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越窑青釉四系划花背壶

越窑青釉四系划花背壶，瓷质盛器，唐代，通高19厘米，口径3.5～4.7厘米，腹径13～15厘米，底径9.4厘米，1985年河南省三门峡市出土，1997年4月入藏河南博物院。

越窑青釉四系划花背壶是唐代越窑的产品，其窑址在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一带。此地曾是东周时期越国属地，唐代为越州，宋代更名为绍兴府。商周时期，浙东地区出现了印文硬陶和原始青瓷。原始青瓷成为成熟瓷器的滥觞，使得浙东地区首先有条件完成原始瓷器向成熟瓷器的转变。嗣后，陶瓷生产从未间断。

唐代越窑制瓷业因受社会饮茶风俗与瓷器外销等因素的影响而蓬勃发展，成为南方瓷业之翘楚，与北方邢窑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据1998年以前考古资料统计，唐代绍兴地区的上虞窑址有28处，宁波地区东钱湖3处，慈溪上林湖66处。五代北宋窑址，上虞42处，东钱湖30余处，上林湖猛增到100余处[2]。国内外市场的大量需求极大的刺激着越窑制瓷业的发展，窑址遍地的资料统计可使我们窥见一斑。唐代越窑崇尚柔和优美的造型，温润如玉的质感，美如湖山的釉色，尤其是“秘色瓷”备受文人青睐，被“土贡”为皇族宫廷用瓷与礼佛供物；唐中后期追仿金银器皿，奢华时尚。五代吴越钱氏统治时期，越窑发展进入全盛，为巩固割据政权，钱氏一方面频繁向中原皇室“特供”数以万计秘色瓷以尽忠顺；另一方面则极力扩大外销以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所制“秘色瓷”穷工极巧，精美绝伦。吴越归宋后，越窑制瓷业开始从巅峰向下滑坡，至北宋晚期，终因北方诸窑兴起并参与“朝贡”，以及朝廷另立官窑等诸多原因而迅速衰落。南宋初期，越窑因宫廷定烧曾一度复兴，但也仅仅是昙花一现。

明嘉靖《余姚县志•物产》载“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晚唐时，慈溪县上林湖属明州辖区，五代时才划入余姚县。）慈溪上林湖区域成为唐代的“瓷都”，唐代在此设立“贡窑”，宋代又“置官监窑”。1977年，在上林湖吴家溪窑边唐墓中，出土一件墓志罐（浙江省博物馆藏），志文中有“中和五年岁在乙巳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这件实物出土不仅证明了贡窑的存在，同时点名了贡窑所在的方位。

越窑作为唐代著名的青瓷窑，其青瓷制品在国内有着相当大的市场，遗址和墓葬中的出土物就是最好的例证。墓葬中出土最多的首推浙江地区，其他如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内蒙古、安徽等地也有出土。从出土越窑青瓷制品看，有确切纪年的为多，这表明在唐五代及宋时期，越窑瓷器已经运销大江南北，近的以江浙地区为最多，南到广东、福建，北到山西、河北、内蒙古，西到陕西、新疆。销售地域之广，品种之多，质量之精，为其他窑口所不及。

陶瓷之路，是陶瓷器经过陆路和水路的外销路线。陆路是指古老的“丝绸之路”，丝绸古道亦输出陶瓷。越窑瓷器输往江北、崤函山区、关中盆地，由岐山向西北贯穿甘肃、新疆，在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南麓的巴楚脱孜沙来古城遗址、伊朗东北部的内沙布尔、德黑兰南部的赖伊都有越窑瓷器的发现，可见丝绸之路西端和沿线人们对越窑瓷器的钟情。

越窑瓷器水路外销路线则是由明州（宁波）、广州港口城市经海路运往东亚、东北亚，或经马来半岛，再经过印度洋，抵达波斯湾，到达地中海沿线各国。

唐、五代、北宋时期，明州港是越窑瓷器输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的主要港口之一。唐代扬州地处大运河及长江入海口的交汇处，是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是闻名遐迩的国际贸易都市，聚集着来自大食（今阿拉伯）、波斯（今伊朗）等地的商人。考古资料显示，在扬州城内遗址、唐墓和官河两岸等地出土了10万余件全国各地众多窑口的陶瓷残片，其中包括越窑青瓷。扬州是唐代全国最大的陶瓷贸易集散中心和外销港口。（图四）

图四越窑海上陶瓷之路示意图

越窑瓷器不仅得到皇室贵族、文人雅士的青睐，也满足了寻常百姓的实用之需。在地域上，不仅在国内非常普及，而且通过丝绸古道及海上陶瓷之路远销东亚、南亚、非洲等地，足见其在唐代生产、国内的传播以及外销的盛况。

陶瓷器的装饰手法有两种，一种以釉色装饰，一种以纹饰装饰。唐代越窑尽力提高釉色本身的装饰效果，仅釉的色泽美就充分美化了瓷器。现我们通过欣赏几件不同器型的越窑瓷器，体会越窑瓷器青釉之色。

1936年，在浙江省绍兴唐户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夫人墓发现的越窑青瓷注子（图五），器物高14.2厘米，口径6.1厘米，底径7.4厘米，故宫博物院藏。该器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透黄，釉汁莹润，表面布满细碎纹片。

