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5郑国祭祀编钟

郑国是春秋以来兴盛起来的诸侯国之一，曾以“郑声”闻名于世，新郑郑国祭祀遗址青铜乐器的发现，以1996年底至1998年10月郑韩故城东城西南部原中国银行考古工地发掘最为宏大，陆续出土窖藏编钟9组，数量共计206枚。（图一）这一批编钟各组的形制基本一致、铸造规范，制作产生的时代也较为集中。钟悬规则一致，为二十件钮钟和四件镈钟的编列组合。对于研究春秋郑国一带编钟的制作、音乐性能和礼乐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图一郑国祭祀遗址编钟出土现场

图二郑国祭祀遗址T595:1编钟数据 ^[1]

编钟的详情以T595K1所出的一组编钟为例。编钟共24件。其中1- 4号为镈，A1-A10为A组纽钟，B1- B10为B组纽钟。

镈（图三）4件，造型及纹饰基木一致。形制均为合瓦形、钟口及舞部平齐，钮为龙首凸字形，钲部素面，乳钉状钟枚36个分布于钟腔面，篆部饰变形的云雷纹、鼓部饰对称的回首龙纹。于口有较宽而薄的内唇，自唇沿向唇根部逐渐加厚，断面呈锐三角形。其上多作调音锉磨，两正鼓、两铣角内的锉磨更为明显。

图三镈（T595K1：1）及纹饰拓本

钮钟（图四）20件，分为A、B两组，各10件。A组纽钟造型及纹饰基木一致。钟体较厚实、呈合瓦形。平舞，于口弧曲较大。环纽略呈方形，纽体多呈扁圆柱形，上饰绳纹。腔体两而均有36枚，枚作螺旋形。舞、篆饰云纹，鼓部饰三角纹和云纹。四侧鼓内有低平音梁各1条。于口有三棱状内唇，其上多作调音锉磨，两正鼓、两铣角内的锉磨较甚。B组纽钟形制基木同第一组，纹饰略有区别。在钟的正鼓部纹饰中增加了团蛇纹，作为正鼓音的敲击点标志。方环形素纽，大部分钟都有音梁设施。^[2]

图四钮钟（T595K1：A2）及纹饰拓本

乐器是音乐发展、流变的主要物质载体，它负载和体现着中国音乐发展的脉络和丰富的信息。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走向变革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人们逐渐从传统礼乐制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始创造更加关乎人本身和追求思想精神的音乐。青铜乐钟作为贵族礼乐制度的重要承载物，其功用和内涵，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延展。随着近些年来音乐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特别是东周时期众多不同形制、不同编列方式的青铜乐钟群的发现，正在改写中国先秦音乐的历史。而对这些编钟功能和演奏的复原研究，也支撑起中国先秦音乐音响的重构空间。随着新郑音乐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结合有关中原东周时期古代文献记载，为我们深入探寻中原区域古代音乐的发展脉络指明了路径。

新郑祭祀遗址所出土的编钟共9组206件，在此之前，新郑已出土过类似于此的编钟2组，分别为新郑金城路编钟一组（编号：93ZHⅡJ2：1～24）和新郑城市信用社编钟一组（编号：92ZHⅡJ8：1～24）。经过测音可知，每组编钟额音域超过三个八度，具备完整的七声音阶结构，音律和谐，音色动听，能够演奏丰富多变的调式和旋律，较此前的西周乐钟在音阶排列上有明显的进步。

图五新郑郑国祭祀遗址编钟测音数据表^[3]

图六新郑编钟演奏复原图

图七新郑编钟演奏姿势

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春秋中期郑国编钟，都是4件镈钟与20件钮钟的结合，上层钮钟用于演奏旋律，而下层镈钟则可演奏低音和声。通过测音数据以及我们对所做复制件的演奏和研究可知，其中高音区用于演奏旋律的两排钮钟，突破了西周以来“角、徵、羽、宫”四声主要骨干音的传统，其音列设计已经是七声齐备。音乐性能较之前世有重大的提升，这批编钟的悬挂方式、音位编列、演奏方法，音阶的排列密度带来了演奏丰富旋律、急促多变节奏的可能性，因而就带来了郑国音乐的全新风格。为寻觅湮灭已久之“郑声”的乐律特征和风格，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图八）

