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德曜墓志，石质，唐代，高宽均为77、厚15厘米。1988年初河南省洛阳市龙门镇魏湾村北出土。现藏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郑德曜墓志，唐开元二十八年（740）。1988年初由农民取土时发现于洛阳市龙门镇魏湾村北约200米处的黄土崖头上。根据朱亮、赵振华先生的现场勘察情况：“可见土洞室残痕，未见其他遗物”^[1]。墓志系青灰色碳酸岩质地，方形。志盖边长80、厚12厘米，盝顶，其上篆书“唐故荥阳郡夫人郑氏墓志铭”3行12字。志石高宽均77、厚15厘米。志石周边与志盖四杀均阴刻蔓草花纹及动物纹样。志文隶书凡30行，满行38字，计1086字，墓志首行题“唐故荥阳郡夫人郑氏墓志铭并序”，墓志系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卢僎撰文、汉阳沙门湛然书丹。（图1）

墓主郑氏，号德曜，不见于史籍记载。据志文可知，郑氏夫人生于高宗开耀元年（681），卒于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享年60岁。关于郑氏之夫，志文并未述其名讳，但可以根据志文结合史传资料加以推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范阳卢氏中有后魏镇西将军卢昶之六世孙从愿，谥号曰“文” ^[2]。且据《旧唐书》卷一百载有“卢从愿，相州临漳人，后魏度支尚书昶六代孙也。有范阳徙家焉，世为山东诸姓。……累迁中书舍人。睿宗践祚，拜吏部侍郎”；开元十一年（724），“拜工部尚书，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令东都留守，十三年从升泰山，又加金紫光禄大夫”；开元二十年（732）“以老抗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尚书，听致仕，给全禄。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余，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文”^[3]。史传所述卢从愿的代次、历官、谥号及卒年等均与志文中的“固安文公”相契合，由此可以断定郑德曜墓志中所述的郑德曜之夫、固安公便为于两《唐书》所传^[4]的卢从愿。

固安，古县名，隋初称范阳，开皇六年（586）改为固安县，隶属幽州涿郡^[5]。唐武德七年（684）改涿县置^[6]，治所在今河北涿县东北。除卢从愿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范阳卢氏家族亦有封为“固安懿侯”“固安县侯”者^[7]，应与卢氏的族出地有关。据两《唐书》卢从愿本传记载，卢从愿（668-737），字子龚，卢氏原为范阳人，至卢从愿时其家族已经从范阳迁至临漳（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临漳亦为三国时曹魏所都邺城，故郑氏墓志志文中有“及廿有五年，文公违代，容车返葬，往来邺洛”，即卢从愿卒于临漳之后，归葬于洛阳之意。卢从愿历官中宗、睿宗、玄宗三朝，颇得声名。玄宗朝宰相卢怀慎致仕时曾留有遗言，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四人，称“卢从愿清贞谨慎，理识周密，始终若一，朝野共知，简要之才，不可多得。并明时重器，圣代良臣。……望垂矜录，渐加进用”^[8]，卢从愿的声望可见一斑。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卢从愿有三子“缵，王屋令；谕，比部员外郎；允，给事中”^[9]。其中三子卢允，《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称其官“给事中”^[10]。据《旧唐书·金梁凤传》记载，李揆任宰相时曾“擢允为吏部郎中”^[11]。郑德曜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比李揆任相早近二十年，故志文所述“陕司仓”之职应是卢允早年的官职。此外，据《郑德曜墓志》，卢从愿与郑氏育有四子，除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还有一子卢衡，历官“都水丞”。

《新唐书·卢从愿传》载开元十八年（730）（《旧唐书》载为开元十六年），“（卢从愿）复为东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论输籴于官取利多，贬绛州刺史，迁太子宾客”^[12]。《册府元龟》卷九百二十五载“卢从愿为刑部尚书，坐子起居郎谕粜米入官有剰利，为宪司所纠，出为绛州刺史”^[13]。结合《郑德曜墓志》可知，《新唐书》中的“起居郎论”应指卢从愿之子卢谕，因“谕”与“论”古体相近所误。

