画墓，2号墓出土一件彩绘木棺，左侧绘“刺马盗血图”、“鱼精闹书馆”，右侧绘“狩猎射獐图”、“执剑降妖图”，木棺现存于焦作市博物馆^[14]。1987年，焦作马作村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2号墓，出土了蔡顺拾葚救母、赵孝宗舍己救兄等行孝雕砖故事。1989年焦作电厂金墓，墓室正面北壁中央镶嵌有刘殷哀泣得粟、郭巨埋儿奉母、江革行佣孝母等行孝故事^[15]。1992年，修武大位村金墓，出土的砖雕俑分男女侍俑和杂剧俑两大类^[16]。焦作元代许衎墓，1964年发掘出土男女彩绘陶俑41件，现藏河南博物院。1978年对该墓进行了再次发掘，发掘了许衎墓志（现藏焦作市博物馆）和戏剧雕砖俑，随之改变了对墓葬年代的判断^[17]。1973年发掘的西冯封元代雕砖墓，共出土杂剧、乐舞等雕砖俑26件，现藏河南博物院^[18]。宋金元时期，焦作地区大量的雕砖俑的出土，不但是随葬陶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陶塑艺术的补充和升华；而且更重要的是杂剧雕砖俑，再现了这一时期杂剧和民间文艺表演的真实情景，为研究古代戏曲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焦作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

关于出行仪仗俑及兵马俑

秦始皇兵马俑：到目前为至，秦始皇兵马俑三个俑坑共出土武士俑近8000件，战车100辆，战马100匹，随着发掘的继续，兵马俑数量还会大大增加。 2、杨家湾兵马俑：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骑兵俑583件，步兵俑1800多件，另有文官俑、乐舞俑、杂役俑100多件，计2548件，再现了汉初军阵形式，显示出汉初国力的强势。 3、汉阳陵陶俑方阵：出土了10万件陶俑、陶制器皿、陶塑动物。其排列整齐，气势宏大，再现了“文景之治”的盛景。 4、徐州狮子山汉兵马俑：距今2100年的狮子山兵马俑群，有4000多件陶俑组成。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国军队的整体建制，不仅对研究汉代雕塑艺术有极高的价值，而且对研究汉代社会生活、丧葬制度、军事制度都具有重要价值。

甘肃武威铜车马仪仗俑：1999年，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马仪仗俑队：由38匹铜马、1头铜牛、1辆斧车、4辆轺车、3辆辇车、2辆小车、3辆大车、1辆牛车、17个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28个奴婢俑组成，既反映了汉代群体铜雕的的杰出成就，又彰显了汉代强大的国力。 6、北魏彩绘游行仪仗俑：2005年洛阳博物馆征集，118件，包括13件瓷器、杨机墓志、杨机夫人梁氏墓志及石器3件，其余为陶器和陶俑。这组游行仪仗方阵，不仅为我们研究洛阳北魏晚期丧葬礼仪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还能让我们从中了解到北魏时期的服饰、乐舞、军事武装等。

西安十六国陶俑仪仗队：2011年，西安洪庆街道办事处王村一座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40多件文物，其中，色彩鲜艳、形态逼真的陶俑仪仗队，意义重大。仪仗队由一具彩绘具装铠马俑、一具鞍马俑、5件白衣铠甲俑、5件黑色铠甲俑、两具骑马鼓吹仪仗俑、黑衣男立俑、十字髻女侍俑、女坐乐俑组成，为研究十六国时期的丧葬习俗和社会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8、山东博物馆明代鲁王仪仗俑队：该仪仗方队是由第一代鲁王朱檀墓出土的397件木俑、16匹马俑、2辂车俑组成的，再现了鲁王出行的壮观场面和威严气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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