图八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郑风乐曲演奏

中国上古音乐中，特别是以青铜乐钟为主奏乐器的庙堂雅乐，构成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主体。金声玉振、钟鼓齐鸣的煌煌穆穆是属于中国古代雅乐的独特声响。河南出土的青铜乐器种类齐全、形制典范、所展现出来的发展序列也比较齐全，规模大小各异。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铜铃是中国最早的青铜乐器；商代出土的青铜乐器最多的是三件或五件成组的编铙，编铙在安阳殷墟、商王畿之地的温县小南张商代墓葬、一直到商末周初的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都有出土。经过对原件的测音和复原研究得知，这一时期编铙组合出现了较明显的音律、音程关系；其后西周时期出现和发展起来的编钟，应是从商铙基础上演化而来。西周青铜乐钟为中国先秦编钟音乐奠定了基础，并在东周时期走上了发展的高峰。青铜编钟是中国音乐史上浓墨重彩的礼乐重器。东周时期出土的编钟，形制稳定、制作精良，组合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特别是春秋中期，在黄河流域的郑国和卫国，先后出土了多组镈钟和钮钟结合的编钟组合，例如河南辉县琉璃阁墓地甲墓、60号墓、新郑郑公大墓，以及山东、山西等地的东周墓葬中都有镈钟和钮钟组合的编钟群出土，镈和钮组合的青铜乐钟成为黄河流域典型的编钟组合方式。而其中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所出土的编钟，更是以数量众多、音阶完备、性能高超而震惊世人。

新郑市位于郑州市南部，地处颍河中上游，历史遗存众多，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与韩国先后建都之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三百九十多年，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至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韩国在此建都一百四十五年。此地区出土青铜器及青铜乐钟数量众多，新郑市范围内出土还有属于春秋中期偏晚的郑公大墓的青铜编钟组群。

1923年河南省新郑李家楼出土郑公大墓春秋编钟，是镈钟与甬钟的组合，“编钟出土后即被分散，共有23件，其中特镈4件，甬钟19件（图十），今河南博物院藏镈1件、甬钟6件；今国家博物馆藏镈1件；台北历史博物馆藏镈1件；余不知去向”^[4]这件镈的形制较大，通高93.5厘米、铣长66厘米重105.8千克，能发两个音三度关系，分别为正鼓F+31、侧鼓B-31；^[5]舞上有五条夔龙组成的钮设计精妙，36个卷曲龙纹枚分饰各处，整体布局及枚数、篆部、钲部等处与新郑祭祀遗址所出图的镈大致相似。郑国编钟的组合方式可以从上述新郑出土编钟中找到发展轨迹。

图九新郑李家楼特镈

图十新郑李家楼编钟推测全景

此外，新郑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旧藏镈钟一件（图十一），舞部上有凸形方环状钮，舞部饰有平雕蟠虺纹、正鼓部为卷曲盘绕的蟠虺纹，钲边和篆部交界处阴刻框边，漩涡状枚36个与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所出的镈钟（图十二）时代特征和形制上均极为相似。

图十一新郑旧藏镈钟

图十二新郑祭祀遗址镈与新郑旧藏镈对比

（从左至右祭祀遗址镈、T595K1：1镈、旧藏镈）

图十三新郑祭祀遗址镈与新郑旧藏镈细部对比

（从上至下为祭祀遗址镈、T595K1：1镈、旧藏镈）

形制尺寸对比如下：单位：厘米、千克

通过数据不难看出，此两枚镈的各项数据非常相似，应为一系列的青铜乐器，也存在着关系更近的可能性，是否有此类更多组的编钟尚不可知。可见新郑地区此类青铜乐器的数量之多，一个方面反映当时的音乐水品和普及程度，这一时期此地区民族民间音乐的流行和发展不是无缘无故的。

新郑市旧藏钮钟（图十四），一组18件，各9组成编。钮为长方形，舞部素面、无枚、钟面饰阴线螺旋纹。与新张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钮钟在编列形式方面略有相似。

图十四新郑旧藏钮钟

1979年，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国墓地的10号墓出土编钟一组，其中镈钟8件、钮钟9件，编列组合也是镈钟与钮钟的组合。

淅川下寺10号墓出土的“”镈钟（图十五），一组8件，春秋，钲部均铸有铭文，铭文相同，行款各异。舞上有两条夔龙相对的钮，篆间有螺旋形枚36个，舞部及篆带饰蟠螭纹，正鼓部饰夔龙纹。“”钟9件，形制花纹与同墓“黑敢”镈基本形似，为钮钟，舞上有梯形环钮，应与“”镈为成套使用的编钟。^[6]

图十五 “”镈钟一组

河南省洛阳解放路编钟（图十六），一组22件。分镈钟和纽钟，其中镈钟4件，形式相同，大小次第，鼓部纹饰可分为兽面纹和双凤纹。作钮钟半环形钮，钮呈双蛇相对衔菱形珠。篆间饰蟠璃纹，上下篆间蟠璃纹相互颠倒。钮钟18件，分为两式，其中Ⅰ式7件，为有枚钟。制作相对粗糙，梯形长方纽，平素舞，合瓦体，于口上拱，少数铣微内敛。Ⅱ式11件。大小不一，亦制作粗糙，所饰纹饰皆为阴纹。器形基本同I式，惟枚用双同心圆代替。征间饰简化兽面纹，篆间饰两条对角的三角形云雷纹，鼓部饰两只相对的简化凤鸟纹。^[7]