墓志撰者卢僎，《新唐书》卷二百载“卢僎，吏部尚书从愿三从父也。自闻喜尉为学士，终吏部员外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其与卢从愿同辈，志文为卢僎本人所撰，所述个人身份为“固安文公三从弟”，故墓志的可信度要高于文献，故可判定《新唐书》所载卢僎为“从愿三从父”的说法有失讹夺。卢僎著有《卢公家范》一卷，《全唐诗》收其诗十四首。

墓志的书者为汉阳沙门湛然。唐代有两位同时期且皆工于书法的的僧人湛然，据朱亮、赵振华先生考证，书于开元二十八年（740）的《郑德曜墓志》应“为汉阳地方或汉阳寺之沙门”湛然居于洛阳时创作，而非天台宗九祖、世居荆溪（今江苏宜兴）、出家于天宝七年（748）的名僧湛然所为^[14]。汉阳湛然的生平事迹史籍中绝少见到，从《郑德曜墓志》可以看出，湛然书法精妙，唐吕总《续书评》言：“湛然真行书，（萧）子云之后，难与比肩。”^[15]明陶宗仪《书史会要》曰：湛然书“师钟繇，工真行，比见衡岳碑，亦无愧色。”^[16]《郑德曜墓志》隶书方劲端秀，结体严整，波磔俊朗，字迹舒婉雅致，是典型的唐隶书风。墓志中字形多变，别构字繁多且运用灵活，显示出书者独到的匠心与高超的功力。

根据志文可知，志主郑德曜为“隋中书侍郎道念之五代孙、皇朝祠部郎中从简之仲子”，郑道念不见于史籍。郑从简，据《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载，郑从简曾任“祠部郎中”一职，其姓名便题刻于祠中郎官石柱上^[17]，与志文相契合，证实了郑从简的历官情况。《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另载郑从简曾任左司员外郎、度支郎中等职^[18]，可进一步明晰郑从简的仕宦履历。

志主郑德曜不仅出身名门、适配良臣，而且晓知诗礼、德行端肃，志文称“始文公掌选，迄于归老，其间辅佐君子，求审贤才。俾嘉谋发於朝延，故事留於台阁。增岳益峻，实有相焉”，郑德曜在公务上悉心辅助其夫卢从愿，堪称卢氏的贤内助。“景云初，文公擢中书舍人，制封荥阳县君；寻以升吏部侍郎，进号为郡；又以升工部尚书，加封郡夫人。文公名器日崇，夫人车服加等”，表现出夫贵妻荣、琴瑟和谐之貌。