图五越窑青瓷注子

故宫博物院藏唐代越窑青瓷唾盂（图六），器物高9.8厘米，口径16.3厘米，底径8.2厘米，通体施青釉，釉色表面不甚晶莹，青中略带淡淡的黄色，釉面有冰裂纹开片。

图六越窑青瓷唾盂

1985年，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联合村出土的唐代越窑青瓷镂空熏炉（图七），器物高9.5厘米，口径9.2厘米，底径13厘米，现藏于三门县博物馆。器物通体施釉，釉色青中略泛黄褐色。

图七越窑青瓷镂空熏炉

1975年，浙江省宁波市和义路唐码头遗址出土的唐代越窑青瓷荷叶形带托茶盏（图八），通高6.6厘米，口径11.8厘米，底径6.6厘米。该器釉色青黄莹润，厚重亮丽。

图八越窑青瓷荷叶形带托茶盏

1987年，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越窑秘色瓷八棱净水瓶（图九），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器物通高21.5厘米，口径2.2厘米，底径8厘米，现藏法门寺博物馆。器物上部釉色浅淡，下部釉色渐浓，青绿色的釉面，如薄冰覆湖，薄亮透澈，宁静而恬淡。

图九越窑秘色瓷八棱净水瓶

以上不同器形的唐代越窑瓷器，基本上涵盖了越窑烧造瓷器的两种青釉之色：前四件青中闪黄，越窑秘色瓷八棱净水瓶的釉色青中泛绿。

典型的越窑青釉瓷器的釉色以清澈的青绿色为上。晚唐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咏赞“秘色越器”诗句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千峰翠色”即指青绿基调，而晚唐诗人许浑则以“越甄秋水澄”来表达自己对越窑瓷器青釉的理解，秋水青绿闪亮，清澈见底。茶圣陆羽曾把越窑青釉瓷器和邢窑白釉瓷器做过比较：“邢窑类银，越窑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窑类雪，则越窑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窑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以上，无论是青山，或是绿水，都是围绕着越窑青釉瓷器青青的釉色而言。与上述越窑瓷器相比，河南博物院藏的这件越窑青釉四系划花背壶器形更为复杂，但施釉却厚薄恰当、均匀；烧制中火候掌握得更为科学，釉色更为青翠，未出现因火候问题而产生的釉色流动与病灶变化。其釉色青翠，釉质细润，釉层油润，清澈闪亮，尽现越窑釉色之美，堪称越窑青釉瓷器的极品之作。

其次，再来看不同时期、甚至不同材质的仿皮囊式造型的器物之用。

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环仿皮囊银壶（图十），器物通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壁厚0.12厘米，重549克，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该器采用北方游牧民族携带的皮囊式造型，壶身为扁圆形，上方一端开有竖筒状小口，壶盖帽为锤揲成型的覆莲瓣，顶中心铆有一个银环，环内套接了一条长14厘米的银链和提梁相连，壶肩部焊接着一端有三朵花瓣的弓状提梁。在壶身两侧模压出两匹相互对应、奋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银壶通体抛光，舞马、壶盖、弓形提梁和同心结处均鎏金。造型、纹饰都独具匠心。

图十鎏金舞马衔环仿皮囊银壶

辽宁省博物馆藏邢窑白瓷皮囊壶（图十一），晚唐到五代，器物通高17厘米，口径2.9厘米，腹径15.1～15.3厘米。该器通体施白釉，壶身呈扁圆形，皮囊式腹部上窄下宽，顶端一侧有一短直小流，中间有一曲柄，另一侧饰一曲尾。皮囊的转折处饰有凸起的褶线纹，中间亦饰凸线一道。

图十一邢窑白瓷皮囊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辽代褐釉皮囊壶（图十二），器物通高24.4厘米，口径4.5厘米。壶身通体施褐釉，釉层均匀细致。壶为扁身双孔式，犹如以皮页连缀而成。壶口宝珠钮盖，只有一侧肩，肩中部下凹，两边凸起大小两个四方块，上饰卷草纹，中各有圆孔，便于穿绳携带。壶身侧连缀处有摹仿真皮囊壶缝合的针脚线，腹部两面刻划极简洁的花草纹，清新别致。

图十二褐釉皮囊壶

以上三件器物与越窑青釉四系划花背壶的造型相似。鎏金舞马衔环仿皮囊银壶的壶身为扁圆形，亦是巧妙的借鉴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壶制作而成。邢窑白瓷皮囊壶壶身亦为扁圆形，远远望去就是一个白色皮质水囊。及辽代的褐釉皮囊壶，上部有双孔，壶体犹如两片皮页连缀而成。皮革的自然褶皱，壶身侧面连缀处模仿真皮皮囊壶缝合的针脚线，都惟妙惟肖。仿皮囊式的器物独特的造形，盛放液体后重心偏下，又因其器口小而口沿完全高出器身，兼或有链、提梁与盖相连，或有穿钮以便穿系，说明此中器形的器物应为行旅中盛水或酒等液体用的盛器。器物的造型源于生活的需要，这就是生活实用具与陈设类供人鉴赏的器物的根本区别，生活的需要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是器物存在的理由和活着的灵魂。

总之，通过同一时期不同器型的器物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越窑青瓷划花四系背壶的釉色之美。青青的釉色给人们美好的视觉欣赏；仿皮囊的形制，左右肩下两对穿钮的设计则方便人们的背负携带。总之，若说银质皮囊壶、辽代的皮囊壶似粗犷豪放的男子；越窑仿皮囊的背壶，则是温柔秀气的南方女子，虽有北方凌厉的风霜雨雪，也淹没不了它的优雅恬静，尤其是沉静内敛的青釉，更像南方多雨迷蒙的湖山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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