图十六洛阳解放路出土的战国编钟

此套编钟，所见为4件镈和11件的组合，和新郑祭祀遗址的钟悬编列组合形式有着很多的相同。洛阳解放路战国陪葬坑出土编钟虽然不是实用器而是陪葬的明器，时代是战国中晚期，但可以见出自春秋中期以来的郑国编钟组合形式，一直影响到战国中晚期的东周王室所在地。在大的地域范围内，音乐形态和风格的相互影响及礼乐形制的流变，是否存在着相互的作用，尚需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了解。

新郑编钟群的络绎出土，更直观地告诉世人，郑国的音乐水平和这里的人们对音乐炽热的喜爱，千里中原八面乐风。透过这王室礼乐重器我们仿若聆听到那金声玉振的华彩乐章，通过对这些古老乐器的认识，藉以了解到优美的音乐华丽优美而生动鲜明的存在、发展并随着民族的血液一起延续、弘扬。

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青铜乐钟编列风格，一直影响中原列国青铜编钟组合试的发展。新郑东周祭祀遗址出土青铜编钟的基本组合编列是4件镈钟为一组，应多用于音乐的低音和声部分，有点像管弦乐队的BASS的作用；钮钟20件分为两组悬挂，音阶进行分列，有利于演奏旋律。编列组合设计合理，不但兼顾音区之间的和谐，同时上层旋律钟的排列和组合，对于编钟演奏节奏稍快的旋律及旋宫转调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新郑郑公大墓春秋编钟，也是镈钟与甬钟的组合，共有23件，其中特镈4件，甬钟19件；豫南固始侯古堆春秋墓、信阳长台关楚国贵族墓葬、叶县许公墓地等、叶县旧县4号墓，以及新近出土的南阳彭伯墓中，都有这种镈钮的编钟组合群体存在，淅川下寺10号墓的“黑敢”镈钟、钮钟，都反映出中原编钟在形制和组合方式上对楚文化的影响。

叶县旧县4号墓出土编钟一组，总数为37件，其规模、数量仅次于曾侯乙编钟。

以两组甬钟、一组钮钟和两组不同风格的编镈组成一个庞大的青铜乐钟群，这种组合编列形式，是前所未见的。这种编列组合形式与本文所述郑国编钟的组合方式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一定的区别。另外，淅川下2号墓出土了一组26件甬钟是春秋时期形制最完美、音域最宽广、保存最完好的一套“王孙诰”编钟，之后战国初年的随州曾侯乙编钟达到了东周编钟组合辉煌的顶峰。洛阳解放路编钟，所见为4件镈和11件的组合，和新郑祭祀遗址的钟悬编列组合形式有着很多的相同。洛阳解放路战国陪葬坑出土编钟虽然不是实用器而是陪葬的明器，时代是战国中晚期，但可以见出自春秋中期以来的郑国编钟组合形式，一直影响到战国中晚期的东周王室所在地。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编钟的编列组合乃至音乐形态和风格的相互影响，存在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些有趣的问题尚需今后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郑卫之音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礼记•乐记》

郑、卫都是春秋时代的诸侯国。郑卫之音，其实就是郑国、卫国的民间音乐，因与统治者所宣倡的儒家雅乐形成对峙，故被称为“乱世之音”、“靡靡之音”。诗经所收录的郑风、卫风之民间歌曲多达31篇，其风格清新、节奏鲜明而欢快。其表现的思想内容也多以男欢女爱、士女欢唱、民风歌谣、市井风情为主。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代新音乐的代表，是人们思想不断解放、追求生活和关注自我的一种精神载体。是中国音乐史上出现最早的流行音乐、民间音乐的代表。其音乐风格、反映的思想内涵、追求的音乐精神，是中国音乐不断从为统治者恩主所用的功能性礼乐不断向娱己、寄情的方向解放、发展。在推动中国音乐的多样化、丰富化和民族民间音乐的独立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编钟这类青铜重器，一直以来都是王室重器，郑国祭祀遗址及新郑地区大量的青铜乐钟及其他音乐文物的出现，足以说明此一地区较高的音乐发展水平和普及程度，它与“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民间音乐的发展之间应该的存在着很大的关联，但此方面的课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探讨，进而去了解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神秘而华丽和面貌。

注释：

[1] 王子初．新郑东周祭祀遗址1－4号坑编钟的音乐学研究[J]．文物，2005（10）．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9）．

[3] 王子初等．测音报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

[4] 许敬参．编钟编磬说．河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九期，民国二十六年

[5] 王子初，赵世刚．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大象出版社，1996（12）．

[6] 李宏．华夏遗韵——中原古代音乐文物．大象出版社，2010（12）．

[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解放路战国陪葬坑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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