墓志文与传世文献相比勘，不仅证实了志主之夫及撰者的身份，而且补、证了两唐书等史籍记载的阙误。墓志书法承汉魏遗绪，端正而秀雅多变，对探究唐隶的发展演变多有助益。

《郑德曜墓志》录文如下：

（志盖）唐故荥/阳郡夫/人郑氏/墓志铭

（志文）唐故荥阳郡夫人郑氏墓志铭并序/

固安文公三从弟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僎撰，汉阳沙门湛然书/

礼崇冢宰，故天官操邦理之权；诗首河洲，故国风发玉化之本。粤惟才膺元老，审衡镜而熙帝载；德/备小君，体沉潜而正家道。叶成世范，齐厚人伦，实在我固安文公与荥阳夫人者矣。夫人则故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赠益州大都督、上柱国、固安县开国公谥曰文、范阳卢府君之夫人。姓郑氏，讳/ 字 号德曜，则隋中书侍郎道念之五代孙、 皇朝祠部郎中从简之仲子也。鼎业横於百代，/盛门推於四海。酆镐周京，浸文武成康之泽；河济郑国，树公侯伯子之风。命卿则台衮连踪，锡土则/山河继业。谈经汉后，孔安国之精微；不拜单于，苏子卿之节概。代济休烈，洎于祠郎。章奏无对，神仙/有光。夫人门庆授灵，地气钟秀。言容礼法之则，贞淑贤明之姿，纂组服勤之工，出入待傅之矩，罔资/师教，率由天作。年甫二十，嫔于文公。齐懿氏之适陈，犹仲子之归鲁。出门逮事，入庙执恭。能延 /皇姑之慈，无违宗妇之道。闺闱肃穆，苹藻馨香。神保是享，福应如答。景云初，文公擢中书舍人， /制封荥阳县君；寻以升吏部侍郎，进号为郡；又以升工部尚书，加封郡夫人。文公名器日崇，夫人车/服加等。高堂增陛，长戟垂髦。翟衣与紫绶交晖，鱼轩与朱轮接轫。钟鼎在刊，不近耳目之华；衣服加/身，无忘浣濯之俭。鉴照图史，精求大乘，率性自契於昔贤，摄心以证於今学。初夫人独有庶兄，孑然/嗣世。言念宗国，若喻包桑。乃崇推毂之恩，以致代耕之禄。故能获守前祀，无废旧勋。又尝读《诗》至《蓼/莪》一章，乃歔欷三复，永思报德之大，是有终身之忧尔。其宽和仁恕，孝慈端肃。懿风袭於闺门，融心/睦於娣姒。婚姻以叙，冠四海之华族；子孙其昌，膺万邦之?选。故得芝兰积地，冠盖盈门。咸资内训/所成，实赖宜家之范。兄可以高居正寝，作配宗公，蕃衍六姻，熏华百代者矣。始文公掌选，迄于归老，/其间辅佐君子，求审贤才。俾嘉谋发於朝延，故事留於台阁。增岳益峻，实有相焉。及廿有五年，文公/违代，容车返葬，往来邺洛，庀器者家宰，归赗者国卿。诸子衔恤而不言，夫人以义而制事。皆丰约中/度，哀荣有典。於戏，偕老无阙於成仁，饰终不求乎越礼。有令德也，有令德也夫。享龄六十，开元之廿/有八年秋九月戊戌，薨于洛师□□里第。呜呼哀哉，即以其冬十一月壬寅，权殡于河南县伊川乡/龙门山西灵塔之右，从 遗□也。有子四人：长曰缵，故王屋令。次曰谕，比部郎。次曰允，陕司仓。曰/衡，都水丞。并其识清明，其器宏达。早编才子之籍，雅有前人之风。可以知文公积善之灵，可以貌夫/人徙家之训矣。哀哀孺慕，永泣血於寒泉。区区斯文，敢铭德於鼎石。呜呼铭曰：/

自周作郑，封贤继圣。丹书缁衣，吐曜联晖。代济其美，王室彼依。庆灵毕集，清华是归。盛业钟粹，至柔/降和。邦媛秀出，淑问逾多。□□君子，象服峨峨。动成礼法，仪若山河。文公典选，令胤记言。从夫以子，/处贵而奠。板舆春御，祍席冬温。众姻贺容，侯色趍门。远慕周姜，不矜宋子。采苹叶训，鹊巢均美。志敦/素约，器捐华侈。行必中绳，言思可纪。世道方与，生涯忽度。时丧母仪，朝怜孺慕。高堂象设兮如在，大/梦杳冥兮无寤。寒郊晚兮□没，霜坟孤兮月驻。阙塞中断兮伊川东注，于嗟夫人兮此焉封树。

　　　

　　　

　　　

随着唐代佛教世俗化的趋势增强，许多官宦之家的妇女也笃信佛教，郑氏墓志的发现为探索唐代女性的佛教信仰问题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根据志文，郑氏夫人曾皈心佛乘，不仅生前“鉴照图史，精求大乘”，而且卒后“权殡于河南县伊川乡龙门山西灵塔之右，从遗□也”。此外，郑氏墓志由汉阳高僧湛然书丹，更反映出志主对佛法的崇信。

关于郑氏崇佛的缘由，墓志文并无明确的交代，本文仅据志文内容做以简单推测。志文称“初夫人独有庶兄，孑然嗣世。言念宗国，若喻包桑。乃崇推毂之恩，以致代耕之禄。故能获守前祀，无废旧勋。又尝读《诗》至《蓼莪》一章，乃歔欷三复，永思报德之大，是有终身之忧尔”，可知郑氏仅有一庶兄，且郑氏本荥阳郡人，远嫁于临漳，丈夫卢氏卒后“往来邺洛”，所以生出远离故乡、忧思父母之情。《诗经》中的《蓼莪》一章表达了游子因远离家乡而无法侍奉父母终老的忧思与痛极之情，《毛诗序》称此诗“孝子不得终养尔”^[19]。志文称郑氏在读到《蓼莪》时万分感伤，当为感慨无法侍奉父母之情。而隋唐时期的佛教受到儒家孝亲观念的影响，宣扬持戒为孝，由此推测郑氏皈心佛门可能是为父母修福、弥补无法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而持斋念佛的。类似情况在唐代墓志中并不少见，如武周时期，瀛洲文安县令王府君妻薛氏，君姑“尝不豫甚，医药莫能瘳。夫人亲洁至诚，深祈景佑，七月七夜诵《妙法莲花经》，君姑所苦，应时康复”^[20]。

出身官宦之家的郑氏，因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皈依佛门之后，潜心诵读，并研治佛典。志文称郑氏“鉴照图史，精求大乘，率性自契於昔贤，摄心以证於今学”，礼佛方式不仅是诵读佛经，还有栖心禅寂、精于研考之意味，已经与一般草野之民有很大差异。此外，从志文可以看出，郑氏为在家修行，崇佛还对郑氏的居家生活产生了影响。盛唐时期物质文化极为发达，贵族妇女的生活多极尽侈靡，但崇信佛法的女性生活却非常简朴。严耀中先生认为，唐代妇女多受菩萨戒，她们“严格地将戒律约束这自己的家庭生活”^[21]。志文载“钟鼎在刊，不近耳目之华；衣服加身，无忘浣濯之俭”，可见郑氏生活之朴素。唐代墓志中还有许多关于妇女持戒礼佛的记载，如禹城县令李府君夫人崔上真“常绝荤辛，持般若经，诵陀罗尼咒”^[22]，周氏“虽在其家，恒修梵行，褧衣除锦，礼服无罗”^[23]等，这些都表现出崇信佛教对女性生活状态的影响。

郑氏崇佛对其丧葬观念也产生了影响。佛教追求“涅槃”，追求灵魂不灭，轻今世而重来生，故有些信佛妇女拒绝与丈夫合葬。从墓志文可知，郑氏夫人之夫卢从愿卒后葬于洛阳，郑氏则在卒殁之后由其后嗣依照其生前遗训权殡于龙门山西灵塔之右，并未依照传统的“伉俪之道，义期同穴”^[24]的礼法与其夫卢氏合葬，而选择了夫妇分葬的埋葬方式。唐代墓志中所反映出的妇女选择单独埋葬的现象并不少见，如王美畅夫人长孙氏“以为合葬非古，何必同坟，乃遗令于洛州合宫县界龙门山寺侧为空以安神埏”，李氏在贞元四年去世时也是“沟而不袝，遵理命也，从释教也”^[25]。

　　　

唐代书学鼎盛，唐隶在秉承汉隶的基础上，又多有创新，在书法史上有“隶书之兴”之称。关于唐隶的发展演变，柯昌泅先生在《语石异同评》中说：“唐人分书，明皇以前，石经旧法也，盖其体方势峻。明皇以后，帝之新法也，体博而势逸。韩蔡诸人，承用新法，各自成家。”^[26]唐代隶书大体以玄宗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前期隶书不受重视，多沿袭魏晋南北朝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书体面貌；后期随着善隶者人数的增多，古隶之风逐渐受到推崇。而唐代墓志的发现为探究唐代隶书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切实可信的资料。

唐玄宗以前的隶书，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的似正似隶、古朴方整的遗风。以初唐书法名家欧阳询（557-641）为例，欧阳询的隶书取法魏晋，融险峻之气于笔锋，形成初唐隶书的独特风格。观其隶书代表作《大唐宗圣观记》（图2），字体紧密雄茂、左右分展、奇正平稳、端妍沉实，亦带有东汉蔡邕《熹平石经》的风格（图3）。总体来看，欧阳询隶书既秉承了魏晋质朴之遗绪，受楷书影响强烈，笔力劲拔，又富于神采，代表了过渡时期的唐隶风貌。

之后，由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大力倡导，隶书出现仿古之潮。柯昌泗曾说“明皇宸翰，变方正为宽博，当时八分书体一新。唐初分书，承北朝用方体。明皇变以扁体，海内靡然从之，韩梁史蔡，其体大同，所云唐隶也。”^[27]刻立于开元二十八年（740）的《郑德曜墓志》的书法属于玄宗书体新变后的风格，与唐玄宗《纪泰山铭》（图4）所表现出的“婉缛雄逸”“有飞动之势”^[28]的书体面貌相一致：结体扁方，左右分展，横笔波磔，呈现出“蚕头燕尾”的典型隶书状态。所不同的是，《纪泰山铭》笔画密集，丰厚腴美；而《郑德曜墓志》笔画粗细分明，笔锋饱满，波磔明朗，将隶书运笔的顿挫发挥得淋漓尽致，更显闲媚潇洒。　　　

图2 欧阳询《大唐宗盛观记》（局部）

图3 蔡邕《熹平石经》（局部）

图4 唐玄宗《纪泰山铭》（局部）

汉阳沙门湛然工书，兼善真、隶，除《郑德曜墓志》外，根据已刊布的资料，另有《卢公李夫人墓志》《秦晙墓志》《郑炅墓志》等数方署名洛阳“沙门湛然”书丹的墓志。《卢公李夫人墓志》，首行题“长河宰卢公李夫人墓志文”，刻于天宝元年（742），出土于河南偃师，现藏偃师商城博物馆（图5）；《秦晙墓志》，首行题“大唐故吉州司马秦府君墓志铭并序”，刻于天宝元年（742），现藏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图6）；《郑炅墓志》，首行题“唐故睢阳郡谷熟县丞郑府君墓志铭并序”，刻于天宝十三年（754），出土于洛阳偃师，现藏偃师商城博物馆^[29]（图7）。

这三方墓志的刻立时间与《郑德曜墓志》相近，却不同于《郑德曜墓志》。此三方墓志书体均为楷书，相较于隶书，楷书更能体现出书丹者的书体风貌。总体来看，三方墓志字体结体方正，舒展外放，笔法遒雅，粗细对比鲜明仍是其显著特点，体现出其师承曹魏著名书法家钟繇书体（图8）的特色。湛然楷书的短横上扬、竖笔外曲及撇捺推送有力等特点与《郑德曜墓志》的隶书书体特征相一致，且因楷书字体更显锋芒，三方楷书墓志更能体现出湛然书法的洒脱峻逸之风韵。

图5 唐《卢公李夫人墓志》

图6 唐《秦晙墓志》

图7 唐《郑炅墓志》

图8 钟繇《贺德表》

　　　

　　　

唐代的“中原望族”荥阳郑氏

郑姓在我国源远流长，其中荥阳是郑姓最为著名的郡望。《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对郑氏的族源做了概要性说明。荥阳郑氏的先祖可追溯至周宣王分封的郑国，春秋末郑国灭亡后，郑国王公子弟迁往他地，“以国为氏”，形成郑氏之姓，并以故地荥阳为郡望。东汉时期郑氏一族在荥阳迅速发展，跻身望族。北朝时期荥阳郑氏累世簪缨，逐渐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并称为中原四大望族。

进入唐代，荥阳郑氏仍享盛望。据史料记载，荥阳郑氏在唐朝二百多年的统治时间内官至宰相的就有9位之多，官达尚书、侍郎、节度使等的人数更多，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原望族”。

唐德宗以前，两《唐书》中列有传记的荥阳郑氏族人有郑善果、郑元璹、郑虔等人。荥阳郑氏真正活跃于中唐之后，此时期荥阳郑氏著名人物迭出，其代表是北祖二房（小白）、南祖四房（郑季?）和荥阳郑少邻一支。唐代中后期郑氏家族的迅速崛起与唐代科举制的推行有紧密联系。高宗之后，进士科在高级官员选拔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高门士族仅凭门荫已经无法维持世代冠冕的局面，而注重经学的传统士族如荥阳郑氏便以科举为契机，发挥优长，逐渐践履高位。唐代荥阳郑氏族人或勤政于朝唐，或立功于远塞，或敦于儒经，或工于丹青，为唐代的政治文化生活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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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隶书发展史上，唐代和清代皆为复兴汉隶的重要时期，你知道唐隶与汉隶和清隶的区别吗？

 

        常乐，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唐宋考古方向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